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因为他们还没看过片子，看过之后他们会发现，我们不是在写中国人的耻辱和伤疤，确实在写中国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有的是激烈的，有的是悲壮的，有的甚至是软弱和卑微的，有的是无力和绝望的，但是这部电影中呈现的所有中国人都在抵抗，这点我认为是中国人活到今天的核心，我觉得这些事实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被抹杀和遮蔽了。南京的记者跟我打过电话，他们说“我们都知道南京城抵抗过啊，从来没人写，我爷爷打过仗，如果不是当时跟他们死掐，他们不会杀我们这么多人啊。”这事是谁想曲解也曲解不了的，我觉得这片子是重新给中国人立传，恢复中国人的历史存在。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说，这部电影只是个起点？

　　陆川：对，希望后人继续去研究和深化，比如南京保卫战就可以拍一个电影，现在的钱只够我拍一个巷战。那场战役汇总，南京城墙下面有个仓库，日军想站在仓库上平射，我们的战士拿绳子垂下来，都被日军的狙击手给打死了，有一个哥们什么都不管了，系根绳子从城墙上跳下来，跟蹦极一样，离地面还有一丈多，一刀砍断，一瘸一拐地冲到仓库，浇上汽油点燃。我原本剧本中有，但是城墙花了300多万也没盖明白，香港这边的公司也觉得难做，原本是保卫战多拍，巷战打得小点，刘烨先打保卫战后打巷战，最后只能割爱，把巷战拍大了。7000多万的总投资我确实用到头了。

　　日本演员 一线演员不敢来拍

　　这些演员是我在日本挑的第二批，第一批都没来，他们是二线部队，但也演得不错，一线部队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但是经纪公司都没让他们来。

　　新京报：你和日本演员交流过南京大屠杀吧？

　　陆川：他们觉得有屠杀，但有所保留，他们会觉得万事万物都有原因，但他们对这件事的忏悔是几乎没有的，我认为是这样。

　　新京报：他们表演怎样？

　　陆川：日本演员在这个戏里面你不会觉得他是演员，他们是在生活，咱们的演员就有表演的痕迹。

　　新京报：听说日本演员也承受了很大压力？

　　陆川：这些演员是我在日本挑的第二批，第一批都没来，他们是二线部队，但也演得不错，一线部队都是中国观众熟悉的，但是经纪公司都没让他们来，二线演员就像敢死队一样来了。

　　新京报：你在现场总提醒中国演员不能失败，为什么？

　　陆川：因为中国这些演员都是腕儿，内心的力量从起始阶段未必就超过人家，这些日本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来演他们祖先的戏，会觉得不要给日本人丢人，会努力地把日本军人的素质表现出来，其实他们很抱团。所以我经常会跟中国演员说“我们要小心”，但是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

　　影片之外 哭诉不是我们的权利

　　眼泪好像并不能真正去软化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用更强大的价值观、更强大的证据。70年后，我们的国家富强自信了，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语境来重新讲述这个事。

　　新京报：电影中日本军官角川的自杀，让人联想起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魏特琳和研究者张纯如，战争对人类的摧残超乎想象？

　　陆川：我讲我个人的体验，当你每天接触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死亡离你特别近，触手可及，不会觉得它是陌生人，而且你觉得跨过这一步是特别轻松的，是一种解脱。像张纯如，确实是在有了孩子、名声鹊起之后，开车到郊外吞枪自杀，可以想象她的灵魂是怎样的黑暗。魏特琳跳海自杀，1941年回国的船上被人救起来，然后已经回到美国了，生活在阳光下，不应该感受南京的黑暗，但是她还是打开煤气自杀。战争给人的摧残像是一种毒药，慢性的，像癌症一样会扩散。

　　新京报：虽然电影不能给大家正确答案，但电影绕不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在电影之外，你想对中国观众说些什么呢？

　　陆川：我觉得有些事70年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用什么方式、什么姿态来解决？70年来，我们一直是哭诉，这是我们的权利，但是效果不太好。70年后，我们的国家富强自信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能够被整个世界认同的价值体系或对话语境，来重新讲述这个事情，这是电影想要做的一个探讨。我觉得70年的结论是，我们的眼泪好像并不能真正去软化西方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用更强大的价值观、更强大的证据，更强大自信的讲述的语境去跟它平等对话。

　　新京报：你说电影要在日本上映，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陆川：我就是想让他们看到，因为我发现看过电影的日本人对此事都有重新认识，因此特别希望能在日本公映。如果能在日本公映，形成一个文化事情，这个电影可能会是一个桥梁，能让中日之间多一点沟通和理解。我希望中日关系别变成中东那样。我觉得现在能坐下来，能够通过电影把它讲清楚的，就用文化的手段把这事沟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