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风声》导演高群书：干比说什么都强(图)
高群书
高群书新片《风声》海报
高群书曾导演《千钧。一发》
《风声》由周迅、张涵予、李冰冰、黄晓明主演
撰文/许涯男
如果你看过《命案十三宗》与《征服》，你一定会为国产电视剧尚能有如此挽回颜面甚至堪称经典的作品而欣慰自豪；如果你看过《千钧。一发》，你一定会为国产电影尚能有如此举重若轻雅俗共赏的作品而激动兴奋。它们的导演都是高群书，中国电视剧界的警匪片头号导演，中国电影界实实在在的希望之光。他憨厚、爽直、务实、勤奋，隐含在质朴无华外形下的，是缜密的头脑、恣意的文采、强烈的激情、准确的技法。这个标准的河北汉子，二十年来从地方电视台一名扛着摄像机的新闻记者，再到自筹资金步步实践无师自通的电视剧编导及制片人，直至成为脚踏实地毫不张扬全凭作品说话的中国影视圈中流砥柱，个中曲折反复、千难万阻、锲而不舍、一往无前，被他早年在太行山区采访时看到的乡政府墙上的如下标语一言以蔽之：干，比说什么都强！
继在业内好评如潮的《千钧。一发》之后，高群书又入主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年度谍战大戏《风声》，与华谊影视创作总监、台湾导演陈国富联合执导。王志文、周迅、李冰冰、黄晓明、苏有朋、英达、段奕宏、刘威葳、倪大红等一大票实力派偶像派将在其麾下各怀鬼胎、明争暗斗、图穷匕见、鱼死网破，上演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杀人游戏”。高群书说，之所以接拍这部电影，正是因为“风声”二字的意象很符合他的荒凉心境，《风声》表现的其实是人心的荒芜逼仄，人性和兽性的极限，灿烂中的压迫和杀戮。
被陈国富导演的胸怀所打动
记者：在《风声》之前，你本有好几个电影计划，比如现代版《四大名捕》与电影版《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等等，本都有望开拍，却又在什么样的状况下，选择与陈国富一起联合导演《风声》？两位导演如何分工？是否会有创作上的冲突？
高：拍完《千钧。一发》后，接着就是电影《四大名捕》和《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筹拍。《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是个特殊案例，对于海岩老师的东西，我一直心怀敬畏，怕拍坏了，它必须经过精心策划、寻找市场切入点和方法，比如演员配置。最后，目标锁定了周杰伦和韩国的Rain，但两个人的档期都需要等，就决定先开拍《四大名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相较之下，对西部片我更有把握一些。但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天气、演员、投资等等，《四大名捕》只能等到2009年再拍。
《风声》是陈国富导演2008年自己准备制作的项目，他为此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花费了很多心血，剧组也已经筹备将近半年，认识我后，他就提出我们俩联合执导。应该说，我是被陈导的胸怀所打动。我觉得现阶段已经很难有第二个人能做出这种惊人的举动——把自己的心血之作突然交给一个自己刚刚认识的人来拍。我觉得我必须把这件事做好。
后来的发展证明两个人联合执导《风声》是个非常智慧的创举，我们俩在绝大多数方面都是惊人的一拍即合，他所希望的也是我最看重的，他所鄙夷的也是我所避之唯恐不及的。这时候，其实工作方法就不重要了。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谋求一部真正的电影，《风声》的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它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导演，而不是制片人兼导演，陈国富运用他的资源与智慧，建立了一个绝好的、纯粹的创作环境。我非常感动。
《风声》回归沉重，表达人与兽之间的搏杀
记者：《风声》最吸引你的是什么？或者说，它将呈现给观众最本质的刺激与震动是什么？
高：很多时候，我会突然感觉自己的心情很荒凉，尤其在为《四大名捕》选景到了云南、西藏和新疆后，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云南一路驱车，在昏昏沉沉中突然登上高原时的感觉，荒芜、平静，仿佛亘古不变的沉默，这时候，风吹经幡的啸声传来，脑中忽然闪现的就是两个字：风声。所以当陈国富导演找我合作《风声》时，我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接受了。“风声”两个字的意象很符合我的荒凉心情。
《风声》表现的其实是人心的荒芜逼仄，讲述人的别致和惊心，以及极限。情感的极限，人性和兽性的极限，职业和理想的极限。人应该是电影的焦点和支点，人心是最宽广有力的舞台和世界，灿烂中的压迫和杀戮。
记者：《风声》可谓新世纪第一部谍战电影，在世界范围内，这类黑色影片不乏佳作，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这类电影大多是对人性的深度暴晒及荒凉咏叹，《风声》有没有这方面的较为上升性的表达？
高：比利·怀尔德的《日落大道》《双重赔偿》，朱尔斯·达辛的《男人的争斗》，《不夜城》，《血溅虎头门》，约翰·休斯顿的《夜阑人未静》等，我都喜欢至极。我越来越迷恋美国黑白老电影，好莱坞的技术革新带来的不利就是过于注重技术而越来越忽略了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究。近几年也有一些佳作出现，比如《美国美人》《老无所依》《血色黑金》《朗读者》等，但应该说，都没有达到早期电影的深度和震慑力，那时候因为技术的初级，导演们只能在深入人心上下工夫，而现在，由好莱坞发起的炫技已经影响了全世界，也成了世界电影的通病。
中国目前的境遇恰恰正像好莱坞早期境况，电影市场渐渐兴勃，甚至有些亢奋，但资金、从业人员素质、政策限制，都制约着中国电影向目前的好莱坞看齐。我们的出路其实在于对人心的开掘和塑造，在于对现实的批判，而不是意淫和鄙视美元带来的虚妄心态。我们很多人都沉浸在可以和好莱坞试比高的自大中，谋求一日之间超越已经发展壮大了七八十年的好莱坞，这种轻浮浪漫心态造成了近几年国产大片的盲目攀大求高和炫技。
《风声》可能想回归一种凝滞的沉重感，它表达的是人心的强大和软弱，是人与兽之间的搏杀。
《风声》不准备挑战人类智商
记者：此前媒体风传《风声》剧本泄露、最终大结局泄密，剧本是否会大幅度改动？此类电影最怕猜到结尾，在挑战智商方面，《风声》又能做到什么程度？
高：《风声》不准备挑战人类智商，究其根本，希区柯克想的不过是用一种引人入胜的讲述方法把自己对世道人心的理解敬献给大众。试图当上帝和救世主的导演是愚蠢的。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夸大电影的技术魅力，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魅力。我们只是在一点一点地小心还原一段极致的生活，借助一个极端事件展示世道人心而已。我们要让观众看见人心的黑暗和光辉，看见疲惫和坚强，勇敢和无奈，真实的飞蛾扑火和轻易的坠落。
记者：与原著相比，剧本在情节改编、人物增设等方面又有着什么样的原则与新意？为何加入原作中没有出现的武田一角？是否因为投资方安置演员的需要？黄晓明扮演这一日本角色，到目前为止有否难度？
高：黄晓明是个惊喜，他非常努力和配合，我一直认为，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成为一个绝好的演员。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家都认可的好演员不在于你现在是否是个牛×演员，只和你的努力程度有关。《千钧。一发》中的非职业演员马国伟此前根本就很少看电影，更别说拍电影了，但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上海电影节的影帝。
《风声》还有一大亮点可能是每个演员的表演，不用说王志文这样的老戏骨，举手投足之间便惊心动魄；英达已经颠覆了此前的任何形态，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周迅超越了古灵精怪，变得很锋利，像一把雕花藏刀；李冰冰简直就像一个光洁沉郁的尤物，灿烂惊心摇曳生姿；张涵予铁血阴狠霸气；苏有朋别致干净；段奕宏阴郁冰冷。以前拍戏拍到中间就有了厌恶感，但这次每天都很愉悦，演员每天都给你惊喜，这一点特别像我在拍《千钧。一发》时的状况。以前和大腕合作很焦虑，但这次很舒服。很感谢他们。
从不认为拍电视剧是件跌份儿的事儿
记者：作为电视剧行业内的头牌导演、警匪剧大拿，以后还会接拍电视剧吗？《征服》之后，你拍摄的电视剧在反响上差强人意，你在博客里也有所提及，是否因为种种负面客观原因导致你暂时不会再执导电视剧？
高：电视剧适当的时候还会拍，和很多出身高贵的电影导演不同，我从不认为拍电视剧是件跌份儿的事，毕竟我是从电视剧入行的，但可能不像以前那么较劲了，拍一些观众喜闻乐见的电视剧是每一个导演的本职工作。导致近期不能拍摄电视剧的原因，一是近期电影计划较多，二是曾经犯过很多导演正在犯的错误——太多的导演在把电视剧当电影拍，却恰恰唯独忽视了电视剧的大众性。我个人认为：郑晓龙的《金婚》、张国立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宁财神的《武林外传》是正确的电视剧道路。
记者：从新闻系毕业生到电视台记者，再到自筹资金的电视剧导演、制片人，直至成为如今的影视先锋人物，二十年来，你一直既隐忍沉郁，又不止抗争奋进，其中滋味与体悟，是否能简单谈谈？
高：我很庆幸和骄傲我学的是新闻而不是电影或者戏剧，我学的是新华体新闻写作。这倒不是故意贬低电影学院和戏剧学院的设置，而是想说，无论你学什么，千万别忘了您吃的也是五谷杂粮，咱爹咱妈都是一把屎一把尿把咱抚养成人，体制也给了你适当的生存环境和基本条件，剩下的就是你自己的事情了。
我始终认为，这个社会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去具体努力，按照你自己心中对这个世界，对旁人的要求先去做，去给予，每个人都与人为善，每个人都去改变自己而不是试图先让别人改变，这个社会就有希望了。我抗争的是这个社会的丑陋和卑鄙，这种丑陋和卑鄙是人性的污点，而不是体制的区别。
“干，比说什么都强。”若干年前，我在太行山区采访时，一个乡政府的墙上写着这样一条标语，这句话让我清醒。
大师都是手淫者
记者：你很想把古龙作品搬上大银幕？这方面的计划有否展开？还是只是一个梦想？
高：西部片，还有古龙，确实是我的梦想。这个梦想正在照进现实。以前不敢拍其实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一是我没想好表现方式，二是总觉得找不到能演绎古龙小说的演员，这一次合作使我有了想象，并且完全具备了成为现实的条件。
记者：你曾说“我想做巨匠，不想做大师”，这里面是否隐含着一些其实更务实也更艰难的理想与实践？能否谈谈20年来，技术上你是如何不断累积的？你觉得中国导演现阶段在技术水准上达到什么程度？又有何困境？
高：简单来说，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我的朋友牟森有个很粗俗的比喻，我很认同——大师都是手淫者，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满足自己。让对方满足，那是巨匠。
我只能力求让对方满足。中国电影的失败在于人人都想当大师，人人觉得自己是安东尼奥尼、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安哲罗普洛斯，好像和钱、制作条件与体制都没有任何关系。
但在一个刚刚挣得温饱的国度，甚至还有很多贫困地区尚在为温饱挣命的国度，奢谈大师是不道德的，我们更应该吝惜资金的作用，用电影给人以慰藉和平抚，我们需要批判的力量，而不是咒骂。
电影的背后支撑是资金，电影的商品属性使得我们必须遵循商业规律，这丝毫不会伤害电影的任何品质，相反更能扩大电影的传播力量和影响力，我们总堂而皇之地放大电影的艺术品质，这导致很深的误区。我从来不把拍电影当做搞艺术，它是艺术，但不仅仅是艺术，任何工作都能成为艺术。艺术是一种境界、品相，而不是品性。
中国很大一部分想做大师的导演的思想和人格锤炼不足，想做商业片的，叙事不及格。自恋、自大、自私、投机心态，还有不负责任，是最大的障碍。
大师作品其实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映照，你不具有对世界的特别理解和处世理念，怎能成为大师？伊斯特伍德、山田洋次为什么老而弥坚，就是对社会人生已经参透了。大师更多时候应该表现温暖而不是表现幻灭，地球离毁灭还很远，没必要整天杞人忧天，为赋新词强说愁。吃饱喝足花天酒地，然后去咒骂人生，这是很虚伪的做法。
不管怎样，我对人生很满意，虽然每天都有那么多的黑暗信息出现，犯罪、食品安全、腐败等等确实让我们痛心，没有安全感，但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太阳下的树必然要有阴影，这也是浅显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