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瑗/文
陆川推出了大制作电影《南京!南京!》,让71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又血雨腥风在中国人面前。三十万同胞的头颅,凝成痛和恨永远郁结在中国人心头,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用什么方式展现,只要有关南京大屠杀,立刻就会牵动中国人那根受伤的神经。
坐在黑暗影院观看《南京!南京!》的我,分明看到了抗日烽火在燃烧。
陆川认为战争的本质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在另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废墟上舞蹈。”这样的言论经不起推敲,使人想起尼采的诗句“人啊!你要注意听!深深的午夜在说甚?”整个《南京!南京!》三条线,起码在日本人那条线里,陆川是“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
战争固然是一种文化的产物,但“南京大屠杀”被诅咒是因为它的罪恶已经远离了战争的本质。屠杀30万中国人,强奸数万中国妇女,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被永远钉在了人类的耻辱柱上。在对侵略战争的认识上,“大部分参战的日本老兵,在内心中没有罪恶感”代言着日本的现状,当他们为了一只苹果又需要发动战争的时候,随时都可以脱下和服变成皇军。因此对于一个曾被侵犯过的民族来说,过分“亲善”的利他主义,只能去“大赤包”那里报到。
38岁的陆川翻阅了那么多与正史不同的档案材料,在怀疑教科书的心态中创作出了剧本。故事情节的编排怎么做都可以,但把大屠杀的直接原因归结为:“正是中国军队的抵抗太厉害了,强烈的抵抗让日本人感到了强烈的不安全”——这就显得草率了。其实屠杀本身就是动因,犯下罪恶只需要一个借口。我们在《南京!南京!》中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大部队在溃逃,只有小股散兵游勇在废墟中进行着并不“厉害”也不“强烈”的抵抗,并且抵抗者很快就成了日寇圈起来准备成批屠杀的羔羊。有必要去为屠杀暴行寻找合理的理由吗?如果70后的陆川在几本日本兵的日记中挖掘出来了真实,那么80后的导演们一定也会去寻找更“真实”的“葵花宝典”。历史不能莫衷一是,否则它就成了一把不值钱的塑料花。
在这部电影中应该被称为倭寇的却个个不真实地清清秀秀、修修长长,特别是主角角川正雄那双羊羔一样美丽的眼睛,和超然物外的纯良更是让人联想到,腥膻的浊水中浮起了水莲花似的肥皂泡!那一场导演梦境中得来的神来之笔“祭祀之舞”和角川的“殉战”自杀,的确有拔高侵略者国民性之嫌。如果同唐太太难民营中的“搓麻”、唐先生日寇军营里的告密相比较,即使是漫不经心对自己人的贬斥,也看得出赞美对手的良苦用心。“你伤害了我”,不能“一笑而过”。这部电影被人诟病为“汉奸电影”,虽很偏激却不是乱栽。
“二战”快胜利之时,苏联红军轰炸了德国首都柏林,毁灭似的轰炸,让那里从上面看下去完全跟月球表面一样,一夜间十几万人死亡。丘吉尔说:“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此话固然是道理,但就情感而言我更喜欢苏联红军显示的征服者气概。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让侵略者遭到了直捣黄龙的灭顶之灾,不也快哉!几十年后,德国的总理主动跪地为侵略战争向世界人民致歉,而日本至今也没能这样做!
我们没有苏联红军那样的体验,因此,南京,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