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导演傅瑞安-加伦伯

　　几乎同期上映的两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里，最大的区别是对德国人约翰-拉贝的处理。在一部电影里被有意淡化了的，却是另一部电影里的绝对主角。

　　文/李俊 叶云(实习) 摄影/小武 摄影助理/柯寻

　　每一个见到傅瑞安-加伦伯特(Florian Gallenberger)的中国记者，几乎都会问他同样的问题：“你怎么评价《南京！南京！》？”

　　这个1972年出生、来自德国慕尼黑的帅小伙，只比陆川大一岁。面对这个问题，起初他只是尴尬地笑笑，表示没看过。后来，他干脆也加入了这场口水仗：“我听说那部电影并不尊重拉贝，但是我花了4年时间研究拉贝和南京大屠杀，我更尊重历史。”《拉贝日记》是傅瑞安执导的第二部长片，4月29日，该片在《南京！南京！》上档一周后在内地公映。

　　各路影评人、影迷、所谓的知识分子正在为这两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争论不休，各种论调充斥网络和报端。有意思的是，无论陆川还是傅瑞安，在评价对方电影的时候，都在强调自己“没有那么多的个人色彩，我的影片更接近真实去呈现这段历史”。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中，所谓的真实变得扑朔迷离。

　　和陆川在内地的待遇一样，傅瑞安在德国被认为是最有潜力的年轻导演，《拉贝日记》刚刚让他在堪称“德国奥斯卡”的“劳拉奖”上获得4项大奖。他曾经师从德国电影大师文德斯，在拍第一部处女长片之前，他的毕业作品、短片“QUIERO SER”不仅囊括了德国本土的大小奖项，连奥斯卡也对他备加关注。

　　在拍摄《拉贝日记》之前，傅瑞安和绝大多数德国年轻人一样，根本不知道约翰-拉贝是何许人。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其实，在德国应该说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拉贝的存在！”早在10年前，德国制片人米沙-霍夫曼就买下了《拉贝日记》的拍摄版权。约翰-拉贝这位德国西门子中国区总经理在南京大屠杀时期一手建立了保护区，和国际友人一起保护25 万中国平民免于屠杀之祸。但是霍夫曼找过很多合作伙伴，始终没有看到让他满意的剧本，直到找到傅瑞安，才看到了开机的希望。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傅瑞安和他的搭档本杰明-赫尔曼不断地往返德国和南京，收集南京大屠杀和拉贝的资料。大部分时间，傅瑞安都以游客的身份独立地观察南京。有一天，他和翻译走访了几条南京古城的老巷子，遇到一个高个子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说自己83岁了，一辈子都生活在南京，在13岁那年经历了南京大屠杀。老人还告诉傅瑞安，他和他的兄弟姐妹躲在一个外国人的院子里，才幸免于难。傅瑞安问他：“这个院子在哪儿？”老人就带着他走进了广州街的一个角落，那里正是当年拉贝的住所。

　　“当时，我觉得这简直像命运一样，我就应该做这部电影”，傅瑞安告诉记者。经历了战后重修，现在的南京已经没有保留下多少当年的“风貌”，而上海的建筑风格和南京类似，还留着些1937年的感觉，所以傅瑞安决定在上海拍摄该片。4月30 日，傅瑞安和同样年轻的制片人回到当初拍摄《拉贝日记》的外景地上海，故地重游并顺道接受记者的专访时，他们表示：“虽然在上海拍片很贵，但还是值得。”

　　《拉贝日记》在德国的票房并没有预期的好，但不少观众还是由此认识了拉贝。据傅瑞安透露，《拉贝日记》这本书在德国也重新再版，还成了畅销书。

　　除了德国、中国和奥地利正在公映该片，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将陆续发行该片。日本也有发行商愿意发行该片，但他们希望导演能够剪掉香川照之扮演的朝香宫鸠彦亲王，不希望日本的皇族形象受损。但是此举遭到了傅瑞安的拒绝：“大家都知道剪掉这个角色意味着什么。”

　　根据史料，战犯朝香宫鸠彦亲王的确是南京屠杀事件的主脑。最后，他也是利用皇族身份，逃脱了东京大审判的惩罚。

　　B=《外滩画报》F= 傅瑞安-加伦伯特(Florian Gallenberger)

　　B：影片的最后一场戏里，中国的民众送行拉贝到码头，高呼他的名字，很多人认为过于戏剧化。这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场景？

　　F：最后这一场戏确实是虚构的。当时，是有许多民众来给拉贝先生送行。他们拉着横幅，上面写了一首诗，所有人都称拉贝是“活菩萨”。因为这都是中文写的，我担心外国观众可能看不懂，为了快速地让所有观众都理解这场戏的含义，所以就用了相对戏剧化的手法。拉贝是一个德国人，是一个很坚强又很内敛的人，他在日记里写道：当看到这个场面时，非常感动，很难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所以，我们也想让这场戏充满情感冲击力。

　　B：拉贝先生本人的身份是纳粹，他却用这个身份救了许多中国人。这一幕是否会引起德国观众的不安？该片在德国上映后，大家是否对此产生争议？

　　F：用纳粹大旗来拯救中国人的那一幕，对德国观众来讲确实是很有争议性的。有趣的是，历史就是这样，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面旗帜确实代表着纳粹，可是拉贝也确实利用它，救了很多中国人。

　　B：听说审查时，电影局要求增加一些中国人反抗的场景，但你没有接受。

　　F：的确。当时电影局提出的意见是加入一个比较坚强的中国人的角色。我觉得“坚强”对每个人来说，有不同理解，并不是说一个勇敢的中国士兵就是坚强。我心目中坚强形象的代表，可能就是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这样的人。她可以在战火纷飞中拿着照相机拍下那些惨烈的画面，她就可以体现当时她所持有的价值观，可以去记录下那些人。影片的申请立项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当时电影局说，只允许拍摄一部关于南京题材的电影，也就是唐季礼的那一部。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说服他们，说也许拉贝会是一个独特的角度。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程序，临开拍前3 个月，我们还不知道电影局会不会让我们拍。如果你两年前问这个问题，我一定是完全绝望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现在，我居然完成了这部电影，太幸运了。

　　B：那你是怎么跟电影局沟通的？

　　F：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跟中国官方沟通。可能德国人和中国人的交流方式不太一样。一开始，大家都在争吵，我们想用强力，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往前推动，但中方又一直说不行、不行。后来，我们意识到事情不能这样办。陈凯歌帮了我们的忙，在他的介绍下，我才认识了本片的制片人曹玲女士。她说，也许可以用中国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表现这部电影，采用一些比较有智慧的方式去沟通。

　　B：拉贝的家人有没有提出什么条件或者干涉？

　　F：拉贝家族一直非常支持这部电影。拉贝的孙子是个医生，他的家人里也都没有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他们接受我创作出来的角色，并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要求，只是不断地提供资料供我们参考。

　　B：约翰-拉贝在你心中是个英雄吗？

　　F：他绝对是个英雄，而且是个真正的英雄。他手中没有武器，不求回报地做了那些事情。他的结局很凄惨，他失去了财产，没有人接受他，没有人尊敬他。所以在我心中，虽然他手无寸铁，没有指挥千军万马，但他是一个英雄。

　　B：相比《南京！南京！》，中国观众会认为你这部南京题材的电影更温和，没有残酷的战争场面、屠杀和强暴。这是导演的刻意回避，还是因为经济的限制没有拍摄？

　　F：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德国观众完全是不同的回答，他们觉得这部片子太残酷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事件。南京大屠杀令他们非常震惊。我之所以不想表现太多杀戮和强暴的场面，是因为不想把这部电影变得很沮丧，我希望人们不要从中看到毁灭，而是看到希望、温暖。

　　B：作为导演，你非常年轻，《拉贝日记》是你的第二部电影。你怎么去驾驭这种历史性的、跨文化的题材呢？

　　F：拍这部电影确实很难。剧组是一个国际化的班底，不仅是我，大家都不容易。而且以往没有什么可以吸取的经验来支撑我。这是个沉重、独特的题材，还好我很年轻，我身上有无限的力量想要去做好这部电影。最终是顺利完成了，说实话，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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