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先生是德国人拉贝的秘书，可用日语与日军简单沟通。南京沦陷后，他把太太、女儿、太太的妹妹接到安全区，一家人团聚。依靠拉贝，在安全区苟且过活，他认为拉贝可以保护他一家的安全。不过唐先生对于战争的天真愿望最终被残酷毁灭。

　　随着拉贝必须离开中国，他和安全区里的同胞都不知是何命运，出于自保的想法，唐先生向日本人报告安全区里还有伤员，他获得了一个日军“朋友”的身份，以为这个行为可以保护难民营里普通市民和他的家人。但是日军当即冲进了安全区逮捕伤员，杀伤普通市民，争斗中日军还摔死了唐先生的女儿，唐太太当场昏厥，唐太太的妹妹也被日军掠走。这对唐先生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托日军翻译代他寻找妹妹，但也未果。

　　当拉贝可以带着他和太太一起离开南京时，唐先生让太太独自出城，自己留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一位中国军官。他被日军枪决，最后他用中国话对日本人说：“我太太又怀孕了。”脸带微笑，如同一位胜利者。

　　他的经验

　　范伟 不要把唐先生理解为汉奸

　　新京报：唐先生和你以往塑造的平民角色差别很大。

　　范伟：唐先生被定位为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造型设计也遵循那个年代。唐先生对战争的认识过于天真迂腐，所以在炮火纷飞的时候，他把老婆一家人接到南京。他认为战争是军人的事情，和市民无关，不会殃及百姓。随着战争的深入，他告诉了日本人伤员人数和地点，以为这样就能保护更多的百姓，这时他相信“日本人是讲信用的”。但女儿被扔到楼下惨死，让他终于认识到“战争没有信用”，可惜悔之晚矣。

　　新京报：出卖战俘，这是唐先生很不光彩的一笔。

　　范伟：我不希望大家把唐先生理解为汉奸、卖国贼，这个人物是很丰富的。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亮点和污点。唐先生本可以选择和太太一起出城，但对他来说，已生不如死，他的灵魂一辈子都会受煎熬。

　　所以最后他挺身而出，把中国军官换出来，因为军人更值钱，救对方也是在救自己，这种自我救赎就是唐先生人生中最大的亮点。行刑时，一向懦弱的唐先生，始终昂着头。他用中国话对日本人说“我太太又怀孕了”。他的目的很明确：让妻子把生命带出去。

　　新京报：有一场戏是女儿被摔死，唐先生在窗前喊，很震撼，你是怎么把握的？

　　范伟：陆川真的特别会启发演员。第一天拍女儿被摔死，第二天拍唐先生跑到窗前对着尸体喊。在拍这个镜头前一晚，导演跟我说“哥哥你什么都不要想，你就想想假如是你的女儿扔下去会怎样”，这句话让我一晚上没睡好。

　　结果第二天一上来，爆发力十足，从窗下看仿佛就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根本不用演不用设计。这场戏我喊了2分钟导演才叫停，期间我的手一直在拍，窗棂上有个铁的小插销，但完全没意识，下来后才发现手流血了，到现在还留着疤。之后再拍第二条备用，喊女儿的名字“毛毛”，又要叫名字，又要提防不伤到手，分了心，效果明显没有第一条好，影片最后采用的也是第一条。

　　新京报：陆川说选择你演唐先生，是看中了你内心善良、温和、柔软的特质。

　　范伟：导演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笑)陆川当初打算让我演个军人，但和我见面后，他看中了我的某种气质。因为我的年龄，我在现实中父亲、丈夫的身份，都和唐先生比较贴近。陆川要求我把生活中本色的一面发挥出来，他经常让我联想自己，比如真的和妻子诀别，我会说什么？我想那我一定是强忍泪水说些宽慰的话，还要故作潇洒地摆摆手。在铁丝网前诀别的那场戏，就是这么做功课生发出来的。

　　新京报：唐先生作为拉贝的秘书，结尾没必要一定死啊？

　　范伟：为了让这个人物升华到一个点，最后的枪决，是出于艺术的考虑。如果唐先生在难民营苟且偷生，这个人物就没有亮点了。

　　她的经验

　　秦岚 唐太太就是要承受一切

　　新京报：唐太太是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色。

　　秦岚：最初拿到剧本，唐太太只有两三场戏，在拍摄中丰富成了一家子，她有孩子、有妹妹，她是一个母亲、妻子、姐姐，角色具有更多层次。我们也都觉得小江的角色最出彩，但是如果把平平淡淡的人物演出色彩来，同样令人高兴。唐太太的亮点就在于她的朴实和卑微。她给丈夫几块大洋，告诉他“留个买命的钱”。她知道，每次分开，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患难夫妻间的无助情感，最打动人。

　　新京报：你理解的唐太太代表着沦陷区内的什么符号？

　　秦岚：承受和温暖。承受一切伤痛：女儿摔死后癫疯般晕倒，妹妹被掠走遭强暴、与丈夫分别。唐太太的无助绝望，是沦陷区所有女性的无助绝望，她代表的是整个战争中女人的视角。最初设计几场戏我希望唐太太能爆发出来，但导演的想法是，有些人是靠自己承受伤痛的，这要比她呐喊疯狂更有力量。同时，唐太太是这个生死之城中的一抹暖色，她一个人走出南京太艰难，她一生悲痛的回忆太多了，但是她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她要让生命和希望延续。

　　■ 史料

　　唐先生是影片虚构的人物。唐先生被枪决前，拒绝戴眼罩，始终昂着头，这是当时许多同胞被杀前的真实写照。留住在南京的60万军民，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并非全都引颈受戮、逆来顺受。很多同胞面对死亡，怒目而视，高呼口号，威武不屈。一些同胞在身受酷刑时，怒骂日军，直至停止呼吸。据目击者记述，“受难的同志，全身鲜血淋漓，依然叫骂怒视”。

　　东京审判听取了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做出慎重保守的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