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田壮壮：追寻最本质的宿命感和坠落感(图)
导演田壮壮
文/俞璐
PROFILE
中国电影的“第五代”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78年至2002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2002年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任教。
最新作品：《狼灾记》
《狼灾记》的摄影王昱说，田壮壮为了这部《狼灾记》，前后准备了十年，看景也看了整整三年。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一部堪比《指环王》的魔幻大片终于在田壮壮及全体剧组成员的不懈努力之下诞生了。
S：世界电影之窗 T：田壮壮
真正的困难来自自己
S：《狼灾记》的画面和色彩都非常漂亮，您是如何控制的？
T：我想这更应当归功于摄影师和服装老师和田惠美，其实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吧。我们的戏是在新疆巴里坤拍的，那里的空气非常好，天空、草地以及雪山的色彩都相当漂亮，有一种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美。
S：拍摄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T：我认为困难都来与自身，和客观的条件没有关系。在拍摄过程中，因环境艰苦等原因所造成的体力上的辛苦，在我看来都挺正常，根本不能算是困难。真正的困难来自自己，怎样突破自己，以及对很多事的把握等。
S：《狼灾记》里自己最喜欢的什么地方是？
T：喜欢它带来的一种宿命感和坠落感，这种感觉在现代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只有当人退回到像动物那样，展现最原始的本质时，这种对命运的仰赖和对感情的信仰、执着反倒被充分地凸显出来。这些主题在原著小说中都有所体现，简约、干净而清晰，非常有力量。
市场不行时“代”与“代”之分才明显
S：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
T：我非常看好现在内地的电影市场。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拍电影，比过去要蓬勃许多。
S：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电影管制？之前您因为拍摄《蓝风筝》，被禁拍十年，对您造成了哪些影响？
T：《蓝风筝》拍出来之后，真正禁拍其实就是一年的时间。不过除了拍电影我还有好多事可以做。我总在说，可以在电影中表现人生，但是人生不是电影，除了拍电影、看电影我还有好多事可以做，我还要教书呢。我需要积累，从历史中去吸收各种知识，这些才是推动过去的我变成现在的我的最大的动因。至于中国的电影市场，从本质上来讲，我并非要去反对什么。只是更希望能有相关的法律出台。应该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我们也不必去效仿发达国家的。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以我们国家自己的文化为母本，形成自己的市场，也应该有自己的法律。有了相关的法律以后，拍电影的人和管电影的人都好办事了。
S：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你认为自己同现在的新锐导演之间是否有代沟与断层？
T：“代”与“代”之分只有当市场不行的时候才会比较明显，现在的市场比过去要好，分得也越来越细，导演之间的差别也会逐渐缩小。这是一个好现象。
田壮壮自述：十年磨一剑，铸就《狼灾记》
一直对《狼灾记》不敢下手
井上靖的短篇小说很好看，但是篇幅挺短的，比较难改。十多年前，中国还没有出井上靖的东西，因为有了这本《狼灾记》的书，我才开始关注井上靖。
关于《狼灾记》，我一直有几个问题想不明白：人怎么变成狼，狼又该怎么拍。因为十多年前，电影特技是非常昂贵的，也是非常粗糙。甚至狼要不要说话，应该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我都有些困惑；同时还有一件事，我觉得男女主人公待在一起七天，有很多性的接触，在中国，这样的电影能很难通过审查。所以差不多每一年，我都会看一遍小说，考虑要请人改一下。大概请过六七个人改编过，最后都放下了，还是不清楚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拍，。
后来，投资人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拍《狼灾记》。我重新认真地去考虑，决定了现在电影中的三段结构，加上第一段关于两个男人的故事，以及最后主人公变成狼之后的情节，一个完整的故事就这么完成了。
拍戏时处理头套最麻烦
我觉得拍这种戏，最尴尬的还是头套的处理。其实服装方面，可以找到的元素很多，但是头发的话，很难做好，都剃成秃子也不成，应该把头发留成什么样，戴帽子或者包头巾都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法。也只能戴头套。我们毕竟用了“汉”这个字，头发方面，还是必须要重视起来，蓄发也是形态方面的问题。我也不想让观众过多地去考证这个影片的故事背景是哪个时期的，哪个民族的。
不希望有血腥的打斗场面
其实打斗场面在严格来讲，在影片中并不算多。就是攻城，或者局部的一些战斗。关于打斗的戏，我跟摄影师以及武行的工作人员都进行过讨论。首先，我不想用到武打招式，就是动作片中的招式，那种很夸张的飞啊什么的；其次，我希望能表现一种生命的力量，不是你死我活的搏斗，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状态；再然后，我不希望场面特别血腥，比如胳膊掉了，比如脑袋下来了，满地滚，血乱喷等等。我不希望只是表现一种感官上的刺激，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如果这样表现的话，这个电影会让人一下子进到局部的观赏，而忘记了故事的整体。
每一天都发生意想不到的事
我一直想找到一些比较有地域特点的场景，正好当地有一座鸣沙山。当时我就跟摄影还有美术把鸣沙山地区方圆几十公里的路都一一地走过了。一开始我们准备选择比较靠里的地块，后来发现根本不可能进行拍摄，因为车子进不去。结果我们只得把拍摄场地挪到边缘来。问题是，整个摄制组进去也要30分钟左右的时间，在我们抢光线拍摄的条件下，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再一个困难就是合成，要做出沙暴的效果，必须使用特效。当时就请了一家特技公司，他们也很认真。问题是在实际拍摄的时候，风太大了，一会儿沙子吹进电脑，电脑就不转了，鼠标也不走了。经常会遇到各种大家难以想象不到的状况。后来我们就专门给特效公司的人搭了棚子，不过已经于事无补。特效师最后拆开机器一看，里面全是沙子，摄像机的快门也不能动了，也全进了沙子。不过拍摄完毕之后，效果很不错，再辛苦也算值得了。
棚里的戏比较好办。我们能控制时间，控制拍摄手法和影像。不过要是回到北京拍棚里的戏，也有很多问题：武行和摄影师要不要一起回去，我们还必须考虑跟沙漠的景结合的问题。最后我们就决定在巴里坤找个棚。当时，我们在巴里坤发现一个粮库，高度、宽度和大小都适合拍摄，我们就把它临时改成了摄影棚。
关于群众演员
《狼灾记》的群众演员有两个主要来源：一部分是当地哈萨克族的牧民，另一部分则是部队。正好是奥运期间，部队在当地有执勤任务。我过去当过兵，知道部队的纪律严明。尤其是现在部队的孩子能看到的影视作品太多了，根本不用和他们说太多，他们自己就会设计表演的动作。
少数民族的群众演员就比较好玩，太阳一落山就不肯拍了，必须得回家喝酒，唱歌，去吃肉，我觉得他们特别可爱。他们是真正属于这片天地里的人。以前我从没有用过这么多当地的群众演员，有时候剧组的人有意见，说这些少数民族的群众演员太没有组织性、纪律性，我就说人家一不挣你钱，二不在你这儿吃喝，人家是单纯过来帮忙的。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我们应该尊重人家。其实这挺容易理解的，无论如何，这些当地人帮我们一起完成了拍摄的重任。
“最好”电影没有标准
选择新疆的巴里坤是因为我的摄影王昱找到了一本关于巴里坤的画册。巴里坤有着极为丰富的地貌变化，每一天的每个小时，光线和色彩都在变化。
我觉得拍出来的电影，“最好”是没有标准的。电影要靠上千个镜头组成，必须通过剪辑、声音等方面的处理，才能知道最后出来的片子和我原先所预期的是否吻合。从拍摄上来讲，我基本上都挺满意的。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一开始过去拍的时候没有雪。这是运气，没办法。因为等不到雪，只有先返回北京，拍摄棚里的戏。这是个无奈的选择，只有等大雪封山后，再能回来拍雪。
应该说，我跟别的导演不太一样。我希望可以在第一时间、最好的时间，拍到我最满意的镜头，这是我的工作方法。
链接：《狼灾记》主创谈田壮壮
我和田导很有默契，一起合作过三部电影和一部纪录片。到了这次拍摄《狼灾记》，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语言来交流，通过镜头和画面就可以了。
在拍摄时，田壮壮并不会强加给我任何东西，他非常具有人格魅力。因此在影像处理方面，我并没有感到过太大的压力。这样合作了十几年，真的很轻松，也很愉快，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越来越深。——摄影王昱
在北京开准备会时，田导给我讲了他的设想，也让我看了他画的故事板，非常棒，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的设想就是我工作的基础。田导过去的影片从没有如此大量地使用过电脑特技，因此他总是很虚心地征求我的意见，询问我该如何运用电脑特技来协助拍摄。
近年来，中国电影有了很大的发展。之前，我参与制作电影《英雄》，影片的视觉效果很让人震撼。这次我希望能在《狼灾记》中延续之前的成功，甚至超越《英雄》，让中国电影可以与好莱坞比肩。——视觉特效总监Ellen Poon
我之前经侯孝贤导演介绍，看了田导的《蓝风筝》，印象很深刻。进了剧组之后，我才知道侯导和田导其实是好朋友。并且这部戏的题材也是侯导多年前推荐给田导的，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的缘分。
有时候我感到田导挺像我所扮演的张安良，他会一个人坐在山脚拍照片，也不说话。甚至我认为由导演来演张安良其实更好，他有那个味儿。我经常悄悄地观察导演， 给了我很多表演上的启发。——角色张安良的扮演着庹宗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