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谈电影“浅”规则 是拍给院线经理看的？
胡军演的阎孝国并不是愚蠢效忠的朝廷鹰犬，他受过洋派教育，反而更相信，靠这些书生救国，中国必亡
《十月围城》曾有一个设想：孙中山直到最后离开，都不知道这一天为他死了多少人，后来拍摄难度过大，改成一切的牺牲由孙中山的一句话收住：“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北京
我今天做采访可能真的是为观众，之前我们接受了一年的采访，其实是针对戏院经理的。我讲得特别血淋淋，但是特别真实，因为到了十二月，不管拍什么片，只要开的戏院就会卖。电影那么多，戏院那么少，我们要想怎么征服戏院经理，戏院经理对你有信心，你的电影就已经卖钱了。——陈可辛
《十月围城》开篇是1901年，兴中会前会长杨衢云在自己的“辅仁文社”被暗杀。画面上“结志街”的路牌很显眼。
结志街今天仍在香港中环，曾经是辅仁文社的地方，如今紧邻著名的“九记牛腩”。这家店生意最好的钟点，食客必须排队进去，与素不相识的人拼桌，吃五分钟就走，你的同桌很可能就是陈可辛或者梁朝伟。
陈可辛和陈德森有意拍了不少路牌，放在《十月围城》的香港版里。“观众一看，这不就在我家旁边吗？”陈可辛说，“香港是个极度商业的城市，是个没有历史的城市，我们以为香港不可能发生多大的事，你告诉我，原来孙中山来过，原来那么重要的一天，发生在我们的后花园，这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十月围城》花4300万搭建的场景，对影片在香港市场有多大帮助？陈可辛觉得，理论上应该有帮助，但也很难说。
但这都不重要。这部电影的票房主战场显然还是内地。
从《如果·爱》到《投名状》，再到《十月围城》，香港影人陈可辛不懈摸索的，是内地电影市场的游戏规则。
有些电影是不看口碑的
南方周末：从《投名状》到《十月围城》，你觉得内地观众的喜好和电影规则有什么改变吗？
陈可辛：改变很多，有一点惭愧，我没有比那个时候更了解老百姓。但是对这个游戏的规则，所谓不健康的规则，我摸出了它不健康的理由。
为什么一些电影一出来，只有几百万票房？其实已经跟这个电影的口碑无关。当你只有几百万票房，你做不到让投资方很认真的对待你的回收，可能发发录影带就差不多了，亏不了多少。因为赚也赚不了多少。他不投入，就不能把你的电影造成热潮。
我讲得特别血淋淋，但是特别真实，因为到了12月，不管拍什么片，只要开的戏院就会卖。电影那么多，戏院那么少，我们要想怎么征服戏院经理，戏院经理对你有信心，你的电影就已经卖钱了。
有些电影是不用看口碑的，上片那天，多少戏院排你，你已经赢了。到口碑出来已经有下一部电影，已经来不及骂你。
我们戏院不够，戏院不够，观众就没的选择，完全是戏院经理的选择。到观众选择时候已经是看DVD了，那个时候跟我们的收入无关了。
南方周末：怎样征服戏院经理？
陈可辛：就是做一个热潮，大量的媒体报道，包括有时候炒作——尽量比较有良心的炒作。我个人倾向于影片，但内地还是喜欢制造名导，这个片子其实不是我导演，我还得出来做访问，因为我能拉动观众进来。
南方周末：从你和戏院经理的洽谈当中，你觉得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赚钱的，可靠的？
陈可辛：我觉得第一还是看谁的片子。一定是张艺谋、冯小刚、陈凯歌这样数下去，数到四五个可能轮到我，反正就是那几个人，排名在每个人心目中都不一样。接下来数明星阵容、动作、题材……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清醒。到最后他们看片那天，会觉得这个片好看或者不好看，但大片通常是在看片之前已经排完了。
我们需要话题
南方周末：今年的贺岁档五十多部电影，竞争比哪一年都更厉害，为什么你要在今年扎堆？
陈可辛：贺岁档只有一个，不是今年就是明年，你告诉我明年有5个亿票房，我都不一定等。第一明年不能担保贺岁档电影一定比今年少；第二等到明年，一个多亿的投资，放一年利息多少钱？大家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只能定了时间，往那个档期冲。改档期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事情，在工业里就代表你出问题了。
本来我们定这个档期，是去年就要开机，但剧本永远是越磨越好，越来越多好的演员要加入，就要等时间，等着等着就变成今年4月开机，你就拼命赶。没有计算得那么精密，那么科学，很多事情有可能做了一半才觉得，早知道是应该这样。
南方周末：《十月围城》必须得用这么多明星？
陈可辛：大家之前讨论人海战术，我说这个不是战术，是必须的。这个电影不人海怎么拍？结果是，当你有了人海战术，得来的好处是你不停有版面，剧组自己不做，演员的经纪人也会做，每个演员每天做三篇报道，这就已经几十篇了。
南方周末：选李宇春、巴特尔，是考虑他们不同的商业功能吗？
陈可辛：我不停地说，电影是一个商业计算，应该考虑这个，但确实是没有。这里面明星十几个人，不是说要找谁谁就能来。这是个群戏，一个演员没有必要跟你冒险——这部电影，剪刀在你手上，你怎么拍，谁戏多谁戏少，我看剧本是没得说的，结果你把我剪掉怎么办？他比我出彩怎么办？这种演员的竞争是很正常的。
这次我只能说，每个角色都有两三个能演的，都去谈，而且是同时谈。其实同时谈是不对的，大家都说来你怎么办？但你不能不同时谈，因为没时间，你一个一个谈，谈三年都谈不下来。一个演员看了之后，可能看一个月才回你，有些人回你说演，突然想想又说不演。
李宇春那个角色，我们见了一些不出名的，也有一个我们觉得挺对，到最后，突然在找李宇春唱主题曲的过程里见到她，觉得她才对。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她有很大的话题。你说她有多少观众，我永远都不相信跨界的人一进来，就会给你带来几千万、上亿的票房，但是我相信，她会造成很大的话题。用巴特尔不是为了他的话题，结果没想到巴特尔带来了体育的版面。
南方周末：片尾曲跟电影整体风格相差有点远，当初是有特别的考虑吗？
陈可辛：那个绝对是宣传。我们很多时候必须配合。我的电影从来都没有主题曲，你说《投名状》，突然在片尾唱一个歌，多傻。《十月围城》不是一个那么重的戏，就是一个好看的商业片，商业片应该有的配套都有。那就找了李宇春唱这个歌，反正就在片尾，不是在片中要唱。
南方周末：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拍《甜蜜蜜》这样的文艺片，你有什么办法让戏院经理接受吗？
陈可辛：还得押宝，就是说一定要找到一个话题。我觉得文艺片真的要大量生产，还不是时候，理论上作为一个企业，大量生产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做真正的企业。因为你不可能每部电影都能押——你一年两年出来讲一次：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人家可能会相信你，你不能每两个月出来一次说，这个电影是最好的，不会有人每次都相信。
南方周末：还有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拿来利用呢？
陈可辛：在内地我还没有经验。以前在香港的经验，我们的《金枝玉叶》、《风尘三侠》叫A线电影，同年我们就拍了三部B线的电影——有点像当年美国的派拉蒙或者迪士尼，永远留着副线的公司——做了三部戏。
第一部戏是陈德森的《晚九朝五》，找一批新人，才400万，讲香港那个年代的性滥交。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角度，其实是一个情色电影，是大家能够带着女朋友进戏院看的情色电影，那绝对就是一个话题。《色，戒》其实也就这么回事，除了它的艺术成就外，在商业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还有一部《记得香蕉成熟时》，那个不情色，但有一点暗示讲成长、青春期的东西。但内地连中学生谈恋爱都不能拍，就别说上床了。
要在内地要发展小片，就一定要奇兵突出，奇兵突出就一定会有敏感的地方。但审查的主旋律不就是最好别有话题，别有争议性吗，安全就是只能拍这种千军万马。
中国市场不只给我们利益
南方周末：《投名状》和《十月围城》这类片的海外市场如何？
陈可辛：《投名状》海外不好，因为《投名状》太不像李连杰的戏。海外受欢迎的李连杰的戏有一种特定的状态，就是从头打到尾，而且就不可以有太深的东西。
他的海外观众可能还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到艺术电影院看中文片的观众——我们不是种族歧视，但是很多影迷是黑人，或者是比较草根的，绝对不会对中国文化有兴趣，他就是喜欢看打的，所以《投名状》确实是不好。所以《十月围城》也有调整，调整就是这部电影是用大腕，但是没有用好莱坞的大腕，就是没有用欧美认可的大腕。
其实港台明星、大陆明星，只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在亚洲很行，另一种就是在欧美很行。以前在亚洲行的，成龙、周润发、李连杰，后来周星驰也有一点点，冲到欧美去。欧美很行的明星，你一用他们，就必须完全遵守美国要的规矩，你遵守这个规矩，就等于肯定要挨中国老百姓的骂。
南方周末：不遵守那个规矩就白用他们了。
陈可辛：所以取决于你要给谁看。其实就是讨好那帮观众也没有关系，欧美型电影，还是画面比故事重要，但我从来都不是技术型的导演，我就是讲故事的导演，所以一定得回来做我自己最强的东西。
今天如果没有内地那么大的市场，我们讲的故事就只有几百万人注意。所以我常说内地市场对于我们这些导演的重要，还不只是钱或者市场能够有很大的回报，主要是他给了空间给我们去表达一些我们觉得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海外市场没有兴趣听的，所以我们得到的满足感不只是利益的，还有精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