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导演弗洛里安-加仑贝格

　　七十多年前，一个德国人拯救了二十五万中国人的生命，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德国人将这段历史搬上银幕。这一切都在证明，南京大屠杀关乎的并不只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而是全人类。弗洛里安·加仑贝格说：“我认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是的，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不会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国家再度发生。

　　CS：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南京大屠杀这一惨案的？为什么想拍一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

　　弗洛里安·加仑贝格：虽然承认这一点很让人羞愧，但在参与《拉贝日记》的创作之前，我对南京大屠杀以及约翰·拉贝本人都一无所知。我大概是在四年前参与到这个电影项目中来，制片人米歇尔·郝夫曼之前看过我在印度拍摄的电影《时光的阴影》(Shadows of Time)，觉得我很适合拍摄这种题材，于是跟我聊起约翰·拉贝以及南京大屠杀。之后我读了《拉贝日记》，觉得约翰·拉贝这个人物本身，以及他所处的大时代背景，都是非常好的电影题材，我认为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历史事件，应该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和我之前的一无所知一样，在欧洲，很多人并不知道1937年在南京所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约翰·拉贝是谁。

　　CS：为拍摄这部影片，除了《拉贝日记》中记载的内容，你还进行了哪些史料搜集工作？比方说有没有参考其它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

　　弗洛里安·加仑贝：除了《拉贝日记》我还查看了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背景资料，包括在西方世界非常著名的张纯如女士的作品《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但由于这是一部大型史诗，我需要很久去弄清楚发生了什么，而且中国那么大，所以我得过去，于是我又花了两年时间写剧本、做调查。

　　CS：听说你还曾经一个人来南京走访调查，期间有什么让你感触特别深的事吗？

　　弗洛里安·加仑贝：2006年3月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行李箱里装着约翰·拉贝的日记。到了南京，我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一种感性的方式了解到南京暴行的巨大罪恶以及中国人民身心所遭受的巨大创伤。当向纪念馆工作人员询问现在是否还有当年历史的幸存者以及是否有可能见到他们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有许多老人都还记得当年大屠杀的情景，但是会面的话只能由政府相关负责部门来安排。

　　我和翻译走访了几条南京古城的老巷子，当一个高个子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有点欣喜了，我们友好礼貌地相互点了下头，我说“你好”，他也用一个很中国式的笑容回应了我，霎时间我看到了热情和理解。

　　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 我让我的翻译去问这个老人是不是出生在南京并且问问他多大了，虽然这样可能不是很礼貌。 他又咧嘴大笑起来，然后告诉我们说他83岁了，一辈子都生活在南京。当我的翻译告诉他我是从德国来到这，寻找约翰·拉贝曾在这里做过什么的时候，他有点激动并邀请我们去他的家里做客。

　　这位老人姓高，他和他的妻子对日本人入侵的历史记忆犹新。那时他只有13岁，和兄弟姐妹还有母亲在一个外国人的院子里避难。 于是我问他，这个院子在哪。 “这院子就在小风桥，广州街的角落。” 我几乎欣喜若狂了，那地址正是约翰·拉贝的住所。就在那一刻，我对于是否要拍这部电影、是否应该拍或是否有可能拍这部电影的一系列问题当时就有了答案，那就是我一定要拍。

　　CS：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中国的华谊兄弟电影公司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

　　弗洛里安·加仑贝：这个问题只能由华谊来回答了。华谊是《拉贝日记》的联合出品方，除投资和协助中国拍摄外还负责中国发行。另外包括提供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

　　CS：《拉贝日记》在中国拍摄了多久？期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

　　弗洛里安·加仑贝：实际拍摄用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从07年10月到08年2月中旬。每天都会发生让人失去信心的事情，现在回头想想，其中最难忘是突然降临的坏天气。3个月以来我们的运气都很好，天气一直很好。在1月份忽然下了50年以来最大的雪，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被困在途中。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拍摄，我们要把现场的雪都清理干净，以保证背景不会发生变化。我们要搭建一个被炸弹轰炸过的居民区。由于我们和城市管理部门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通过他们我们找到了一处正在拆除的30年代的居住区，将来会在这里建大楼。他们停止了拆除工作，允许我们在拆了一半的废墟上拍摄。圣诞节10天我们停止了拍摄，不在现场。等回来的时候发现不知是什么人出于什么原因又给拆除工作开了绿灯，我们所有的场景都被拆掉运走。我们当然很伤心，但是事情确实就发生了。

　　CS：让犹太人感觉异常恐怖的万字旗，在中国却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德国观众对此有什么理解？

　　弗洛里安·加仑贝：这是真实的场景，他在花园里用纳粹旗给日军飞机信号。这个花园和房子是德国人的地方，那时德国和日本是盟军。所以给他们信号，不要轰炸这片地区，因为这是盟友的领土，所以那面旗帜成为了南京最安全的地方，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过来坐在旗子下面，以免被日军袭击，我觉得这个画面实际上非常荒谬，这旗帜本来标志着毁灭、谋杀和大屠杀，在这个背景下却突然成了相反的意思，人们将其看做避难所、保护的标志，这显然是此片最强烈和核心的画面，一个人无法将一件事情变成其对立面，但这却是历史，是真实发生的。有趣的是，历史有时复杂过我们想要的，我们需要看两遍去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意味着保护，在欧洲却是毁灭和大屠杀的标志。

　　CS：为什么影片到拉贝先生离开中国的时候就结束了，没有他之后在德国生活的段落？

　　弗洛里安·加仑贝：拉贝回国之后的经历非常悲惨。1938年春他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因此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又因曾是纳粹党员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这些经历对拉贝本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拉贝日记》不是一部关于他本人的纪录片，这是一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在非常时刻做出英勇举动的故事，是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因而我们把影片截止在他离开南京的那一刻。

　　CS：本片的演员阵容是如何确定下来的？现在的阵容和你之前的预想变化大吗？

　　弗洛里安·加仑贝：因为制片人米歇尔·郝夫曼在1996年就拿到了电影版权，因此从那时到现在他接触过很多演员。不过目前这个阵容真的是我们最满意的。其中比较困难的是日本方面的阵容组织。我们去之前联系了日本方面的经纪人和艺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明确表示：不，我们不想参与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但香川照之却说：不，因为它是禁忌的话题，因为人们不讨论它，所以我想参与这部电影，帮助日本人改变对待自身过去的态度，现在是时候承担起责任了，是时候面对曾经发生的一切了，如果我们曾经犯错，我们就承认它、讨论它、分析它，去建立一个不同的与历史的联系，我得说，我很钦佩他，尊敬他，因为这真的很勇敢。他绝对是最可能受到日本方面压力的人，因为他在日本如此有名。但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此片获得更多的认同，同样有助于在日本被认可，我觉得对此片来说，这很重要。

　　CS：拉贝先生的后人对你的工作和这部影片有何评价？

　　弗洛里安·加仑贝：约翰·拉贝的孙子托马斯·拉贝出席了《拉贝日记》在柏林电影节的首映及记者发布会，并且亲自带去了《拉贝日记》的原件。他对影片的评价很高，我对此感到非常荣幸。看完影片，托马斯·拉贝对我说，“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我想代表我的家庭对《拉贝日记》的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表达谢意。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终于能以电影的方式，被许多人关注和理解，这一点从影片结束后观众的掌声便可以看出来。我曾在日本居住过十一年，很希望这部电影能在日本上映。我希望这部出色的电影能帮助一些日本人重审历史，改变他们的一些想法，认识到历史的真相。非常感谢。”

　　CS：你本人希望《拉贝日记》在日本上映么？

　　弗洛里安·加仑贝：我当然希望，并期待这部影片能在日本引起关注。虽然《拉贝日记》在日本会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题材，但希望不会被禁映或者限制上映，很期待影片能在日本引发开放式的讨论。约翰·拉贝的故事已经过去了七十年，对于他应得的一切来说，现在才开始关注这一历史事件其实已经嫌晚，从一开始，我就明白我拍摄这部影片的义务是能尽量客观地还原史实，而不是出于中国的视角或者日本的视角抑或德国的视角描述这段历史，而且很让人欣慰的是，我认为我们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附稿：他们说

　　乌尔里齐·图库尔：十年之前，几乎没可能有这样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好的纳粹党员的故事。约翰·拉贝是一个非常规的英雄，这部影片让他走出黑暗，贴近历史，更要还中国一个公道。我们本质上不害怕去谈论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

　　史蒂夫·布切米：开始我并不了解(南京大屠杀)具体是怎样的。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一点点，但我并不了解具体发生的事。参加这部电影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我知道有其他关于这件事的书籍，电影等，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有效传达给很多人。

　　安妮·康斯金尼：这部电影里的一切让我震撼，它几乎……是梦魇，这部电影是一场噩梦，但体现出来的人性又宣告着希望。我觉得它就是另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这是一部伟大的影片，因为它不只只是一部电影，它是一种传达给世界的讯息，就像奥巴马发出的讯息。

　　张静初：在战争中，人人都有权利选择首先保护自己，而他(约翰·拉贝)最终选择救人，他的伟大更显得珍贵。说实话，我可能不会太敢看这样的影片，因为会很压抑，甚至难过，但是我们需要《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这样的电影，它们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

　　《综艺》

　　乌尔里奇·图库尔的扮相和表现，跟拉贝本人达到了惊人神似的程度，在整部影片中非常抢戏，但和史蒂夫·布切米的表演相比，图库尔的角色少了威尔逊大夫身上那种理想主义

　　者的激情力量，至于张静初，其角色受戏份限制，表演亮点不多。尽管演员在片中发挥得水平不一，《拉贝日记》本身仍堪称一部较出色的传记影片，可以看出导演为真实还原历史的所作出努力，并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了态度的客观中立。

　　《Screen Daily》

　　史蒂夫·布切米扮演的大夫愤世嫉俗富于雄辩，安娜·康斯金尼扮演的女校校长充满激情无私奉献，Arata(原文误为香川照之)扮演的年轻日本军官充满内疚倍受良心谴责——这些虽然都是传记电影中的套路角色，然而演员的出色演绎却成就了《拉贝日记》这部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