中山文化艺术中心郑君里塑像

《乌鸦与麻雀》剧照

　　郑君里在中山市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与吕文成、萧友梅和阮玲玉并称“艺坛四杰”，他们四人的巨型雕像即坐落于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内，雕像气势宏伟，引人瞩目。

　　中山市三乡镇平南村的田堡，原是电影艺术家郑君里的故乡。记者来到三乡镇采访，得知前不久这里开办了一所君里学校，君里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知道郑君里上世纪30年代就是名演员，曾有过“电影候补皇帝”的美誉，导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著名电影。他们以郑君里为荣。

　　郑君里于1911年出生于上海，上世纪30年代，郑君里夫妇曾经回过三乡故里，并在故居摆席宴请村人。半个世纪后，郑君里夫人黄晨携儿子第二次回到故居。如今平南村田堡二街16号，曾是郑君里故居所在地，郑君里的老屋原是约30多平方米的单层瓦房，1992年老屋被拆除建成现在的三层楼房。

　　 醉心于表演艺术

　　郑君里自小在上海长大。他的父母是广东中山人，他父亲在虹口天通庵路摆水果摊为生，那里是广东人的聚居地。郑君里6岁入学读私塾，曾在广肇义学和岭南中学受过教育。

　　郑君里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文艺。1928年，他从岭南中学辍学，考进可以免费读书的南国艺术学院。南国艺院是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创办，塞克、陈白尘、金焰、吴作人等都毕业于这个学院。郑君里的艺术生涯从表演开始，田汉是他的启蒙老师。上学时，他就在几部戏里跑龙套，比如《推销员之死》、《娜拉》等，他还曾主演过话剧《大雷雨》。在明星电影公司，他和阮玲玉分别是男、女一号演员。当时电影界有这样的说法：金焰是电影皇帝，郑君里是电影老虎。

　　1930年，郑君里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被选为执行委员，并起草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同时，他还加入摩登剧社、大道剧社，演出《乞丐与国王》、《血衣》、《乱钟》等剧。1932年，郑君里进入联华公司，出演了《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著名影片。郑君里在银幕和舞台上，以形体动作洒脱自如，善于把握角色内在情绪，富于艺术魅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被戏称为“电影候补皇帝”。

　　 改行做导演

　　抗战爆发后，郑君里任上海救亡演剧三队队长。1940年，他在重庆加入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影片部主任，历时两年，赴西北、西南地区拍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该片讲述少数民族抗战史，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当时王洛宾被郑君里选为群众演员，跟随摄制组到青海湖边海北草原，拍摄藏族同胞抗日活动。在那里，王洛宾遇到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卓玛，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正是为卓玛写的。

　　郑君里改行做导演，算是激流勇退。他一直对自己的表演不满意，又觉得自己是广东人，国语说得不够标准。1945年抗战胜利后，郑君里回到上海，在昆仑电影公司工作，任编导委员会委员。昆仑是有共产党背景的文艺团体，其作品气魄宏大，忠于现实，《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其代表作之一。

　　《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1947年出品，是由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导演的。但在影片拍摄时，蔡楚生正患肺病，郑君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每天晚上他都跑到蔡楚生家里，商量第二天的拍摄。这部片子的剪辑也由郑君里完成。因此蔡楚生说：“没有君里，就没有我的电影。”这部电影虽是郑君里的电影导演学步之作，却已显露出他作为导演的非凡禀赋，为他日后独立执导影片做好了准备。

　　翌年，他参加了电影剧本《乌鸦与麻雀》的集体创作，并单独执导该片。据说《乌鸦与麻雀》的剧本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当时郑君里与赵丹、陈鲤庭、陈白尘等人一起吃饭聊天，大家兴趣盎然，便说要出一个剧本，由陈白尘执笔，郑君里导演。这部影片的创作最终跨越了两个时代，它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感，在人物刻画、场面调度、镜头处理，以至细节运用等方面，都体现出郑君里对电影的深刻理解和表现能力。影片于1957年荣获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影片一等奖。郑君里凭借此片当之无愧进入中国第一流导演之列。

　　 电影理论家

　　1941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四川成立，其电化教育专修科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当时郑君里受聘在该校任教，讲授电影表演。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还有史东山、焦菊隐、柯灵、许幸之、戴爱莲、盛家伦及梁实秋等人。学生中著名的有汪岁寒、林斤澜、李雨农等。

　　郑君里是明星出身的老师，很受同学崇拜，他与同学关系也十分亲密。郑君里讲课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但偶尔也夹杂着广东口音，有同学向他指出，他会风趣地自我解嘲：“艺术语言的力量还应以情取胜嘛！”他讲课的教材，是自己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他相信自己的学生会成为中国第一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

　　郑君里翻译整理“斯坦尼体系”是中国电影界的佳话。郑君里很早就辍学，英语基本靠自学，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都是俄文。他就找来一本英俄互译字典，通过英文来译俄语。他是在战火中搞电影学术研究的，这就是他所说的笨鸟先飞，这也为他后来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建树铺平了道路。

　　1942年，郑君里开始撰写《角色的诞生》，这是中国表演理论的最早著作之一，但是由于战时生活不稳定，他不可能集中时间写作，这部作品直到1946年才完成。郑君里还写过《世界电影艺术史》，这部书把苏俄电影也融合在世界电影中，这是郑君里对电影理论的重要贡献。

　　 困惑中的奋进

　　1949年后，郑君里很快创作了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

　　《武训传》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的，郑君里是该厂艺术委员会成员，该片也是他极力推动拍摄的。《武训传》遭批判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郑君里感觉难辞其咎。为了批判《武训传》，郑君里奉江青等人之命拍摄了《宋景诗》。宋景诗也是山东人，是一个不安分的草莽英雄。该片中宋景诗是当时电影局副局长崔嵬亲自扮演的。但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后还是没通过审查。

　　郑君里此后两部作品非常成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负罪感”。其中一部是《聂耳》，这个作品郑君里驾轻就熟，因为他与聂耳本人很熟悉。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5位职员首唱，郑君里是其中之一。另一部作品就是家喻户晓的《林则徐》。这两部作品都由赵丹主演。林则徐被清廷发配到新疆伊犁，影片最初结尾是赵丹演的林则徐牵着马，越走越高，越走越远，然后回眸一望。郑君里想借此体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思，但周恩来看后认为这个结尾不够昂扬。他读到过一首写平英团的七言诗，写一个大雨滂沱之夜，广州三元里人民抗击英殖民者，使他们大败而退。周恩来指示就照这个情节来设计结尾。这部片子是1958年拍的，要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时间紧、费用紧，最后还是照着这个意思改了，结尾还有秦怡扮演的渔家女上了战场。《聂耳》和《林则徐》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评价，也给郑君里赢得了巨大声誉。

　　 艺术家之死

　　郑君里、赵丹和蓝苹(江青)，上世纪30年代是上海演艺圈里的好朋友。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女主角，郑君里与赵丹、舒绣文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郑君里主持、沈钧儒证婚的。郑君里与黄晨结婚，伴娘也是蓝苹。蓝苹不辞而别唐纳，后来给唐写信，也是由郑君里转的。

　　解放后，郑君里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郑君里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海文艺界中，导演郑君里、演员赵丹首当其冲。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被抄家后，郑君里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家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郑君里与赵丹先后入狱，赵丹在黑暗的牢房里关了足足5年，总算有幸地被“解放”出来。但郑君里却一直没有被“解放”。郑君里被隔离审查后，曾被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少管所等数处，他的夫人黄晨不能与他见面，只有他17岁的儿子郑大里偶尔前往探视。在看守所，郑君里患上肝癌，而且是晚期，1969年4月23日，郑君里在上海中山医院病逝，他的亲属前往道别，只有匆匆10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