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杨庆和他的《夜店》(图)
《夜·店》导演杨庆
“我们的世界是肮脏的，可感情是唯美的。《夜·店》想说的是，世界是荒诞的，然而内在还是纯粹的、干净的。”
记者◎马戎戎
杨庆还不满30岁，他在北京的居住方式依然是租房。房子租在北京东边一处老的居民区，路口往北走不上50步，就是明星扎堆的北京最贵的楼盘之一。往东走50步，是简陋的社区小卖店，兼卖麻辣烫。抱着小孩的妇女和民工坐在店外肮脏的凳子上吃得不亦乐乎。拍照的时候，杨庆坐在其中一把肮脏的凳子上，忽然说：这里看上去不像北京。然后他开始玩着摄影师的拉杆包，做出一副“走天涯”的样子，开玩笑地说：“我要上北京去啦。”
他还没有学会著名导演们的虚张声势。许多记者见他第一面，都以为这个背着双肩包的大眼睛男孩是剧组的工作人员。
杨庆的处女作电影叫做《夜·店》，自7月24日在北京首映以来，票房已经过了1100万元。这个数字自然不能和2006年夏天宁浩的处女作《疯狂的石头》相比，然而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第一部电影能拿到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容易。
尽管同名，《夜·店》这部电影和1947年文华影业的《夜店》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中不难发现韩国电影《加油站夜袭案》对导演的影响：多线索，封闭时空。《夜·店》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家小小的便利超市里，近10个人物先后出场：彩民何三水带着表弟“轮胎”假装绑匪来逼超市老板娘还钱。老板娘不在，在的只有两名年轻店员，一男一女，男店员留下来，是因为他暗恋这个朴素温柔的姑娘。再后来，老板娘回来了，但是她身上没钱，何三水的算盘落了空。接下来，超市里居然来了一个真的绑匪。小小的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就这么塞进去了近10个人物，上演了爱情、搏斗、抢劫等等所有通俗电影常用的桥段。
杨庆不是出身文艺家庭：“父母都是铁路上的，他们都是一个火车站的职工。我从小在火车站旁边长大的，我们家里面都没有搞这个的。”
和宁浩一样，杨庆也是中国的“影碟一代”，从录像厅和VCD、DVD里博览群片，熟谙从希区柯克到科恩兄弟等等一切影坛大人物的名字，暗暗期望有一天，自己的名字，也可以印在碟片的封套上，哪怕是盗版也好。
“上高中那会儿已经成为一个影迷了，初中只不过是一个港片影迷。初中那会儿只有录像带，1992到1995年，是看录像带长大的。然后到了上高中接触到片子就不一样了……我记得那会儿有本杂志叫《Music Heaven》，它不但让你听到了很多国外歌曲，还介绍了很多国外的电影。其实那个就成了在没有专业电影杂志之前，《Music Heaven》就是文艺青年的一个音乐和电影的指南书。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有VCD了，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租录像店的老板，我和那个人成了朋友，然后我每年暑假回到家就跟他泡在一起，从他那儿看片子。最疯狂时是放假的时候，暑假一天要看两部到三部，看到作业也不做。”
杨庆的学习成绩不好，自知考不上电影学院导演系。只好“曲线救国”，从普通艺术院校的表演系入手，再来到北京，自中戏大专班入行。《夜·店》的前身，就是中戏课堂上的一个小品。
“从2002年排完那个作业以后，到2003年毕业……很多年来，我和身边的朋友都聊过这个故事，我跟他们讲如果一个晚上你去超市……讲了无数个版本，什么时空逆转啊，穿梭时空隧道啊，然后什么李小龙复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都想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还有什么那种热带风暴袭击这个超市把它卷在龙卷风的中心啊……它每个版本的故事讲完了别人都说，不真实……”与此同时，他做过很多劣质电视剧的导演、副导演，给人当过枪手写剧本。生活状况好转了，但理想却似乎离他越来越远。
“来北京都已经6年了，自己还在……感觉越走越远了，来北京本来是来拍电影的，怎么拍来拍去这么多年最后成了这样一个状况，自己觉得很纳闷儿。”这么想的时候，他还在一个剧组。2006年，宁浩的出现，给了杨庆很大的刺激。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一次“破冰”：“我就觉得市场是不一样了，一个人出现就代表着破冰了。”于是从那个剧组出来，他去了云南，从云南回到北京，他开始踏实下来写《夜·店》的剧本。
写剧本时，杨庆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我想，如果这样一个故事，我们自己搭一个超市拍的话，应该在200多万元能拍下来，200多万元也是一个年轻导演能拿到的上线了，所以我就根据这个上线来写剧本。我第一次拍电影肯定没有安全感啊，所以我选择一个场景风险能够降低的。我每天在一个地方拍戏，大家都在一起，制片工作也相对简单，很难出意外的状况。我在不断写的过程中，在不断控制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喜剧片让大家笑出来就够了。不管是一个人说话笑，还是他的肢体表情，还是剧情构造到那个地方让大家笑，总而言之让大家笑。但是后半段呢，要有些商业元素，你得有警察得有匪，得开枪，得打斗，这些其实也是个商业元素。但是你得把它放到一个故事里面去，它也不能成为一个纯现实主义的故事。”
甚至电影的时长，杨庆也做了考虑：“他们告诉我90分钟的电影院线会多放几场，你的票房就能多一点……我就说剪辑的时候我不能超过90分钟，我给他剪到89分59秒最好，实际上后来我做到了。”
一部90分钟的电影里要容纳近10个人物和众多的情节点，电影的信息量不能说不密集。杨庆基本做到了3分钟一小事，5分钟一大事。包括徐峥的表演，完全是一种夸张的神经质式的表演。杨庆甚至说，他觉得徐峥的表演还可以更加神经质。
对于这样的安排，杨庆坦承，他就怕“刺激”不到观众。不同于第5代的宏大叙事，第6代导演的个人记忆，第6代之后新生代导演的“文艺”气息，宁浩和杨庆的电影有一个共同之处，力求让观众达到一定的生理反应，这种刺激有时相当感官化。
杨庆说，这样做，很大程度上也是被现实所迫：“我们太渴望市场上的商业上的成功了，这种追求有时大于电影本身的艺术上的成功或者口碑。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矛盾是创作者本身和资方市场的矛盾。资方市场相对来讲是保守的——如果没有宁浩，很多年轻导演都没有机会。但是因为有了宁浩，大家就只投喜剧片，或者有了宁浩之后，大家就只投快节奏的喜剧片。这个资方市场他们事实上是直接影响到观众的。我很清楚这个，所以我就没有拿别的剧本出来。”
8月份，杨庆要去参加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为他的下一个剧本找投资，计划中，那是一个温情的公路片。杨庆说，他要的公路，不是川藏或者滇藏那样充满壮美风景的公路，而是中国内陆普通的、乏味的、肮脏混乱的公路，在那样的环境里，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才显得格外美好。
尽管考虑到了那么多的现实，《夜·店》里，杨庆依然给理想的爱情找到了一个位置。爱情是普通人成为英雄的动力，为了这份爱情，懦弱的男店员最终击败了绑匪。他甚至安排，何三水和老板娘这对冤家对头也相爱了。
杨庆说，他依然相信爱情：“我们的世界是肮脏的，可感情是唯美的。《夜·店》想说的，是世界是荒诞的，然而内在还是纯粹的、干净的。”
杨庆不否认，《夜·店》是一部充满了“描红”意味的作品，但他认为，在这个阶段，“描红”是必需的，至少他让众多电影桥段“落地”了：“我知道这个故事来源于我的那种观影的经验，而不是来自于我的人生体验，它不够中国。但这个故事我自己觉得有一个我想做而且还是做到了的地方就是，故事还是落地了，落得比较实在。”
在杨庆看来，《夜·店》能够拿到这样的票房，某种程度是生逢其时——中国的电影观众还处在一个对故事饥渴的阶段：“其实很多故事中国人不是没见过，他们只是没在大银幕上见过，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没有见过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这是大家最迫切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影迷，当年我最渴望的就是，什么时候能把一部大片子搬到中国来，让中国人自己来拍一下，比如把北京给炸了个一片狼藉，整个北京天翻地覆……我一直就很渴望看到这个东西。”
现在杨庆不怎么看影碟了，他开始很仔细地看大银幕电影，看书，看舞台剧。采访他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本梁文道的书。他说，以前自己是不看这类书的，但现在不同了：“我觉得自己对电影的那种质感了解的东西太少了，我们这一代看影碟长大的人，我们的营养来源都是一样的。现在我想把这个营养来源给切断，有些电影我可能不看盗版的话永远也看不到，但是我宁愿不看了。而且我觉得看电影事实上是非常廉价的。如果你想做出好电影，必须从文学和戏剧里去汲取营养。我现在就在跟别人要求说，我宁愿花时间多看书，多看戏剧，看活生生的这种艺术的东西，然后我将来再把这种感受到的东西运用到电影里面去。我不能再做这种影迷式的电影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只能处女作一下，因为处女作的时候大家对你还会有宽容的，觉得你年轻，你是一个影迷成长起来的导演，你不容易。但是我觉得第二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得到的评论，那时候才是真实的，大家会用更加苛求的眼光去看待你，你拿出来表达的只能是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