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张元“地上”十年，举重若轻(图)
《达达》海报
张元
9月11日，张元的新片《达达》公映。这离他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成为一个导演，已经有20年了。20年的导演生涯以1999年为分界线，之前他是“地下”的，多次因为独立制作的影片“私自”出国参加电影节受到处分；1999年《过年回家》在等待7个月之后通过审查，成为他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
张元还很清楚地记得10年前《过年回家》在北京青年剧场的首映式。两层观众席的剧场坐得满满的，电影放完了，他和李冰冰等演员在台上与观众见面。“有的人特别喜欢，有的人特别反对——张元我觉得你这不是走出地下，而是冲出轨道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下面有的人就跟他吵起来了，吵成一锅粥。”见面会草草结束。张元有点沮丧，“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回忆说。但总的说来他是高兴的，因为拍电影10年了，他的作品终于可以见到活生生的国内观众。
那之后，张元所有的影片都获得了公映许可。《我爱你》、《江姐》、《绿茶》、《看上去很美》，到《达达》是第六部。
《达达》由张元和年轻作者李霄峰、贾丽莎共同编剧，不过最初他们创作的是另外一个剧本，名叫《无法无天》。故事来自合肥一起真实的治安案件：2005年，30多个13岁到19岁的农村少年结成组织，进入城市以抢劫为生，他们以近乎“三班倒”的方式，在2个多月里作案200多起。他们在一次行劫当中杀死了大声呼救的女性受害人，因此案发，尽数落网。李霄峰从警界朋友处得知，少年的组织里，原来也有着成年人一样复杂的勾心斗角，在案发之前，这个小团体内部已经接近崩溃。
《无法无天》写了这个少年组织从诞生到覆灭的短短过程。剧本送电影局报批，当然没有通过。“简直是明知要死，还是奔着死去了。” 李霄峰笑着回想，“张元还定了《无法无天》这么个名字……”
这一个电影拍不成，张元拾起了多年前拍完《我爱你》已经开始筹划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寻找生母的经历。而这时候李霄峰又被一则发生在广西的社会新闻吸引。一个13岁农村女孩，在邻居家遇到同村男青年，聊起天来；男孩邀女孩去自己家坐坐，她未加思索答应了。在男孩家，他突然强迫女孩发生了性关系。女孩家报了案，男孩从此消失。男方家庭不断向女方一家道歉，两家关系竟也日渐融洽，女孩一天在男孩家发现男孩给他母亲打来了电话，暗自记下号码，给他打电话聊了起来。电话越打越多，就这样聊出了感情，最终女孩家也同意两人的婚事；男孩从外地回来，女孩陪他去公安局请求撤案，说以前并没有发生强奸。但公检法岂是儿戏，尽管庭审时女孩为男孩求情，他还是给判了三年半。
这两个故事“捏”成了《达达》。达达的单身母亲有个男友，平时对达达也有点不三不四，他说达达是领养的。达达决定去寻找生母，邻家男孩赵野陪了她一路。寻找没有结果，回到家里，达达又碰上母亲男友醉醺醺地骚扰；争吵中男人跌下阳台，赵野惊恐地逃走，再不敢回来。那条社会新闻里的故事，最终只用上了男孩潜逃的部分。
“不是说通不通过审查的问题，”张元说，“中国电影不分级，我自己心里都有点怵。你说到底什么样的电影能给大家都来看？要我没有女儿也还罢了。”张元12岁的女儿宁元元在暑假里几乎看了电影院里所有的电影，“你是不是觉得，其实也有好多并不适合她看的？”记者问他。“那当然，肯定的！”张元说，“但也没关系吧，中国人的经受能力那么强。”
同张元的采访就在他的家中进行。2008年初的一个晚上，北京警方带着北京电视台一档法制节目的记者就是在这里敲开房门，查获他与几个朋友吸毒的现场。从媒体角度而言，电视镜头相当“暴力”。“自己一直搜拍纪录片的，这回让别人给拍了，多好玩啊。”今天的张元已经可以谈笑自若地说起这件事，“再说还得感谢人家，要没这个事，我可能还没有去约束自己。”
离现实再近一点
南方周末：《达达》的英文片名叫《达达的舞蹈》，这个电影里舞蹈的重要性是什么？
张元：我希望这个电影能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你要说这故事，实际也是挺重的一个故事，在很多普通人的生活里也不可能经历——母亲男友的性挑逗、杀死母亲的男友、自己男朋友的逃亡，自己的妈妈到底是生母还是养母……这些对一个年轻人，或者对一个家庭都是挺大的事。过去，不管是《东宫西宫》、《过年回家》或者《儿子》那些电影，我用的方式还是很重，这次我希望用舞蹈或者轻松的感觉把它描述出来。我不想那么使劲，还是让大家在舞蹈中感觉到，为什么都是这样的遭遇但我们还能活下去，原因就是我们还有自己欢快的地方。
今天在文化上，不见得是中国文化最影响年轻人。可以说在地球任何一处，只要有互联网，你可以有很多选择，究竟听什么玩什么。我们在宁波、武汉拍摄，去了很多网吧、台球厅、卡拉OK，发现什么样的艺术、音乐，年轻人都能接受到，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美感、选择。这个电影的音乐最后选择意大利的安德烈·奎拉去写，包括最后她说“我要去自首”之后这次舞蹈，他向我推荐《救赎》这首歌，我一点不觉得很遥远。今天任何地方的年轻人，他们都可以接受这种歌曲。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她还能跳舞，我想这也是可以接受的。
南方周末：这样的时代风景跟你在《北京杂种》里记录的青年状态已经很不一样了。
张元：我拍《北京杂种》时只有一个念头：能不能通过这个电影，让大家闻到一种胡同里的味道，闻到当时北京这些朋友之间真实的气息。一个电影总有针对性，当时张艺谋、陈凯歌他们拍的那些电影，我就觉得架势太大了，把自己文化的含义或者视觉的东西提得太高了。我希望我的电影里能散发出一种臭味来——汗的味道、厕所的味道、街道的味道——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我甚至在那时候忽略了结构的完整、叙事性，我是希望从视觉里边直接地得到真实。在国外放映的时候，我脱离这个环境和那些外国人一起看这个电影，自己都觉得有点震惊，还的确抓到了一点那个味道。
在《达达》里，我也希望能找到年轻人生活的质感。要说李昕芸、李霄峰他们是在演谁，实际上在演他们自己。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还是流露了现在年轻人的表情、动作、心态。我一直在想电影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这部片子是在《看上去很美》之后，那个电影实际是当成一个寓言来拍的，做《达达》的时候希望离现实再近一点。
奔跑的小蚂蚁
南方周末：从什么时候起，你对自己的电影能够公映的愿望特别强烈？
张元：《东宫西宫》之后。那时候也拍了七八年电影了，和现在很多年轻导演一样，基本上每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国外的电影节上跑。当然我个人很认同西方电影节的选择，但总感觉，我始终是个旅游者，我的电影在这儿不管大家是喜欢不喜欢，却不能和自己电影院里的观众直接交流。深一步说，当时我实际已经选到了《过年回家》这个题材，按照地下的方式也拍不了，我本身要在监狱里拍摄。当时我给自己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审查。《东宫西宫》一结束实际我已经开始和电影局打交道，申请有没有可能我的电影在国内通过审查。我记得是我女儿出生的那年，终于下了一个“关于恢复张元同志导演资格的决定”。到今天我觉得这还是做对了，后来像贾樟柯、娄烨、王小帅，实际跟也走了一样的路。
南方周末：为这个决心你都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张元：做的努力太多。技术上的细节都不足挂齿，最重要的还是在题材选择上，在拍摄表达的尺度上，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警觉，要不然没用，拍出来也通过不了。但是我比较反对过去记者经常用的“妥协”这个词。因为导演，搞电影工作，一个娱乐的职业，在这个国家里算什么呢？你要用妥协这个词，就太大了，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娱乐圈这点算什么大事？无非是一些奔跑着的小蚂蚁，非常微弱的力量。
我们有时候还是得暗自庆幸，能生活在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你有机会上大学吗？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做电影。电影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有什么可能性呢？我也就是因为上了电影学院最后才做了电影啊。拍《妈妈》的时候，1989年，就是十几家电影制片厂在拍电影，你怎么能想象没有国家电影制片厂参与，你自己找一点钱，在自己家里，拍一个自己想拍的电影？要在过去恐怕你这是反革命活动。到了2001年，电影局正式宣布可以有单片许可证，公司可以拍电影——他们也发现，必须要按照世界潮流，按电影人自己的选择，按资金的不同来源去选择他可能要做的不同的东西。这和我们最早做出的贡献不能说没有关系。1996年《东宫西宫》出来的时候，香港也没有直接表现同性恋的电影，我觉得这是第一部提出了挑战的。今天同性恋话题大家都可以摆在桌面上谈。
电影，不过是一份工作
南方周末：体制内外各十年，你自己会比较两种拍片方式有什么不同么，比如在筹资方面？
张元：无非就是过去用国外的钱多一点，法国、瑞士、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后来慢慢转变为国内投资多一点，国外投资有一些。钱是没姓没名的，反正最后是用来拍电影。即使是法国外交部、文化部来的钱，他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说什么表达什么。国内也一样，我们选择的投资都是对你也没有什么限定。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区别。
南方周末：市场压力呢？国外的电影基金多数毕竟是不要求商业回报的，国内的商业电影投资就不一样了。
张元：不光是我，贾樟柯、王小帅，很多导演可能都要面临如何转变的问题。国内观众和市场，跟国外卖片是有很多不同。像《东宫西宫》卖了五六十个国家，到今天还在卖，那我觉得可能是小成本收益非常大的一个例子了。当然同性恋电影本身在国外有充分的市场。包括《过年回家》、《疯狂英语》、《儿子》。还是很有收益的，跟成本相比收入的倍数很大，事实上是毫无疑问的商业片。后来的《我爱你》200多万投资，1000万票房，其实也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通过审查的片子，的确在国外的商业上会有一定的问题。像《我爱你》卖的地区就比较少，《绿茶》好一些有限。到《看上去很美》又好一些，目前为止可能卖到30个国家，是FORTISSIMO(成立于荷兰的艺术电影发行公司)那么多年里又一个商业成功的片子。你说压力，那最好就是我们下一部直接拍商业片。国内商业片无非喜剧、动作、恐怖片几个类型，也没什么难的。我上百个MTV和广告都拍掉了，这还不能操作吗？
南方周末：有的导演认为哪怕政治上不成问题，商业的要求又可能成为另一种“审查”，要电影人让步或者放弃自己的初衷。你觉得呢？
张元：电影从业人员，靠电影这门手艺吃饭的，在人类历史上才100多年而已。你要看到人类历史上靠手艺吃饭的这些人，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像我们这种工作，可以和木匠、画家、乐手来比较。他们最初主要是为教会、宫廷、皇族服务。所谓的文艺复兴，是因为威尼斯商人兴起了，资本家兴起了，需要满足的对象不一样了。除了为宫廷和宗教服务，还要为中产阶级服务。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一样，为国家、政治、人民大众、商业欣赏，都有一个个自己的方向来决定怎么做。最终都是要由服务的对象来定。
比如说基耶斯洛夫斯基，他在波兰可以拍《十诫》，到了巴黎也可以拍《红白蓝》，针对的不一样。他可以是一个来自社会主义的创作者，但同时他也可以制作《红白蓝》那样的大商业片，像《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那也是他的作品。有的人说轻浮，那又怎么了？他除了做《杀人短片》，也可以有他自己美的追求吧？
有时候我们会抬高自己，什么“灵魂工程师”之类，认为自己会影响谁。千万别。从大的历史来看你会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但是也别看贱自己，不过是一份工作。
南方周末：那又是什么促使你继续拍下去，“工作”下去？
张元：还是兴趣。我还有一些求知欲，不知道的东西，想通过电影这个眼睛去看一看。我对美感还有一些追求，想在我的电影里去实现对美感的愿望和表达。我还有一些同情心，我电影里的人物，很多境遇，都是值得我同情的。当然有我的价值观评判。有很多种愿望驱使我，让我觉得我还能拍电影。
南方周末 李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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