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媛 为您报道
冯小刚正在筹拍的新片《唐山大地震》改编自现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的小说《余震》。经过半个月的辗转联系,记者终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专访了远在多伦多的张翎。谈及与冯小刚的合作,她透露,其实两人早在这次合作前就已经认识。她同时也透露,冯小刚买下《余震》的电影改编版权是在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也就是说,冯小刚拍地震电影并非跟风。张翎表示,《唐山大地震》不宜由大腕出演,这与冯小刚之前在香港表示“拒绝章子怡,想用新人”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对于冯小刚购买《余震》改编版权的费用问题,张翎以“这是商业操作机密”为由婉拒回答。
据了解,张翎是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早年只身去美国,读了几年书又转到了加拿大。其实,张翎的正式职业是一个拥有美国硕士学位的听力康复医生,写作只是她的爱好,但她曾以小说《空巢》获得2006年度人民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奖的海外华人。张翎已出版的长篇有三部,中篇小说十几部,其中《余震》发表在《人民文学》2007年第一期。而据张翎本人透露,在《唐山大地震》8月开机前,今年6月,《余震》将发行小说单行本。
创作只用了五六周时间
成都商报:您是温州人,怎么想到创作一部和唐山地震有关的小说?
张翎(以下简称张):记得2006年七月末的一天,我无意中在首都机场书店看到《唐山大地震亲历记》,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纪念日。那本书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击中了,我感觉到了痛。
回到多伦多后我动用了全部资源,考察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示录》,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关于那次大灾难的资料。我发觉我的灵感找到了一块可以歇脚的石头:孩子,和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还有那些没有被深究的后来。
成都商报:您是一位听力康复医生,文学创作在您的生活中占有多大的比重?《余震》的创作经过了多长时间?
张:我只是一位“业余”作者。其实海外的大部分作家都是业余的。《余震》的创作过程只有五六个星期,是一种激情澎湃一泻千里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阻隔和犹豫。
和冯导早就认识
成都商报:冯小刚购买《余震》的时候和您本人有过交流吗?
张:我和冯导在多伦多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通过这个朋友我们早在2006年就见过面。那次冯导带着《夜宴》的后期制作团队来多伦多。我们一起去吃晚餐。
2007年初《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冯导读了,深受感动,就来电话商议改编电影事宜。我和华谊兄弟公司很快就《余震》的电影改编权达成了协议。有早先的见面铺垫的基础,协商的过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签约之后几个星期,发生了汶川地震)。
成都商报:您觉得冯小刚适合拍喜剧还是悲剧?
张:我看过他很多部电影,在《集结号》之前,我的感觉是他擅长拍喜剧,可是《集结号》改变了我的看法,使我意识到了他创作风格中的多面性。
成都商报:您觉得地震题材的电影应该回避真实的场景重现吗?您怎么看待影视作品对于受灾群众的二次伤害?
张:这应该服从剧情的需要。从心理学角度上,回避不是疗伤的方法。
是否用明星主演不重要
成都商报:汶川大地震时您在哪里?
张:签约不久,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那阵子多伦多的电视节目里几乎天天都有让人心碎的画面,我和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感觉患上了轻度抑郁症。又一群地震孤儿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庆幸的是这一次“心理辅导”的话题被许多人提了出来。
成都商报:有无打算再创作一部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小说?
张:暂时还没有。汶川地震相隔太近,还没到痛定思痛的地步———写作需要沉淀和反思。
成都商报:您认为要将您的中篇改编成电影需要做的最大改动是什么?
张:《余震》的小说是我生下的孩子,当他脱离我的身体走向外面的世界时,他就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我相信导演的判断能力和才华。
成都商报:您心目中有哪一位华人女演员适合出演女主角?
张:我觉得这么一部沉重的历史灾难大片中,领衔主演是否是明星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必须对这段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肤的痛感,对天灾中不仅失去亲人而且失去了童年的孩子们有真切的同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来自灾区或有过灾难经历的演员,可能更具有真实感。
链接·《余震》故事
《余震》以时空交错的手法进行创作,时间横跨1976年至2006年。故事以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王小灯为讲述主角,她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在寻求心理医生帮助的过程中,才逐渐打开心里关闭多年的窗户:原来地震时她和孪生弟弟一起被压在水泥板下,只能救起一个人,最后妈妈选择了救身体虚弱的弟弟,这让王小灯始终无法释怀。地震后,家人离散,王小灯被另外一对夫妻收养,却惨遭继父的猥亵。最后,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王小灯终于回到出生地唐山,见到了自己的母亲,最终推开了那扇多年无法推开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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