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城记》

　　《贾想》《二十四城记》——近日，导演贾樟柯一连推出两本书。前者是他多年来的随笔合集；后者中，他把自己拍摄《二十四城记》时，采访到但没拍出来的人物记录下来。读他的文字，你会感受到一个不同于他的电影的贾樟柯——一个至今坚持写作的文学青年，一个酷爱文学的读者，一个想在电影中尽量靠近传统写作的电影人。在单向街书店，贾樟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书店的一场活动刚散，周围有些嘈杂，但这丝毫没影响贾樟柯的兴致。一根香烟，一杯香茶，贾樟柯从自己的少年时代娓娓道来。

　　我的文学创作

　　文学是表达的出口

　　即使没看过贾樟柯电影的人也知道他是个导演，而对他稍有了解的人，还知道他曾学过美术。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从少年时代起酷爱文学。

　　回忆自己对文学的热爱，贾樟柯说，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很火热，很多小说都能形成公共话题和社会热点，他理所当然地被裹挟其中。另外，跟他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县城提供给我对农村和城市的不同认识，种种感受累积起来，就有了表达的愿望，而这种表达需要一个出口。县城资源有限，不可能去学音乐什么的，文学就变成最便捷的表达方式。”

　　高中时曾是“诗人”

　　写诗是很多人青春萌动时的选择，贾樟柯也不例外。少年时代的他，曾是个“诗人”。“高中时，有一天下午刮沙尘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反正老师没来上课，一帮男学生无所事事，有人提议说‘我们成立个诗社吧’。我说既然今天有沙尘暴，我们就属于‘沙派’吧。而且，大家说写就写，现场作诗。”

　　贾樟柯说，当时是孩子的游戏，后来越写越认真，大家还“出版”了两本诗集：借用各种家庭资源，有人刻蜡版、有人画画、有人印刷……有个同学家是开照相馆的，负责裁切装订。“出版”的诗集不仅送给本班和邻班的同学，还送给了老师。贾樟柯那时的阅读很混乱，“读北岛、舒婷、顾城的诗歌，也看席慕容、汪国真的，甚至还有很多手抄的。写的诗歌内容也不过就是一些对爱情的萌动和对青春的想象。”

　　文学处女作“很烂”

　　高中毕业后，贾樟柯没考上大学，父亲逼他学美术，继续考大学。学美术时，贾樟柯住在老乡家，有大把时间，寂寞的夜晚，他一边听着广播，一边开始写小说。

　　十六七岁时，贾樟柯在《山西文学》发表了处女作《太阳挂在树杈上》。记者细问时，他笑着说：“可别看，很烂。”对自己20多年前的作品，他总结为“中学生的反叛”，“比如会思考对学生而言，高考是否是惟一的出路。”当然，也少不了青春期的爱情故事。

　　贾樟柯说，自己那时写小说跳跃性很大，进步也很大。“《太阳挂在树杈上》还是青春路子，接下来写的中篇小说《最边缘》是半纪实的。现在想想很神奇，那时我才21岁，怎么会有‘最边缘’这个词？”此后，他还写过意识流的，讲仓库的故事，没有情节，写的是孤独感。

　　贾樟柯一直进行着自己的小说创作，直至21岁，他才喜欢上电影。

　　阅读中国文学

　　写作让人保持精致化

　　虽然贾樟柯喜欢上电影，但写作并没有停止，因为时间的缘故，主要以随笔为主。他说，写作和拍电影互相不能取代，“电影也是自我表达的方式，但文字是一种习惯，整理自己的感情和思路时，仅靠冥想是不够的。”

　　在贾樟柯看来，保持阅读与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律师也好、官员也好、司机也好……如果你有阅读的习惯和写作的习惯，能保持内心的精致化。”他说，之所以含蓄在当下很难被人接受，是因为读者本身的精致化在下降，“比如沈从文小说中含蓄微妙的情感，如果是精致化的人就能呼应。”

　　对韩寒的作品没共鸣

　　眼下，贾樟柯最常看的是历史图书，比如清朝时期国外传教士、汉学家写的亲历记等，“从另一个文化过来的人，观察中国会有独特观点，而我们身在其中容易浑然不知。”

　　小说是贾樟柯阅读的另一个重点，“我会‘跟踪’一些作家，比如韩东、朱文。”

　　他认为这两位作家与他关心的东西、态度都比较接近，“我一直难忘韩东的《在码头》，这个小说非常自由、自然。”他认为，韩东和朱文有很好的文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写的都不是文艺腔很重的文字。

　　韩寒、郭敬明的作品，贾樟柯也看过，“我姐的孩子买好多韩寒的书，我也跟着翻一翻，但共鸣不大。不是说他们的小说不好，是我的主体有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他们写得很优秀，但我的青春已经过了。”

　　要有判断力承认新作品

　　贾樟柯说，以前他阅读的作品与土地有直接联系，与中国基层生存有很大关联。比如《人生》《老井》，能直接看到自己的生活。而现在，他说文学的现代感在改善，同时因为追求语言的现代化，内容也有了抽象的东西。对这种变化，他认为需要读者去追随，要打开局限，进入到另外一种语言的乐趣。

　　贾樟柯的电影关注普通人的情感和状态，而当下很多作家被批评作品脱离生活。对此，贾樟柯说，“我们心中总是有一群‘文学英雄’，我们希望他们适应时代变化，希望他们在每个时代都有旺盛创作力。问题是，他们也需要调整，也有创作低谷。所以，有没有判断力去承认新的文学、新的作品，是这个时代有价值的工作。这方面我们一直非常保守。”

　　电影与文学

　　写了几十部只拍了一部

　　拍电影10年，贾樟柯写了几十部剧本或完整大纲。但他说，自己只拍出来一部，就是《站台》。他拍摄的其他电影都是即兴的，“所以，虽然我拍了10年电影，但我觉得才刚开始，因为10年里只有一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有准备的。”之所以拍摄了那么多即兴电影，他解释说，这10年来，中国剧烈地飞快转型，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被现实吸引过去，因此就一直追随它拍摄。

　　虽然很多故事，贾樟柯以剧本或大纲的形式写出来，但他说自己对文字要求很高，“虽然是剧本，但我注重文学性，注重语言的锤炼。比如我会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自己要拍出来的光线，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想法清晰化。甚至剧本的阅读节奏，都是我在意的。”

　　不排斥与别人合写剧本

　　贾樟柯的电影，除了《二十四城记》，全部都是他自己独自担任编剧。他说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我每部电影都希望来自自身的感受，或者是自己某一个灵感到来的时候拍摄出来的。不管是大树还是歪脖子树，我希望是从我内心长出来的。”他说，电影虽然是工业化的艺术，但在一部电影产生的过程中他想尽量地靠近传统写作，“就像靠近写一首诗或者作一个曲一样，是来自于个人直接的经验感受。”

　　不过，贾樟柯表示，这并不表示他排斥和别人合作，比如《二十四城记》，就是他和翟永明一起担任编剧，“我们首先是交谈的对手，在交谈辩论、互相说服的过程中，我对故事或题材本身越来越清晰化。而且，这是部偏女性色彩的片子，它提供出来的微妙是我想不到的。比如剧中陈冲扮演的厂花的一句台词，‘以前我是标准件，现在我也不是报废件’就是翟永明提供的。”

　　很多人对好文学没判断

　　在中国电影领域，文本本身不受重视。贾樟柯说，好莱坞的编剧系统在中国受到追捧，“的确，在好莱坞大家是分工合作，建立起一条流水线，故事是一个人写，对白是一个人写。但这样的分工代替不了关键环节——原创力，每个流水线的环节背后都是有原创力的，与我们写小说没有区别。”

　　他指出，在中国的分工合作不是原发性的，不是有感情的写作，“我们是配方制的。比如某几个人想拍一部赚钱电影，感觉最近山寨片很火，那么几个人列举几个山寨元素，完全是迎合市场的配方写作方法。在好莱坞，成功的商业电影背后都是带有高度感情的原创性写作。”

　　贾樟柯说，在中国常常有导演拍不好电影就埋怨文学不好，“严肃文学现在是有衰微的迹象，但并不是没有好的东西，是很多人没有判断力。”

　　信报记者 赵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