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无奈，无法圆满：亚洲新人奖特别呈现主题论坛
19日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重量级奖项“亚洲新人奖”颁发之前，分会场之一的银星皇冠酒店银星厅举办了名为“市场与立场·年轻力量向左走，向右走——亚洲新人奖特别呈现”的主题论坛。论坛主持人是谙熟亚洲电影的“好莱坞报道”亚洲特别评论员李诗才(MAGGIE LEE)，嘉宾包括本年度亚洲新人奖评委之一的朱文，07年以《浮生》获得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的导演盛志民，《李米的猜想》的导演、北影教师曹保平以及目前中国影坛内炙手可热的青年影人宁浩。论坛的前半部分是几位嘉宾围绕电影节、市场以及自己创作立场几个关键词展开讨论，后半部分则是亚洲新人奖的评委林权泽(评委会主席)、陈子谦(Royston Tan)、泰国导演朗斯o尼美毕达(Nonzee Nimibutr)以及朱文共同就亚洲电影创作新人和亚洲电影的议题展开对话。
在四位嘉宾展开对谈的单元，大概是因为四人彼此相互比较熟悉的关系，在李诗才的引导下，对话很快就聚焦在“电影节”和“市场”这两个关键词上；然而电影作为一项文化建制发展到今日，其缘起本身就和市场密切相连。若然要完全将“影展”和“市场”对立，已经是落后的观念。几位嘉宾反复探讨的，也许不止在于中国电影或者中国独立作品进入国际影展的“诀窍”和实际操作流程，还有更多关于中国电影本身体制的质询。中国大陆电影人受到的三重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国际影展艺术上的他者眼光，一方面来自于国内/国际市场——第三方面则是自身影业体制的局限性。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电影节本身关于“市场还是立场”的二元选择就是一种错误的预设，因为给一部作品的制作推广和发行等等造成障碍的因素远远超越了“市场”和“立场”的对立，各种层节关系，尚待梳理。
需要专业的影展操作
宁浩谨慎的表示市场当然是一部电影作品需要考虑的，但是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获得收益，大概仍然是非常困难的。盛志民强调，一部电影作品在电影节的推广如果能够得到专业公司的建议，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这方面海外有专业公司协助导演。例如他的《浮生》，当初同时收到了威尼斯和瑞士洛加诺电影节的邀请，一个香港的专业公司在权衡之后认为他应该选择洛加诺，因为威尼斯需要他负担另外的3万欧元费用，这样就等于在影片15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之上加了30万的负担；而洛加诺则把《浮生》放到竞赛单元，这样整个剧组的旅行和住宿费用都有保证……这样的专业意见，对想要走国际影展之路的导演来说不可或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国内能够给到这样专业意见的机构不多，大多导演在这个方面还是以个人操作、跑单帮为主。因此，盛志民认为，国内应该尽量创造一些空间和机会给年轻人创造一个平台，让熟悉电影节和西方语言文化的人来做这些专业的工作，从而保证国内影人参加影展的专业质素。对此朱文强调，其实年轻导演初涉江湖，未必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太重。导演们在操作的过程中，无论如何要付出代价，这反而是一种财富。
此刻宁浩则忍不住带出更多个人看法，亦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电影节在不对等文化交流中的文化“霸权”地位。他认为中国影人面对电影节也经历了不同的成长阶段，之前认为电影节是唯一的一种突破的途径，似乎只有在电影节得到一种认可，才能够回国继续拍电影，这反映的未必是影展的体制问题，更多是国内市场问题的投射。现在由于国内市场开始扩大，情况稍好，作品多了一些影展之外的空间生存。宁浩认为，只有做好本土市场，才会掌握更多的主动性。盛志民随后表示，在体制没有健全的情况下来谈市场，是一件挺突兀的事情。他认为，在目前连基本的艺术院线都不存在的情况下，如果想拍一部自主表达的影片，导演一定是要自己找钱来完成作品的。比如他就考虑下一步片子拍摄类型片，赚到钱之后再拍自己想拍的影片。
“宁浩模式”难以复制
朱文对宁浩进一步发问“你是怎么找到自己市场的”，并诙谐地说，宁浩从文艺电影转拍“疯狂”系列成功之后，反而给年轻导演带来一种“骚扰”，因为太多的投资人会想要模仿宁浩的成功模式以低成本赚大钱。宁浩的回答也耐人寻味，他说，我的电脑里总是保留着两个文件夹，一个是“观众电影”，一个是“宁浩电影”。他认为中国人接受喜剧是因为大家面对生活压力特别需要这样的调剂，加上西方百试不爽的类型片传统，两者结合的确能够产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盛志民也强调，“疯狂的石头”以后 很多投资人想复制宁浩的经验，却未必成功。人们应该看到，宁浩凭借“石头”异军突起是因为他有之前两部作品的坚实的经验，而且宁浩自己也说，其实“石头”的剧本先于“香火”(2004)和“青草地”(2005)完成。盛志民认为不能认为宁浩的成功模式可以空洞复制。投资人必须寻找多样化的拍片可能，就算不一定成功， 梦还在。
文艺片有时候不过是一个幌子
开玩笑说自己昨天晚上喝多了的曹保平则结合自己执教北京电影学院的经验来谈文艺片创作，娓娓道来一点不似宿醉的状态。他说，
文艺片有时候容易变成一个幌子。其实很多人是为了逃避技术上的苦难而选择文艺片。这就是在创作中给自己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曹保平同时也对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表示不满，他说，“中国目前影视受教育的程度 电视剧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现在进入一个审美恶俗的时代。越没有文化品质、越洒狗血越胡闹，反响会好”。他说，比如自己在学校里面有一个作业，需要学生的作品有细节叙事，有情节。但是收回来都是文艺电影，里面也许有貌似深刻的说辞，叙事被重新赋予了一个高度，貌似这个事情就算解决了；然而作品中却缺乏真正的技术训练”，曹保平认为，扎实的技术训练也直接关乎于导演驾驭市场的能力。在第二部分的讨论中，以《十五》、《4：30》和《881》等作品备受瞩目的新加坡导演陈子谦非常同意曹保平的分析，他也认为有时候“文艺片”被抽空为一种对空洞形式的追求，它不过是导演无力处理棘手问题的托辞，这种片面追求对青年导演的成长没有好处。
东西方文化差异 总有沟壑难平
在论坛的第二阶段当韩国老导演林权泽发言时，会场观众人数已经寥寥，不知道人们是需要赶场参加下一个活动，还是无法在接近晚饭的时间去思考更多关于亚洲电影本身的命题。林权泽对中国新人面临的自筹资金拍摄作品的问题感到讶异，他介绍了韩国国内新导演成长的基本情况，说在韩国，一部电影的拍摄需要多个部门的携同努力，处理关系非常复杂。泰国电影复兴的领军人物朗斯o尼美毕达则说，对他而言只有自己想拍的电影和不想拍的电影，如果过分考虑商业还是艺术之类的东西，会给自己太多的局限。在谈到什么才算是有亚洲特色的影片时，林权泽和在座听众分享了自己在海外影展做评委的一次经历。他说自己在97年的时候，与一位西方著名导演一起担任某影展的评委成员。当时他和这位导演在讨论中国电影《安居》(胡炳榴导演，1996年作品)时产生了分歧。因为片中有一位母亲，长期不能见到自己工作繁忙的儿子，儿子很孝顺，他们经常只能通过电话交流。影片中有一个细节，就是电话上面有一块布罩住，怕有灰尘，而母亲经常重复的一个动作就是母亲揭开这块布打电话的情形。那位西方导演不厌其烦，而林权泽认为这个细节很真实自然，母亲与儿子的情感联系，就通过这样看似重复的动作得以传递。最后在林权泽的坚持下，虽然影片得到特别奖，那位西方评委还是无法理解母亲的坚持。因此，林权泽认为，东西方文化的确存在不可逾越的理解障碍，但是如何建立一个平台让两种文化互相交融，非常重要。他在担任新人奖评委的过程中也认为，亚洲电影新人应该团结一致，拍属于亚洲的电影。
本次论坛各位嘉宾都有贡献自己的独特看法，反而是观众的耐性经受考验，令第二部分出现少许冷场的状况。然而论坛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解答问题，而是为了启发思考，在当前电影工业也电影节建制变革的时代，这些思考也许最终能够推动积极意义上的改变，且让我们期待。马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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