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男孩》导演杨雅喆：让童年的勇气追上你
电影《囧男孩》海报
《囧男孩》监制李烈(左)与导演杨雅喆
《囧男孩》是去年末出现在台湾地区的一部另类儿童电影，区区1500万新台币的投资，不仅收回3600万本土票房，还在第10届台北电影节和第45届金马奖上，把最佳导演在内的诸多奖项收入囊中，于是，《囧男孩》被看做《海角七号》神话的延续。
记者◎李东然
在刚刚落幕的两岸影展上，《囧男孩》在北京等部分城市做了点映，绝不输于绝大多数主流热映影片的是，豆瓣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简评竟过千条，热门长篇幅影评数目也早已过百，电影的网络视频点击率更是惊人，这影片显然不是真的拍给儿童的。
但故事主角却只是两个“问题小孩”，因为捣蛋和捉弄同学被老师唤作“骗子一号”和“骗子二号”。一号喜欢说谎，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他说自己的爸爸是世上唯一不赖皮的大人，但这潦倒的男人恰是赖他照料的精神病患。二号从小被父母丢在阿嬷家，“没人爱”的孩子长在吵闹凡俗的家庭里，却仍是太容易相信别人，他是一号故事的忠实信徒，为一号追女生，和一号一起攒零用钱，为的是说好一起去异次元，长成大人，不用写功课，不再有烦恼。
让童年的勇气追上你
王尔德的《小王子》被用做电影的开头，于是故事自始至终都沾上了童话里那心碎的味道。失去妈妈的“假仙鬼”(二号骂一直微笑的好学生)林艾丽告诉一号和二号“只要记住微笑，就什么都不会害怕了”。一号成了少年犯，在媒体簇拥中被带走，他却搂着爸爸对他说“要乖，要照顾自己”。二号一个人来到游乐园，呼喊着“拜拜阿嬷，拜拜妹妹”，一遍遍地爬上那高高的滑梯，瘦小的身体，绝望地下落，一次又一次，我们的泪腺敏感了，那些曾经的成长的痛。
孩子的世界总在告别，哪怕保护自己只有最后的一点微笑，却也要继续鼓足勇气去接受接下来的人生，导演杨雅喆告诉本刊记者，拍这样一部有些奇怪的电影，更多是为了让大家都回头看看自己，“慢一点，让童年的勇气追上你”。
“这个脚本来自我十几年前就开始在做的一份义工，就是下班之后到台湾的原住民社区，做那里孩子的课后辅导老师。原住民社区确实是比较穷、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也就认识了一群小孩子，就是这样调皮。但很多年以后，他们眼神都那么完整地留在我的心里面，与这些孩子相处太难忘，总觉得是找到一种生命本源的力量，或者回头看了我自己真正的模样，像是一种难得的心理疗程。所以终于在空下来的时候，想把这些孩子给我的感觉整理出来，于是就写下了这个故事。”
杨雅喆告诉本刊记者，因为电影确实不是为了孩子而拍，所以他更在意如何唤起更多成年观众的共鸣。“比如，绝大多数成年人关于童年的回忆，都不过是些串起的碎片，我就有意地回避掉了那种单一主线的故事形式，用《小王子》、《魔笛》、‘异次元’的童话把影片分成3个相对独立的片段。因为要真实地呈现那些孩子眼中的世界，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心情沉下去，把视线降到小学生的水平。”
“我想大家在很小的时候，都有梦想，有热情，还有那种对世界最简单和本真的判断，可是慢慢地，我们就忘了，生活消磨了当时的热情，规则搞乱了自己的判断。其实我们丢掉了很宝贵的东西，我希望大家看了这个电影，能多少回忆起自己曾经的坚持和勇气，能够找回些今后面对生活的纯真。当我真的走进孩子的世界，才发现，那些正常和癫狂之间的界限，那些真实和谎言之间的距离，那些被自己牢记在心的关于人生的条条框框，竟然如此的似是而非。这也许会刺痛你，但也提醒你，回头看看，或许能发现另一个自己。”杨雅喆说，剧本到最后，反而成了给自己的一份情感交代。
拍一部台湾电影
杨雅喆导演出生在1971年，他笑言如果不是被电影里这群孩子刺痛，如果不是写脚本时回忆起他们的种种，至今，他完全没有可能迈出拍电影的一步。“我其实就长在电影里那样的台湾社会的中下阶层，爸爸是算命师，家里没有什么钱，兄弟姐妹却很多，成长环境和戏里二号的状况相近。但和戏里小孩相反的是，虽然来自家长的管束也少，我反而一路是乖顺得过分的小孩子，只知道念书。大学念了大众传播专业之后，顺理成章地去广告公司上班，然后拍上电视剧，一拍就是10年。”
《囧男孩》虽然是杨雅喆第一部电影作品，却已经把最难把握的孩子呈现得有诗意，视听语言上也体现出不俗的丰富与精致，但杨雅喆自己却说得谦逊：“电视剧拍久了觉得自己的工作毕竟要进阶一点，找些更细致点的工作来做，这是我第一部电影，我自己也不是科班出身，只给自己提了一个基本要求——拍一部台湾电影。我觉得自己实现了这个目标，已经十分满足。”
事实上，从当初执意要把《囧男孩》的剧本写下来，到申请辅导金，争取拍摄机会，杨导演坦言，《囧男孩》用的就是最典型最繁琐的台湾电影生产方式，本土化是它唯一走得通的道路。“光是取材上就有很大差异，好莱坞总要着意去挑选一个观众最大值的题材，台湾电影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包括我的这部《囧男孩》，没有任何在好莱坞流程中所谓的卖点，绝对是相对小众的题材和故事。你去看台湾电影的观影人群，18到30岁同样是绝对优势的消费群体，我自己都清楚《囧男孩》真是上下都不靠的本子。可就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在内，台湾电影人多数都很执著于自己想要讲的故事，并且要不打折扣地说出来，我们或许骨头真的太硬，不愿意改变得太多。”
然而杨雅喆大方地承认，自己也知道，正是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台湾电影的停滞，而这种停滞，又把台湾观众拱手推向平易得多也讨喜得多的好莱坞电影。“但是，至今台湾地区的电影人确实也不太愿意一切依着好莱坞那种方式做电影，哪怕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的教育总是告诉我们，影像首先是要有意义的，这种东西其实还是会疏离观众，并且在叙事节奏上也是会和好莱坞相异甚多。但如今我们想明白一点，即便全部学习好莱坞也不一定就能打败人家，现在大陆的电影都已经有很惊人的投资支撑了，也有非常完美的特效，完美的表达，但是真的完全模仿到好莱坞的程度，很多还是做不来的。这情况在资源如此有限的台湾地区更会如此。”
可是，毕竟有那么多人在说，《海角七号》给台湾电影带来的是期待已久的转机和希望，而《海角七号》之后，《囧男孩》在内的一批新晋导演的作品，正是这转机并非昙花一现的有力证明。如果说，台湾电影人集体的状态完全没有改变，难道是观众出现了集体的、自发性的本土化回归？
杨雅喆导演这样回答本刊记者：“当然还是电影人在寻找观众。比大陆糟糕很多的是，台湾地区是全面面向好莱坞开放的，大多数观众真是习惯了好莱坞电影。我观察了很久台湾观众看电影的习惯，真的说，一两部片子就叫他们回头来支持本土电影还不可能，去把观众的信心叫回来需要时间。《海角七号》也好，《囧男孩》也好，或许会有一点点改变，叫很多观众说‘对了，台湾电影也是值得看一看的’，但这绝对算不上主流。我们和前代导演不同的是，我们虽然也有一心要说的故事，但我们同样关注到更普通人群的情感，不再执著于深刻，反而开始用最亲近的感情打动观众。”
杨雅喆导演就举了《囧男孩》作为例子，为了争取与观众情感上的交流，找到如今电影里呈现的，这个自己心里最“台湾”也最温暖的场景，从想象到寻找，步步用心良苦。“我一直在做电视剧，它要求的就是现代、新颖、漂亮。我了解台湾很都市的部分，但是那里和上海、广州有什么差别呢？当初写《囧男孩》时，我就想到如何打动观众的问题，于是更明白本土对这部电影的意义。比如，如果让像我这个年纪的台湾人能产生共鸣，找到一点点情感归属感的话，那么没有比电影里那个原住民社区更标本的台湾社会。留在电影里的这个场景实际上也就是我在记忆里台湾菜市场的模样，我原原本本搭起这场景，不是说因为我小时候就住在菜市场，有情节，而是说这里的确是台湾人情味最浓、台湾人生活气息最集中的地方。我觉得这些能留在电影里会很美，很打动人，至少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部台湾电影，不是日本片，也不是香港片，并且这个故事总的说是浅近的，虽有忧伤，但也没有拒绝故事本来的幽默趣味。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不同，就是说很诚心地要回头看看什么东西能打动本土观众。”
杨雅喆导演却说，从本土出发，反而是台湾电影最可见又可行的电影输出形式。“亚洲其实是比较接近的文化体系，当你成功做到与本土亲近，其实就拥有了一定范围内可供传播的独一无二。比如《囧男孩》这样的电影，不仅在中国大陆，在日本也是比较能接受的，我想这效果的实现毕竟是植根在台湾地区本土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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