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帝国》导演姚树华

　　“戏剧是以人为本，人要写成功了，戏就差不多了。我心目中的好电影的标准是，即使它不成熟，但是不是个独特的声音，才是重要的。”

　　记者◎马戎戎

　　《白银帝国》内地上映的日期，定在7月30日。这部电影拍了5年，上映档期迟迟未定，之前有人调侃说，投资人郭台铭婚都结了，孩子都生了，电影还没上映。

　　姚树华今年已经年过半百，作为一个电影处女作导演，这个年纪似乎有点大了。然而姚树华并不希望人们以“处女作导演”的眼光看她，“重点不是处女不处女，而是有没有独特的声音”。

　　“这是一个新的导演的挑战，但是我原本就是个导演。”姚树华说。

　　拍摄《白银帝国》之前，姚树华是一名成功的舞台剧导演。她在美国学戏剧，拥有斯坦福大学的亚洲戏剧博士学位，是旧金山首席职业剧团ACT(American Conservatory Theatre)的导演和助理团长，主持ACT的新剧开发，在ACT和台湾地区“国家戏剧院”执导过近30部舞台剧。

　　从戏剧转向电影，姚树华的说法是：在戏剧上无法再取得新突破，又正好有这么一个执导的机会。

　　姚树华对《白银帝国》的描述是“命题作文”，这部描述晋商的电影，资方也是一名晋商——台湾地区首富郭台铭。

　　“我的资方——郭台铭先生，那时候他想做一个经商的电影，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好啊。因为我自己也是山西人，他也是山西人，他说这边是一笔资金，这边是一本书，等于是一个起始吧，下面就不管了，交给你了。”姚树华说。

　　资金有8000万元人民币，书是《白银谷》。这本书当年曾经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

　　姚树华说，身为山西人的郭台铭一直想拍晋商，同样身为山西人，她“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非常高兴和感动，同时也很害怕，因为这个题目真的很大。虽然票号只有100年，可是事实上历史有500年，从明朝和清朝整个独霸了中国的金融和运输业。很长一段时间70%的外贸被这些晋商所控制——他们的世界太大了，北边到圣彼得堡，南边到新加坡，东边到汉城还有京都，这样的世界”。

　　姚树华剧本写了两年，资料也查了两年，拍摄期间转了9次场，到了4个省份：甘肃、青海、河北、山西，一共有40多个场景， 涉及13个县市。后期制作做了两年，一场走西口遇狼的特技戏，做了1年零8个月。

　　制作完成后，正逢全球金融危机。这部电影的宣传噱头就靠在了金融危机上，因而很多没看过电影的人，会以为这是一部讲“商战”的电影。然而事实上，看了电影，大多数人会发现，这部戏的重点并没有放在金融知识的普及，或者商人之间的算计上，姚树华讲的是一个“山西票号”在大时代转折期，父子两代人的传承中，价值理念和经营理念的冲突。

　　“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想，要跟现实拉上关系。那时候我人在美国，刚好‘安龙事件’发生，我看着‘安龙事件’里的职工在电视上哭，因为他们被自己的老板坑害，我看了很难过。同时我也看了山西省发的一个纪录片，讲到了商德，那时候我就想来探讨商德这样的话题。晋商认为自己是儒商，但儒跟商是两回事，是在商言商，还是言商必须以儒为准？整个电影就是这样一个探讨，该怎么做，怎么做是对的，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怎么做才是对得起良心。”姚树华说，“《白银谷》原作里讲的，不是我要说的东西。”

　　姚树华曾在舞台上执导过《威尼斯商人》，塑造过贪婪的犹太商人夏洛克的形象。对比犹太商人和晋商，就会发现两者的根本性不同。“晋商跟威尼斯商帮、犹太商帮是全世界三大商帮。我对威尼斯商帮不太懂，但犹太商帮的特点是一切以条文为依据。《威尼斯商人》里，法律诉讼的根本一点，就在于条约里讲了，只是一磅肉，可没说流一滴血。”姚树华说，“这个情节让我们深思：是不是写下来的东西只要合法就是对的呢？文字是可以玩弄游戏的，如果做生意仅靠文字合约而没有道德的话，这个东西未必可靠。”

　　有了8000万元的资金为依靠，《白银帝国》里具备一切大片应当具备的东西：大场面，特技，精美的衣饰。然而姚树华自己最希望探讨的一点，是“商德”。“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传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资产，我们是以德为中心的民族，我们民族能够传这么久，能够文明一直没有损伤，跟这个有关系。我希望把这一点传到世界上去，我希望这一点再提出来，让大家有探讨。”

　　在创作中，姚树华注意到了山西票号规矩里继承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一面：重视道德约束，并以道德为出发点制定各种行为规范，特别是针对两性行为的规范——票号掌柜不得离婚、娶妾或者逛窑子。他们在驻外的岗位上，每3年有一次6个月长的假期，可以回家看望妻子和家人。制定者期望用这种修道院般的生活方式造就职员更好的工作表现。

　　然而姚树华也注意到这种规范中“形儒实法”的一面，这造就了康老爷和康三爷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康老爷作为票号的开创者，喜欢向儿子传授“驭人之术”，强调刑罚的一面，认为只有让手下人对他产生畏惧，才能更好地控制职员。然而康三爷却无法认同这一点，他明确地反抗康老爷，认为对驻外掌柜的性约束过于严格不近人情。他吸取穷人为客户，进行了“小额贷款”尝试，也坚持同掌柜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畏惧的主奴关系，而是互相尊敬的合作关系。

　　康三爷的另一个反抗，体现在对“传承”的不同理解上。康老爷认为血脉的传承最重要，而康三爷却明确拒绝了同没有爱情的妻子生育后代的要求。

　　姚树华把电影的时代背景定在了清朝向民国过渡时期，在视觉上，这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时期：有人穿马褂长衫，也有人穿西式衫裙。那时代“币值有改变，造成了经济上的大危机。前面10年，有义和团，有八国联军，在呈现这些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变革的时代，也是考验价值观是否坚定的时期，直接引发了康老爷和康三爷的冲突。“三爷是富有同情心的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清朝向民国的过渡时期，他愿意用家族积蓄来偿还储蓄者的损失。这个决定与他父亲置民众之苦难于不顾，坚持囤盐卖高价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变成了血淋淋的游戏：权贵决定贫贱者之生死。”

　　姚树华认为，当代中国也正好处在大转折时期，她创作这个电影，还是希望能和现实有某种联系。

　　《白银帝国》在上海电影节首映时，上影集团的汪天云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用30年打造了一个经济强盛的姿态，接下来30年，我们要打造自己的软实力。”

　　对于这句话，姚树华表示“不敢苟同”，因为“中国是有软实力的，一直都有，只是中国人自己不知道。回头看我们老祖宗做的事，那些儒家的语言，哪一句不是掷地有声。我们经营自己的文化，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不能永远在意别人怎么看”。

　　姚树华说，执导舞台剧时，看托马斯·哈代的《远离尘嚣》，提到都铎王朝时期，权贵强迫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看法，就把头砍掉。“我当时想，中国哪一朝没有。读书人的可怜，被要求做一个道德完美的人，而到了一个不可能的环境里，是要做一个为了理念不惜掉头的人呢，还是为了某些东西，出卖灵魂？”于是“我在三爷的屋里挂了一幅书法，上书明朝儒家心学派王阳明的‘致良知’。《白银帝国》是关于三爷的人生选择的。三爷经常问自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良知让他成为自己道德责任感的俘虏。他是个道德层面上的英雄，因为他选择对别人有利的做法，牺牲自己珍视的东西，使自己的良心得到保全”。

　　小说《白银谷》里，票号老东家康笏南告诫儿子：“真正的生意人不能太重情。”姚树华并不同意这点：“总有一天，衣食温饱后，会发现精神上的需求，那时候会怎么看？”

　　让姚树华感到困惑的是，在国内做宣传，总会有人问到影片的经济运作，问到郭台铭在电影事业上的打算等等。这个时代人人都似乎摇身变成了现实的生意人，把电影当成一盘生意经，这让姚树华觉得多少有些不妥。《白银帝国》的结尾在很多人看来很可笑：由于康三爷不肯生育后代，康老爷就又娶了个女人，给康三爷生了个弟弟当做家族传承人。作为“传承”，这个结尾的天真之处显而易见——比起“兄终弟及”，中国人更习惯父子的传承，因为兄弟往往是争财产的。

　　这么讲给姚树华听，姚树华有点委屈：“人总是要有点天真的吧。”

　　姚树华拒绝谈论郭台铭在电影方面的商业计划，她始终认定郭台铭投这部电影不是为了商业，是为了公益，犹如郭台铭给大学的医学院捐款。“郭老板投资5亿美元给大学的医学院，也没有要求在医学院上留他的名字，如果他要求，这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啊。”

　　从戏剧跨界到电影，姚树华觉得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戏剧是以人为本，人要写成功了，戏就差不多了。我心目中好的电影的标准是，即使它不成熟，但是不是个独特的声音，才是重要的。”

　　姚树华说，自己也是一个影迷，“电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声音，这一代人的文学，没有人再去看文学，只有改成电影才有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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