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要观众笑太难 体会赵本山上春晚的压力
张艺谋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林树京
《南方都市报》记者戴乐
自《英雄》后，张艺谋的电影基本全是商业大片，他解释：“从现在到未来10年，是电影蓬勃发展的时期，以后完全有可能一部电影卖2亿美金。到那时需要更多的好导演，好片子，一个人撑不起那个市场。大家都不要用某种观点束缚自己，要培养年轻的商业电影。”
张艺谋直言，中国观众一直“扬文抑商”，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英雄》开始，看看有多少争论，好像我拍商业片我就堕落了。看看好莱坞，它征服我们的，也是《2012》这样的片子。如果没有年轻的商业片作主流，还有观众进影院吗？还有人愿意给文艺片投钱吗？所以不要谈到商业片就打压、不屑。”张艺谋还呼吁，好莱坞电影来势太猛，“所以一定要实行限制措施，中国电影才有希望拿到2亿美元的票房。”
［焦点话题］
张艺谋给闫妮说戏。
故事很现代
主题和《菊豆》“大红灯笼”一致
记者：《血迷宫》的故事是发生在现代，但“三枪”就换成了古代，这种转换的原因是不是想减少一些麻烦？
张艺谋：坦率说，改变的原因就是希望创作的空间大一点，古代就不要和现代有直接联想的好一点。可能很多导演在选择时代背景上，都煞费苦心，就是希望多一点创造空间。
记者：闫妮接受采访时说，她的角色脱了外衣就是一个现代女性。
张艺谋：在那个时代，一个女性哪有婚姻自由？动了离开丈夫的念头就要杀无赦。一个女人公开地宣布要离开自己的老公，要跟小男人走，而且这个女人还比男人大——中国的历史书上不可能出现这种故事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用现代观念来设计了，不考虑历史的真实了。所以这一次和创作人员在一起时也常开玩笑说，“三枪”的主题其实和《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主题是一致的——反对传统婚姻制度、反对男尊女卑、反对男权社会。
角色太混搭
记者：这次把小沈阳这一批二人转演员、闫妮这样的情景喜剧演员、孙红雷和倪大红这类的演技派演员放到一起，调整到一个节奏里，是不是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
张艺谋：传统影视剧演员和二人转演员的切合点是比较难控制的。二人转演员的表演一定是夸张的，如果让他们收敛到影视剧演员的程度，他们就没有魅力和力度了。定了二人转演员之后，我们找到了闫妮，她以演《武林外传》这种闹剧起家，她夸张一点观众就不觉得别扭。大红是个很有经验的老演员，所以把他丑化之后，把几个人就搭在了一起，风格也就统一了。剩下的就是孙红雷，写剧本时，我就确定下来，不要让孙红雷再去耍丑，把他定下一个冷面杀手的形象，刻意地把他和前面几个人的距离拉开。电影定位是喜闹+悬疑，喜闹由小沈阳和闫妮他们完成，悬疑从孙红雷身上展开，也是混搭的一种。
记者：小沈阳和闫妮是桃红柳绿，还有孙红雷的青色、倪大红的紫色，都各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张艺谋：小沈阳和闫妮的颜色是最早定下来的，就是按照老话“红男绿女”的想法来的。小沈阳是什么红？讨论了一定时间，最后决定延续他在舞台上固定的小男人形象，把他定成了桃红或者粉红。主角定下来后，其他角色就找了很多种颜色放在一起看，看哪个对比起来有效果，并没有很刻意理性地去安排。
流行语泛滥
拍古装戏，半文对白不讨好
记者：“三枪”很多台词完全是大白话，甚至是流行语。
张艺谋：拍古装戏，坚持半文半白的对白，出力不落好。反正这回小沈阳他们都来了，都是一“搞”剧了，咱就该说啥说啥，只要不说冰箱、彩电就行了。当然，说了好多时髦词，又被我拿掉了很多，比如“现在插播广告”之类。
记者：赵本山只客串了一场戏，这场戏也成为了全片最具喜感的一幕。有观众说你的风格在“三枪”里被赵本山盖过了？
张艺谋：那是个人的看法，我更喜欢把赵本山、二人转的东西看成是我学习的对象。你不能把我的电影类型固定化，作为导演，我更乐意尝试更多类型，乐意去吸纳更多东西，只是这部戏呈现出来的新东西更多一些。
记者：你认为一部好的喜剧标准是什么？
张艺谋：喜闹跟庸俗隔了薄薄一层纸，最好的喜闹剧，必须把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我认为在一部电影里面，观众笑5次，算是幽默；笑20次，可能就是喜剧了。但是这20个笑点要想都做到高级程度是非常难的。制造笑点跟养马一样，分成三六九等。“三枪”里，有高级的笑点，但也有咯吱的笑点，也许还有起鸡皮疙瘩的笑点。这好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任务，尤其是做喜剧。
记者：以后是否会将喜剧进行到底？
张艺谋：我是拍文艺片出身的，好像挺道貌岸然，拍喜剧是我人生的另外一层境界，让我活得很真实、快乐，这非常难得，所以我就希望能知难而进，最好是以后每年都能和赵本山合作，推一部喜剧。
在张艺谋看来，《三枪拍案惊奇》至少要让观众笑20次才满意，“一部电影里面，观众笑5次，算是幽默；笑20次，可能就是喜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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