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中国女性形象，女性的柔美和法西斯的刺刀形成强烈的对比。高圆圆扮演的是安全区女教师姜淑云，和明妮·魏特琳等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一起充当安全区的领导者、教导者和保护者，她希望能保全难民营里20万人的生命，但是她发现，他们的身躯和生命难以阻挡每天前来搜捕男人、强奸妇女的日军……

　　刚开始姜淑云叫所有的女性剪掉长发以免被日军凌辱，但日军依然肆无忌惮地冲进安全区抓人，姜淑云也开始感觉到恐惧和无助。日军开始进入安全区要求以慰安妇交换中国人生命时，很多女性举手，但她并没有举手，只是在流泪。当日军冲进医院抓捕潜藏的中国军人时，她知道没法保护他们，只能尽自己所能保护实验室的器材和书籍。就在实验室门口她和同样有着基督教信仰的角川相遇，发现了对方残留的那丝人性。

　　姜淑云最让人感动的地方不是换三套衣服扮成家属去营救中国军人，而是她被日军抓住带回军营的那一刻，用英语向只见过数面的角川说“shoot me(打死我)”。或许她不一定会被杀死，但肯定会被凌辱，对这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和精神洁癖的女性来说，尊严比生命更为重要，于是她向角川请求“安乐死”，这种死亡何尝不是一种柔软的抵抗。

　　她的经验

　　高圆圆 姜淑云不是女神

　　新京报：听说这部电影让你身心疲惫，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走出来，你用什么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

　　高圆圆：我当时觉得这一年，我都在经历所有与苦难有关的事，跟生命有关的事。你在挑战生命的极限、尊严的极限。好像你最终不可能去战胜那些事。是不是人一出生就意味着你就是来忍受苦难的？命运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安排，让你尽管活也活得很不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就别活了算了。我是听郭德纲相声听好的———可以拿命开玩笑，把人跟狗比喻成一样。让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确实能把你拉回到琐碎的生活里来。

　　新京报：姜淑云在片中是教会的女老师，一直在想办法拯救和保护中国人，不少观众说这样的角色比较高大全，不容易出彩，你怎么看？

　　高圆圆：我恰恰觉得她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刚开始她对保护安全区的难民有责任感，但是也有矜持和优越感。直到日本人向安全区索取慰安妇这场戏，她才真正对这场战争中妇女遭受的苦难感到震惊、无奈。姜淑云有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

　　导演在她身上赋予了张纯如(已故华裔女作家，《南京暴行》的作者)的一些特点，比如曾在国外读书，知识分子的背景等等。我觉得姜淑云其实是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她身上的脆弱或者某些弱点正是对当代人提出的问题。当代人对于南京大屠杀其实是有距离感的。

　　比如你去问今天的女孩子，当日本人索要慰安妇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举手？姜淑云犹豫了，她在那种情境下没能站出来，尽管她流泪。你觉得她的这种心理真实吗？直到影片的最后，她才真正完成了自己心理上的跨越。所以姜淑云并不是完美的女神，她一直在成长。

　　新京报：拍摄过程中，令你较为难忘的场景是哪个？

　　高圆圆：姜淑云的死。拍到最后那几天，大家已经进入特别默契的阶段。那场戏其实是定了五六天的拍摄计划。但是因为下雨，两天就拍完了。特别快，以前一天拍一个镜头，那一天拍了七八十个镜头。我已经不再跟陆川有说话的可能性了，我之前问了他太多的问题。那天就是我上去演，导演和摄影师都没有沟通了，然后我那场走、开枪、被打死就是一条过。现在回头看，肯定这场是电影里最出彩的戏之一。

　　新京报：影片的结局是姜淑云要求角川将她射杀，你怎么看姜淑云的这个选择？

　　高圆圆：这个结局应该是姜淑云这个人物形象的点睛之笔。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字叫“生死之城(City of Life and Death)”，南京城沦陷了，那么多人被杀死了。接下来人们就会去想，他们是怎么死的？中国人可以死，但是不能是没有尊严的死。姜淑云是个在精神上有洁癖的女人，这可能是有着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的一个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尊严比生命重要，她是不能忍受被日本人凌辱的。她的自尊心让她不会在挑慰安妇那场戏自告奋勇站出来，那是她的性格逻辑。她和角川有短暂的接触，知道角川人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泯灭，那也是她在那一刻惟一能寄托的希望。她的死和陆健雄的死、妓女小江的死、唐先生的死，没有高低之分，都是有尊严的。

　　在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孩子们。

　　■ 史料

　　拉贝、魏特琳与南京安全区

　　1931年至1938年初，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Rabe 1882-1950)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拉贝日记》是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作了翔实的说明。1938年拉贝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二战结束后，拉贝一度被盟军逮捕，后被释放。德国战败后物资极度匮乏，拉贝晚景悲凉，当时的南京政府和人民闻知后，一直给他寄钱和食物，1950年6月，拉贝在柏林因中风去世。

　　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 1886-1941)1937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教授，该学院是“南京安全区”组成部分，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最多时救助了13000多妇孺，她的个人亲历档案———《魏特琳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姜淑云的很多情节都来自《魏特琳日记》以及程瑞芳(湖北人，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1946年曾在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的《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日军的暴行以及每天可能面临的死亡，使魏特琳得了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她在回美国的轮船上跳海自杀未果；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在美国开煤气自杀。她的临终遗言是：“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