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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三枪》让知识分子笑很难 不能再沉重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1日12:08  南方周末
张艺谋:《三枪》让知识分子笑很难不能再沉重

一个“腿发软”的小男人,九成九都不担当,最后一刻连滚带爬地担当了,还是一个错误,致命的错误 图/《三枪拍案惊奇》提供

张艺谋:《三枪》让知识分子笑很难不能再沉重

张艺谋总结这次“搞笑”的经验,就像养了一群马,它必定在笑点上分了上中下三等 图/《三枪拍案惊奇》提供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辰 张英 实习生 俞峥 发自北京

  三枪,两命,一家面馆。歇了三年的张家铺子,一开张,就弄出个这。既不是“文革”年代的“山楂树”,也不是抗日年代的“十三钗”。“三枪”没朝没代,讲的是误会和担当。一部乍看非常不张艺谋的张艺谋电影,89分钟的惊悚悬疑加嬉皮笑脸,3分钟的二人转加大秧歌,小沈阳加佟湘玉加孙红雷,张艺谋加科恩兄弟

  25年前,拍了《黄土地》的张艺谋在戛纳电影节上看到了科恩兄弟的处女作《血迷宫》,没字幕没翻译,愣是看明白了。25年后,那套“埋尸”的影像,和阴差阳错的故事,突然想起来了,兴头头买来版权,拍成了《三岔口》似的《三枪拍案惊奇》

  纽约大学导演系毕业的女儿回国实习,帮着张艺谋剪了“三枪”的第一道。“她剪的是个意思,”张艺谋说,“后来我就不再熬夜了,交给她剪,几乎全程都是。不到一个星期就剪完了。以往粗剪的时候没一个有导演意识的人来帮你。”张艺谋承认,自己其实不太主张让女儿入这个江湖。

  “三枪”公映的两周前,南方周末记者在新画面公司采访了张艺谋。

  张艺谋电影先前都是放“张艺谋档”,“三枪”却赶的是“贺岁档”。“应该来凑热闹。”张艺谋说,“把这个档期做熟、做透,进而延展其他的档期,也是一大快事。你有这个资源,为什么不去弄它?这是很实话实说的,在中国导演当中,享有资源优势的人并不多。”

  “我手上没什么剧本”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改编科恩兄弟的电影?大家很难把你们联系在一起。

  张艺谋:奥运之后,我手上没什么剧本。说起来别人都不信,实际上是剧本荒,实际上是等米下锅。别人都以为我在做奥运会的三年当中会攒了一堆剧本,其实完全不是。

  现在电视剧下手非常快,稍微有个眉目的作家、小说,噼里哐啷都抢,所以就很难抓。过了春节以后,我坐着想,25年前看过《血迷宫》,科恩兄弟的作品嘛,都很喜欢。也算是一粉丝了。我重新拿那个碟再看,然后又重新联络版权。

  南方周末:《血迷宫》版权是多少?

  张艺谋:具体多少钱我不知道。它是分两步,第一步,你要付版权费,第二步,它要全球票房提成,这很厉害。人家当年是花80万美金拍的,现在可不那么算账,也许觉得我现在拍能卖钱吧,所以要全球票房提成。

  南方周末:《血迷宫》有什么东西让你25年也不能忘的?

  张艺谋: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所谓的误会,在你眼前发生的阴差阳错。主人公埋人那一套影像和那个“埋错了”,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南方周末:但“三枪”跟科恩的风格其实又有不同。

  张艺谋:对。我最早想按照《血迷宫》的风格做一个冷峻这种类型的电影。我想放在什么朝代呢?自由一点的话就放在古代,只做一个中国故事。张伟平提议,要不就用小沈阳。我当时觉得对不上套,差不多想了一个星期,觉得既然是做贺岁档,也不用免俗了。就给本山打了电话。

  《三枪拍案惊奇》就是一个很快上马的东西,没有太多地经过深思熟虑。当导演的就有这个愿望,先干活,我也不把这种奥运会后的复出当回事,慌慌张张地这么上了。

  南方周末:如果不提《血迷宫》,观众可能会觉得“三枪”是一个纯粹的中国故事。你也有意地去勾连《三言二拍》?

  张艺谋:对。我是有意识地也找用《三言二拍》做一个引导,让人觉得是一个中式的故事。找小沈阳这种笑星来演,也可以发挥他的长项,就是所谓的“娘娘腔”、“小男人”不能担当,其实最后是一个“小男人担当”的故事——但鼓足勇气担当一把还担当错了,这也是一种荒诞。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发挥了我某种黑色幽默的长项。

  举例来说,孙红雷比它原作的那个俗俗的私家侦探要有趣,非常缜密的一个人,没有犯过任何错误。但实际上,当他再翻回来,找烟袋的时候,看到了小沈阳拉完屎了留下的烟盒包,他必定要犯这个错误,因为那就是巧合。所以就比较好玩嘛。

  我其实把它当《三岔口》了:上场门,下场门,你方登罢我上场,你来我往,你进我出,像个走马灯的循环,故意把它浓缩在一个环境中。这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古典戏曲的结构了,浓缩了误会关系,加强了它的阴差阳错和一种巧合。你会觉得是一种命运感,人左右不了,电影里的每个人都在犯错误,而且无法避免。

  让知识分子笑,很难

  南方周末:“三枪”这个电影之于张艺谋,有点像《鹿鼎记》之于金庸,好像是非张艺谋,但处处都有张艺谋。

  张艺谋:我用这几个演员,确实挺不像我的。我以前拍《有话好好说》,多少还有人文精神。“三枪”就有点像甩开了,咱就弄一个喜闹剧,从喜闹剧往惊悚部分或者悬疑部分转。

  但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某种特色,比如我要让“三枪”像个现代语言,我就要抽离一点时代。荒山野岭没有人,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它就一个面馆,完全彻底的象征。我突出电影的造型,找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作外景地,让它画面很大。

  南方周末:那些夸张的服装呢?

  张艺谋:你看古装片很有意思,凡色彩必属于帝王将相,华丽至极,到了普通老百姓必定是灰头土脑,褐色、灰色。所以呢,只要一拍客栈,那都是灰调子、土调子、褐调子。

  我说那干脆咱就大红大绿,就很强化,也是增加它的视觉所谓的赏心悦目,但同时也让它怪一点,不要像个真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服装走向、色彩造型,包括比较夸张的,多少带一点点卡通式的处理。我觉得都可能是能搭上现代年轻人的另外一种感觉。

  南方周末:你确定年轻人喜欢吗?

  张艺谋:什么是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只是认为他们一定不喜欢老一套,他们一定是希望有些新的东西。

  南方周末:“三枪”是个喜剧包装,在台词的设计上对你来说有没有什么障碍?

  张艺谋:这部分基本上都是编剧徐正超的功劳,他长期写舞台小品,必须上台十句八句就要来一句精彩的词儿,单口秀、多口秀、脱口秀,他们都有这样的讲究。当然这种包袱出了国也许不一定能认,但是它在国内很有效,我只是来鉴别能不能用。

  南方周末:这部戏好像还有喜剧和非喜剧导演?

  张艺谋:对,我把《武林外传》的尚敬叫来帮忙。喜剧挺不好拍的,“搞笑”和所谓“庸俗”其实薄得就只隔一张纸,弄不好就过了。我们拍戏的时候,时时在困惑:这东西俗吗?

  我感觉“搞笑”就像你养一群马,它必定在笑点上分了上中下三等。你看我这戏,有上点的笑,在剧情结合得非常好也很有意思的,“啪”打得很准。也有中、下的笑点。一个搞笑的导演让他的笑声全部控制在上点上,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喜剧小品一样,老百姓喜欢,你想让知识分子也开怀,并且觉得确实很到位,很难。

  南方周末:张伟平认为电影里的一些台词将成为流行语。

  张艺谋:“三枪”哪个点是可以流行的,不好说,它还真的比一般文艺片的判断要多元化。我自己就一个原则——我会不会笑。我笑了,我就不听别人的了。然后这些词要跟演员磨合,小沈阳、闫妮他们演,我笑没笑。我要笑,好,留着。

  最后一关,我在剪辑台上笑没笑。看了很多次,我再剪,每次到这里我还忍不住想笑,我就把它留住了,也不管这“俗和雅”了。其实我们拍摄部分,搞笑的比现在多,因为严格要求,有些吃不准就删掉了。

  你们随便搞

  南方周末:从二人转到电影,小沈阳、毛毛他们是怎么跨过来的?

  张艺谋:我觉得,需要引导,建立自信。第二个,需要发挥强项。我永远都跟演员说,“你都可以”,“你随便搞”。二人转演员不叫“说学逗唱绝”,他们每个人身上要有个绝活。沈阳他们演戏的时候,摔了很多跟头,都不重样,这其实就是发挥了他们的强项。因为二人转演员在舞台上,经常人绊了喇叭线摔一个跟头,被麦克风磕一下脑袋,装得很像,这种自嘲式的摔跟头是一个活,人人都会。

  沈阳发现闫妮杀人以后,他要惊慌失措。你想,让这样一个非影视演员去演惊慌失措,如果只是用脸来表演的话,你能拍多少时间?你拍十秒二十秒,你就拍不动了,无非就是“啊啊啊”。但是我让沈阳摔跟头,失魂落魄,从出这个门、出这个门,沈阳要摔15到20跤让我选,他把那种跌跌撞撞和所谓的“深一步浅一步”,连滚带爬、腿发软的状态表现出来了。

  南方周末:闫妮的表演非常棒,“三枪”给了她另外一种成功。

  张艺谋:对,“能哭、能笑、能撒、能闹”的女演员其实不是很多。女演员一个有形象的问题;第二个不一定那么能撒开。比如说张曼玉,很好的演员,不一定能在这狂喊乱叫,不怕洒狗血。

  闫妮空间和弹性都很大,是我们陕西人,撒得开。沈阳中箭倒地那场戏,她过去扶他,三五个镜头。拍她这场高潮戏的时候,我让她看了一些恐怖片:闫妮,你就负责给咱拼命地乱叫就完了。我从下午拍到晚上1点,拍了17遍,她哭得已经昏天黑地了,最后我有节制地要了一点点。

  恐怖片女演员其实是不好演,要从头叫到尾,惊恐尖叫实际上是个表演,但它总被正宗的学院表演派忽视。恐怖片、鬼片里少了惊魂尖叫是没有气氛的。所以我老跟闫妮开玩笑,说你二十多岁都干嘛去了,我说你应该早出来。

  沉重到什么时候

  南方周末:“三枪”和《血迷宫》对照,不是特别黑色,人物也不是特别地酷,有暖意在里头,这种分寸是怎么考虑的?

  张艺谋:“三枪”不像《血迷宫》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品,科恩兄弟的作品是一贯的冷峻和疏离,但你把它搁到古代一个不可知的环境中,那种冷酷、冷峻就没有对立的意义了。

  第二个是人性的温暖,我觉得让电影里的每个人有一定人性。可能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小沈阳这个人物的“担当”和“不担当”就是有意义的。之所以前面用了很多嘲讽,用99个连滚带爬,说他的胆小、胆怯,那只是为了后头1%的“担当”,这样一个人的转变,还是有刻画的意义。

  中国人,还是讲究人情。也是这样子,小沈阳才用得对。包括孙红雷、闫妮等等这些人物,我还是希望他们有一点人的感觉,所以就没有坚持科恩兄弟的那种冷峻和疏离感。当然,当你用戏曲的元素包装,再加上搞笑和幽默之后,可能那些东西就彻底地淡化下去,就没有了。

  南方周末:你在这个片子里,想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某种不可控的命运感,我自己其实就是想说这句话。我们的故事就是一直在团团转,我们把这种不可控制放大了。每个人都在犯错误,其实就是看到人在命运前的这种孤独或无力。老百姓也会觉得,整个就是阴差阳错,那也行。

  咱要是文化人,说两句咬文嚼字的话,那就是说一种命运。这个跟我们过去拍的很多主题也许都接近,就是说我们在大时代面前,我们在政治面前,我们在许多(事物)面前,我们是随波逐流地被摆布,是不可能控制的。世界大战如何发生,可能都是不可控的,我都不知道我们犯了多少错误。错误地估计别人,错误地估计自己,错误地估计形势,都可能犯错误。也许这就是我想说的那句话。

  南方周末:“三枪”结尾的歌舞处理,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预设?

  张艺谋:对,一开始就是这样。演员练那个舞练了快两个月了,练得苦不堪言。那段舞蹈我是一开始决定的,电影里有做面的镜头,后边我们借了东北秧歌民间舞的舞姿,但是他们不是拿的跳秧歌的手绢,拿的是面块在那里跳,既是舞蹈又不完全是舞蹈。那个舞蹈也反映了我的观念,生活要继续,你还得吃吧,还得喝吧,住不住店先来一碗面。所以,那3分钟的歌舞是从闫妮一边哭一边擀面开始的。

  南方周末:电影结尾所有人复活,坐到一桌酒席上欢声笑语,这是因为贺岁的缘故还为了冲淡一点电影主题带给大家的沉重?

  张艺谋:两种都有。世俗一点讲,这是符合中国人贺岁心理的,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念,跟歌曲最后两句收尾是一样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山还是山,水还是水,生活就是生活。陕西这两句俗语,在关中一带应用很广泛。这两句俗语就是只是告诉你,一切会照旧,没有你、有你,还是这个样。

  我们的世界观还是乐观一点,这只是个电影,你让人沉重到什么时候啊?你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改变,我们中国人几乎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来了。我们的80后90后已经把“文革”看做历史了,如此长的一个十年浩劫,中国民族都挺过来了,那场政治运动触及到人人的灵魂啊,我们都可以走出来。所以,电影就只是个电影。

  ◎确实已经很难拿第五代过去的观念和要求来看我们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渐渐在老去,而是因为时代在进步。我们生活在交界的地方。我总说中国会有真正的好的商业导演、大导演产生,中国年轻人将来会有流行文化的领袖。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到全世界第二位,甚至咄咄逼人要做头一位的时候,全世界都要刮目相看了。

  ◎如果你要往前算,我自己认为我对“文革”题材是比较情有独钟的,因为那是我成长的年代。所以,我的《活着》虽然受制于某种限制,但还是表达了我的某种感觉。可惜它没有在国内上映。

  ——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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