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陆川(左)与制片人覃宏(右)

　　《南京！南京！》在北京做过两场试映，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会问：“为什么这个片子能过审？”因为电影里的屠杀、强奸等场面，和以往的过审片相比，尺度很大。

　　这样一部电影，要走到观众面前来，并不容易。

　　《南京！南京！》从筹备到上映，中间历时近四年。在这场持久战中，它经历了立项时险被淘汰的危险、拍摄时差点被撤资的困境、审查时提心吊胆的等待……就像一个难产的婴儿，历经劫难，才终于呱呱坠地。

　　导演陆川说：“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有多难。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陆川说。而对于制片人覃宏来说，这部让他投入了这么多时间精力的片子，其意义显然已经不仅仅在于挣钱了：“说大了，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这个年龄段的人，去做应该做的事，去给中国电影创造一个新气象。”

　　《南方都市报》记者在北京专访导演陆川和制片人覃宏，听他们讲述《南京！南京！》从筹备到上映的艰辛，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部有追求的中国电影所要克服的各种难关。

　　A立项

　　死里逃生

　　2006年10月-2007年3月

　　剧本最初被毙，陆川死磕磕出“峰回路转”

　　持久战顺利开场

　　那年申请立项的南京题材电影有四五部，陆川听到的消息是：最好停掉，论先来后到不是你们，凭资历也不是你们。张艺谋也在竞争之列。

　　《南京！南京！》的剧本有14万字，陆川只花了不到十天就写完了，最快的时候每天写到两万字。剧本写完后，找投资也出奇地顺利。2006年10月份，在一次中影集团总裁韩三平组织的饭局上，星美传媒董事长覃宏知道了陆川要拍《南京！南京！》的想法。他找了个安静地方，一口气把14万字的剧本看完，“看完后我非常激动兴奋，就给陆川打电话，说我肯定投(资)。”于是，星美成了《南京！南京！》最大的股东，当时参与投资的还有另外两家机构。

　　陆川和覃宏没想到的是，在这个顺利的开头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持久战。

　　覃宏说：“这个片子从最开始到现在，一切都是非常规的。”他们碰到的第一个非常规环节就是立项。

　　按照一般的程序，电影的立项只需要经过电影局。但《南京！南京！》因为题材的关系，除了电影局之外，还要通过中宣部和外交部等几个部门。

　　当他们把剧本送到电影局时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大概有四五部，想拍这个题材的导演包括张艺谋、唐季礼、德国人和美国人等，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在外交上可能会引发日本方面的不满。所以这些项目干脆就都搁着。

　　陆川回忆，当时他们听到的内部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就这么一句话，他们也猜不出立项被卡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覃宏开始带着陆川到各个部门跑，争取说服他们，但这一跑，他们更加困惑了。“我所有经历过的立项上大大小小的领导部门都是支持的，没有一个说不好的，但就是欠缺一个由头，没有谁敢拍板说可以拍，但也没有一个说你别拍了。”覃宏说。所以到底卡在哪里，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弄清楚。

　　没立项就在烧钱

　　立项还没过，陆川自己借100万建起了剧组。得知剧本被否掉，制片人覃宏说的话很是悲壮。

　　这个时侯，他们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立项还没过，陆川却已经把剧组建起来了。覃宏是10月份和陆川见的面，但在此前的一个月，陆川在没有和任何投资方谈妥的情况下，就自己借了100万把剧组建起来了。等到发现立项有问题时，剧组已经从十来个人扩大到四五十人，衣服道具什么都做出来了，这意味着每天都得往里扔钱。这个时候，覃宏应陆川之邀担任了制片人，他自己先投钱，确保剧组的运作，但另外两家投资机构则撤出了这个项目。

　　一拖到了2006年年底，电影局给他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

　　“那时候不知道要怎么跟组里的人交待，剧组都是年轻人，每天谈起这部电影，都特向往。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陆川说。

　　那段时间，陆川跟覃宏出去喝闷酒，覃宏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陆川我支持你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吧。”

　　关键人物帮了忙

　　有两次都绝望了，没想到在最困难的地方峰回路转。拍摄过程中，贺龙的女儿去了片场，陆川对她说的话印象特别深刻。

　　“后来我们决定死磕。”陆川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陆川和覃宏继续去解释，见各个能见的人，希望能打动相关的领导。覃宏说：“几次都觉得过不去了，有两次都绝望了，没想到在最困难的地方峰回路转。”

　　陆川回忆，最传奇的就是2006年12月份，晚上11点多，他和覃宏被一辆车接进了中南海，见了一个关键人物。这是陆川第一次进中南海。那位关键人物问他为什么想拍这部电影。陆川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陆川认为，那次见面非常关键。

　　还有一位外交部的司长见他们第一句话就问：“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陆川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国家找麻烦，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大家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教科书上中国人就是被杀，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而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那司长听完，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他们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陆川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连电影局领导都很吃惊。3月22日，他们拿到了拍摄许可证。

　　总结这件事时，覃宏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说服领导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就是我们拍这个电影不是来添乱，就是为了尽量还原那段历史。

　　在后来的拍摄过程中，很多领导到现场去看过，包括贺龙的女儿。陆川对她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