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飞鸿：走红曾让我非常不快乐
本报记者李丽实习生 陈柏熙 黄白鹭
11年前，《牵手》红遍中国。这部被称为“首次关注第三者现象”的电视剧带红了一个名叫俞飞鸿的女演员。但她并没有在人们视线中停留太久，直到最近人们听说有部名为《爱有来生》的“鬼片”即将上映，而导演正是“失踪”很久的俞飞鸿。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了一个能成为中国最红女演员的机会？又是什么原因让她以另一个身份再次出山？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俞飞鸿，试图解开她身上存在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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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芽”在13年前
羊城晚报：你在什么时候萌生了当一个导演的念头？
俞飞鸿：说实话，当年上学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甚至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蹦出这样的念头。直到13年前，我在一本短篇小说集里看到一个故事，叫《银杏，银杏》。之后的岁月里，很奇怪，总有一些关于这个故事的细节跳出来。后来我开始想，这样一个好看的故事，拍成电影不知道会不会好看呢。
羊城晚报：从想到做，其间一定还有很长的路吧？
俞飞鸿：对，想法慢慢长大，成为我想主动表达的那种欲望。我觉得自己有话要讲，而电影可以是一个渠道。但因为自己把这个故事想得太清楚了，我开始想到必须自己去创作，而不是依赖别人。
羊城晚报：当导演的过程里，有没有让你特别崩溃的时候？
俞飞鸿：每个阶段都有让我崩溃的时刻。比如我写剧本，经常发现自己不知道下一个字应该写什么，头脑一片空白。非常煎熬，但跨越过去，我一下就能写十几场，直到遇到下一个空白点。从崩溃到豁然开朗，总是这么循环反复。去看景也是，跋山涉水的，体力上很吃不消。我要找的景色必须原始，但同时也会导致偏远，交通非常不便。筹备过程也很难熬，我得跟每个技术部门的人去交流，有的时候明明谈好了，对方突然说时间又不行了，我又得找别人。一个小的困难熬过去，又遇到更大的困难。因此，后来在拍摄的时候，我们遇到泥石流、塌方，剧组陷入停工，我却反而很平静了。 我常常觉得，做完这件事，我以后什么困难都不怕了。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女导演，在领导整个剧组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格外的困难？
俞飞鸿：跟男女其实没关系，关键要做足功课，要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只要我真诚地对待作品，有激情，做功课，那么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我的努力。我的摄影师就这样告诉我，他跟那么多大导演合作，但从来没有一个导演像我那样，对自己要的镜头那么明确。我会自己找资料给美术和摄影，甚至一个小道具我都非常清楚。我就是这样的人，只会用最笨的办法。
羊城晚报：在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中，王朔、徐克和姜文都曾帮助过你。大家会很好奇，你是怎么跟他们成为朋友的。
俞飞鸿：有的是通过一个圈子认识的，有的是曾经合作过，渐渐地都成了好朋友。他们都是有才华的创作者，对我来说亦师亦友。有才华的人都会去提携真心创作的人，不光是我，他们也提携了很多别人，只是大家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真性情的人，不难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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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不似电影跌宕
羊城晚报：那个故事感动你的地方具体在哪里？
俞飞鸿：很难说，就是小说所描写的意境表达出来的情怀，有点看不见摸不着。月夜，偏僻的山，你遇到一个人。此人既是彼人，但此人又不是彼人。牵扯，纠缠，那种神秘和凄美里，总有一种情缘未尽的感觉。
羊城晚报：很少人会真的在银幕上讲一个鬼故事，很多导演会处理成心理悬疑片。
俞飞鸿：其实我是想通过鬼来表达人的情感，故事里没有特别去谈论鬼。我喜欢的是此情未了的感觉，过了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
羊城晚报：这里面包含你个人对爱情的看法吗？
俞飞鸿：不光是爱情，还有更多的东西，比如生命的脆弱、人生的错过。这个故事其实跟现代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经历过身边的人离开，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就像地震，你还没准备好，你爱的人在一瞬间就离开了。我是想用一个看似不存在的前世今生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来珍惜身边的人，珍惜他们已经有的东西，而不是忙碌地追求一些功利的东西。
羊城晚报：我注意到，片尾你写了这样的话：“谨以此片献给天上的同学潘云晖。”
俞飞鸿：他是我中学的同学，不满22岁就因为得白血病去世了。我还记得我们的最后一面是某个寒假，我在等人，他正好经过。我当时还想，过几天我就去找他。但寒假很快过去了，我们也没见成，而且这一眼成了永别。人生有太多转瞬即逝，他只是我怀念的那些人中的一个代表。
羊城晚报：很多人看了电影会想，你是不是经历过这样深刻的错过，甚至以此来揣测你之所以至今单身的原因。
俞飞鸿：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这样猜想。但说真的，我的角色和本人完全是两回事。我真实的生活平淡得很，真的。我就是喜欢平凡，所以才把所有跌宕起伏的东西都留到片子里去表达。但是人生不是电影，一个半小时就完了，平凡才是最踏实的。
羊城晚报：很多人看完这部片子都哭了，你是特意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吗？
俞飞鸿：如果电影院没有让你感动的电影，是一种缺憾。其实关键不在于他们哭不哭，而在于他们有没有感怀———笑着感怀也好，哭着感怀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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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需要别人一辈子记住
羊城晚报：你很小就接触过电影，有经验，受欢迎。很多人上北电是为了当演员，但你当时却选择了留校当老师。为什么？
俞飞鸿：其实这个选择对我来说很顺理成章。当时我在班里总分和文化课都排第一，性格又安静，系里有留校的名额给我。我就想，那好吧。
羊城晚报：但你一年之后就选择了出国深造。
俞飞鸿：我毕业的时候才22岁，给学生当班主任，其实自己的年龄只比他们大一两岁，甚至同龄。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还没有资格去教人，因为我没有经验，我知道的东西都是我的老师告诉过我的。我想，我应该出去经历一下，到国外生活几年。那段日子挺重要的，我比以前更坚韧了，对自己更有自信了，性格开朗多了，对事对人也更宽容了。我甚至开始相信，只要我付出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还有，因为离家远了，我开始知道什么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羊城晚报：回国后你拍了《牵手》，一下子就红了。那时候的状态是怎样的？
俞飞鸿：拍《牵手》之后，突然一下子来了很多片约，我反而觉得很困扰。因为我以前一直过着平稳的生活，对那种快节奏没有准备。正好那时候也是电视界开始商业化操作的阶段，港台的合作者也开始找上门，我又不懂得拒绝，结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在片场，而且拍的作品中有很多其实质量不怎么样。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太快乐了，我开始问自己，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厌倦了，然后对自己的厌倦感到害怕———最初这可是我最热爱的事业啊！所以，我第二年就开始减产，恢复到一年只拍一两部的节奏。平时就休息，跟家人朋友在一起，或者出去旅游。我觉得自己不能脱离生活，那种所谓红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
羊城晚报：但这样的慢节奏，会让观众慢慢遗忘你。
俞飞鸿：我也想过，拍戏这么少，观众会不会忘掉我啊。但我也会提醒自己，那不是最重要的。没有人需要让别人一辈子记住———干吗非要那样呢？我的生活一点都不波澜壮阔，没什么可说的。每天发生那么多国家大事，我的事情实在太小了。我宁愿宅在家里。
羊城晚报：你的这部作品酝酿了13年，下一部不需要等那么久了吧。
俞飞鸿：再当导演？我暂时还没有感受到那种强烈的呼唤呢。我不想保持某个身份，譬如导演，那样太累。或许之后十年我都遇不到能让我有感触的作品，那么我就十年都不拍。但或许，我很快就遇到了。过去四年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我现在只想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完全没有工作和电话，安安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