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天解禁，我马上就去电影局送剧本、修改、听意见，再改，直到通过。我愿意。这比被禁好多了。”

　　本刊记者/孙冉

　　刚过去的戛纳电影节，几大华语导演都携新片进入了竞赛单元。包括被禁大陆导演娄烨的新片《春风沉醉的夜晚》。

　　娄烨自2006年因携电影《颐和园》违规参赛被禁5年后，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再看到他，许久不见的娄烨依然是一身黑色，平头，眼神犀利。

　　几部参赛戛纳的华语片中，仅《春风沉醉的夜晚》获最佳编剧奖。在上台发言时，娄烨平静地用中文说道：“希望中国导演可以更加自由地拍电影。”

　　此言一出风波再起。6月9日，娄烨在他的工作室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坦然地说，这句话是考虑良久后的想法，作为一个被禁导演，不说是他的失职。

　　不能“更加自由地”拍电影，对于有“野心”的导演来说，是一种无时无刻的煎熬。但娄烨没有停下来，他在海外做融资和发行，依然延续自己的电影道路。只是更多的时间他需要在海外度过。

　　合作多年的老搭档编剧梅峰，获戛纳的最佳编剧奖后并没有被所在的北京电影学校嘉奖，原因也与他只肯与这个被禁的娄烨合作有关。于是，梅峰的生活依然只是教书，下课后，给娄烨写剧本。

　　“我对自己说，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拿起摄影机革命”

　　《春风沉醉的夜晚》，取自郁达夫上世纪20年代的小说。影片讲述发生在南京，先后出现的四男两女之间纠葛的几段不同的爱情，而同性恋情，作为一种压抑的感情，是影片的主轴。片子采取许多中国元素的意境处理，像山水画般安静流淌，与《颐和园》的激烈相去甚远。

　　《春风沉醉的夜晚》是导演娄烨在来自法国和中国香港的资金帮助下，以港产片的名义执导的一部新作，也是他在被禁之后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春风》在戛纳电影宫举行了媒体放映场，电影放映完毕后，全场几百名由记者和电影人组成的观众没有一个人鼓掌，大家只是沉默地退场，与同日举办媒体放映场的《飞屋环游记》放映结束后全场鼓掌的盛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影评称，娄烨过于追求所谓的“真实重现”，除了一些技术上的缺点之外，《春风沉醉的夜晚》最大的致命伤在于没有特色。

　　中国新闻周刊：《春风》似乎比《颐和园》少了许多社会背景的对应，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细微关系？

　　娄烨：肯定是把视角收小了，可能是无意识地调整了下。像所谓的敏感话题，未定性的政治背景，在一开始就被我们都剔除了。但还是和时代有一点关联的，比如郁达夫那篇小说中带出来的30年代，人跟传统有着骨子里的关联。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中国的二三十年代？

　　娄烨：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在大环境下很快地有了“左”“右”之分，身份被清晰化了。而实际上，去做了解清晰化之前的那些工作，特别重要。

　　张爱玲写下《色，戒》，实际上环境不是她小说里呈现的那么抽离，当时就是处于阵营的状态，非黑即白。而张爱玲和郁达夫比较特别，他们只关心具体的日常生活细节，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

　　所以在影片里的人物，我不会让人感觉有特别明显的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定位。而《颐和园》是离不开这种定位的，80年代没法不定位，年轻知识分子肯定是那样的。

　　问题是，《春风》最后被定位成一个同性恋电影。一见两个男的在一起相爱了就是同性恋电影。这一点，国外和中国都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似乎你们对那个年代精神气质的理解并没有直接呈现在电影剧情里？

　　娄烨：我把这次找感觉当功课做了，我看了很多那时的散文，包括最后剪接时还看郁达夫的诗。虽然看了很多都没用上，它传达的那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东西留在电影了。这是一部现实电影，从一开始剧本的呈现状况就是特别散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狭窄的人物关系、没有宏大的历史背景，这些是潜移默化的，很自然地就走到人与人之间特别细枝末节的地方。

　　中国新闻周刊：从《颐和园》到这部电影，为什么你想表达自由总要通过爱情与性来承载呢？

　　娄烨：这可能是更能躲开政治的一种办法。爱情或者性，是处在一个中间地带，正因为它在中间，所以可以说很多事情。无形中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的东西，获得了一定的自由。

　　(编剧梅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和导演当时有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尝试中国的叙事传统，主体是市民百姓的生活。当代电影里喜欢说大历史，因此他们想通过这样一个故事，“尝试建立一种新的风格叙事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同性恋的故事有什么新的表达？

　　娄烨：电影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也是我们讨论了很久的，所以我说这不是一部同性恋电影。电影传达的是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同性恋问题并不是最重要的。

　　对这部影片来说，要传达的并不是一个同性恋的权利和身份问题。我们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应是通过性取向来划分的。

　　中国新闻周刊：性何时成了你的电影语言的习惯？

　　娄烨：其实性爱镜头是《颐和园》比较明确出现的。之前《苏州河》和《紫蝴蝶》也有，但都不是最重要的。首先在80年代，你不拍做爱，你就别拍了，我和梅老师都这么认为(注：电影《颐和园》的故事背景发生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大学校园)。所谓自由化和自由精神，都是80年代所固有的东西，这些都渗透到毛孔了，你怎么能把它摘出来？

　　中国新闻周刊：相比《颐和园》的激烈，《春风》很安静，与你现在的状态一致吗？

　　娄烨：《春风》确实特别安静，让我可以去找一些国画的感觉，有点研究的性质，就好比抽个空做了点功课。我和梅老师那时老聊一些绘画上的线描问题。

　　被禁后，我开始做传统文化的功课。没那么多事了，可以安静下来做点案头的工作。

　　我是需要补课的。实际上《颐和园》从语言和呈现状况到所承载的思想，基本上算是一个新浪潮的电影。它之后，我对自己说，不是所有的电影都要拿起摄影机革命，我需要换一下语言和思维方式。

　　总体来说，这次我感觉轻松很多，因为根本不考虑审查的事，只考虑艺术问题。这是一部注定只能国际发行的影片，不用担心找到一个策略来对付审查。而《颐和园》之后，我真做了(与当局沟通的)工作，只是没做成功而已。

　　我希望提前解禁

　　1965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班同学有王小帅和路学长。前两部电影《周末情人》和《危情少女》被他看作习作，他第一部真正的电影是《苏州河》。当美人鱼跳进苏州河，被西方影评人解读为中西文化的撞击，自此娄烨的名字进入国际市场。他的片子大部分靠海外融资并在海外发行。

　　娄烨的第四部电影《紫蝴蝶》获得3000万元投资，他踌躇满志地请来章子怡、刘烨等一线明星，试图在电影院里有所收获。影片却在审片环节迟迟无法通过，最终公映也惨淡收场。2006年娄烨因携第五部电影《颐和园》违规出征戛纳电影节而被禁5年。

　　娄烨被禁时41岁，是导演的黄金时期。刚知道被禁时，娄烨有过一段不知所措的时期，手上的本子是继续还是放弃？圈内的朋友对他表示支持、同情、鼓励，然后无能为力。

　　新片《春风沉醉的夜晚》和接下来的《bitch》皆靠法国的主要投资，而娄烨在《bitch》中，开始讲发生在巴黎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被禁对你意味着什么？

　　娄烨：(沉默)反正就是没办法，很无奈。我是一个中国导演，我却被中国禁。你说这怎么评价？我也知道这不是个新鲜事，从历史来看，我也不是第一个被禁的。

　　中国新闻周刊：好像有个说法你对被禁已经早有预料？

　　娄烨：我知道肯定会被处分，但当时我还比较乐观，从戛纳电影节回来后，我不断和电影局对话，想拿掉敏感部分，做个短版本公映。我给他们打电话，态度也特别好。他们考虑了两个月，一个周末叫我过去，我以为找到解决方案了，结果去后他们直接宣读了处罚结果。

　　中国新闻周刊：被禁后你的生活是怎样的？

　　娄烨：我在中国融资情况非常不好，被禁止拍摄5年，不会有人投资一个被禁导演。但还是有一些人找我拍片，我的态度是，你先去问电影局，如果可以我马上接你的剧本。但每一次问的答复都是“先别找这个人”。这种尝试，直到上个星期还在发生。

　　所以这个“禁拍”的影响可想而之。我这3年就拍了《春风》，片子的投资来自香港和法国，属性也是一部海外合拍片。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中国电影人坚持做独立电影，往往与体制冲突？

　　娄烨：我从来不认为做独立电影就要与体制发生冲突。我是最早拍地上电影的，从第一部电影起我就没想做地下，我认为地下电影没有自由。

　　《紫蝴蝶》有40多处修改意见，我当时拒绝修改，可为了公映我所做的努力，让我精疲力尽。我有点害怕再来一次，把50%的精力用来怎么通过影检，怎么拿到放映许可证。这样我就拍不出电影了。

　　我只是一直在找，如何自由地、不受干扰地做想做的电影。

　　《紫蝴蝶》的问题跟当时的状况有关，那时整个电影局对于独立制作影片的态度是排斥的。到现在已经是完全接受了。我不知道从哪年开始私营公司可以做电影，不需要厂标，这是一步步过来的。

　　虽然地下电影很多问题，但它推动了整个中国电影的改革。1993年有了第一部独立电影，直到10年后——2003年11月，在电影学院，电影局才与电影人有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话，真正地坐下来坦诚地说怎么解决问题。一边坐着我们几个，也有贾樟柯，一边是电影局的。

　　当时大家特别严肃，但对话的气氛非常好。最后我们签了4项主张，4项主张里包括：一个是分级制；一个是没有通过的电影没问题，是不是也可以放；一个是保护民族电影；一个就是在分级制出台前的审片公开化。在当时看来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做法。

　　可现在是往回走的。2003年我们讨论分级制，现在我们又开始说，不要使用64条(注：自2002年2月1日起施行的《电影管理条例》，第64条，即娄烨受罚的条例依据：个人违反本条例，未经批准擅自从事电影片的制片、进口、发行业务，或者擅自举办中外电影展、国际电影节或者擅自提供电影片参加境外电影、电影节的，5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但是情况就是——我是个对话失败者。

　　我记得当时对话时我说过，对于独立制作，希望电影局让它自生自灭。它有办法找到资金去拍片去卖片，得不到投资，得不到观众的支持，卖不出去，也就拍不了电影。你再让导演自己决定想做什么，而不是别人替他决定。应该这么捋顺一个行业法则。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娄烨：我希望可以提前解禁，让我融资，正常地拍电影。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

　　如果明天解禁，我马上就去电影局送剧本、修改、听意见，再改，直到通过。我愿意。这比被禁好多了。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取消了影检，就万事大吉了吗？

　　娄烨：如果现在突然说分级了，什么都可以拍了，大家欢呼一下。可是那样的话，5年之后，才能看到不再受到影检影响的自由的电影。等这批电影到市场去检验，又得5年。市场反馈到导演创作，又得5年。这样15年就过去了。

　　这是韩国的例子，是最快的速度。现在是所有的年轻导演，都在等这一天。真的等到这一天，你再看这一批导演，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拍电影了。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的电影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难？

　　娄烨：实际上，中国电影人现在是面对两边开战，一面是影检体制，一面是市场体制。要两边都成功，才能生存下去。这是今天中国导演要面对的，这两个就占据他工作内容的80%。怎么可能出好电影？

　　任何一个中国的投资人都会问这两个问题。电影人面对这俩问题，要想出特别复杂的策略。而这些工作与电影艺术是相悖的。

　　我觉得，对于年轻导演，先别想电影能否通过、能不能赚钱、什么样的电影可以进电影节，先问自己想拍什么？这是导演工作开始的最基础。现在大家都反过来了，先想什么样的电影可以通过、可以卖钱、可以去电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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