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10年造就《十月围城》
“我觉得要用世界语言摆进你的电影里，不要太浓缩成小岛情怀。”——陈德森
《十月围城》上映之前，有一则娱乐新闻称，谢霆锋准备把家搬到北京来。原因之一是有利于孩子的教育，比如小孩子可以讲一口流利纯正的普通话。放在10年前，这话怎么听都会觉得像杜撰出来骂人的。
《十月围城》里谢霆锋很意外地一点也不帅，他演了一个底层的车夫，为了把车夫演得像，他还从太阳穴到耳朵添了一道疤。他的表演也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事实上，这部由陈可辛监制，动作导演陈德森执导的电影，呈现出全然不同于港式动作片的气质。电影并没有一开始就开打，而是慢慢从生活场景、每个人的身份背景入手，到了后半部才看到了习惯的动作戏。电影还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背景：保护孙中山。
《十月围城》是陈可辛在内地和保利博纳共同成立的人人电影公司出品的首部电影，“融合”气质不言而喻。看得到香港电影人为了适应内地环境和文化做出的真诚努力，也看得出他们心目中对香港诚挚的爱，对延续香港电影特色和长处的坚持。在日趋融合的当下，他们期望能找到一种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其实并不好找。用李安的话说，做得好是左右逢源，做不好是左右支绌。还好，《十月围城》首映以来，口碑和票房都很不错。
也许《十月围城》里最动人的镜头，不是精彩的搏斗，也不是“九帝一后”中任何一人的表演，而是那个场景：茫茫海上，几艘船驶向香港岛，岛上是1905年的中环城。
《十月围城》这部电影，导演陈德森从筹备到完成，用了10年。这10年里，他一直坚持，一定要搭这座城。
10年前，在香港，陈德森拿着这个剧本构想去找投资。他说，要搭建一座1905年的香港，还原那时的中环城。10个投资人听到，7个人掉头就走，剩下的人会劝他不要发疯。
开始筹备《十月围城》时候，陈德森的初衷，是想做一场香港电影的革命。那时他已经拍过几部成功的动作片，“当时大家都叫我动作片导演，但我想拍一些故事性强、有些意义，而且有些人物背景的电影”。
当时他和陈可辛一起在组建公司，陈可辛想起，父亲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筹备过一个戏：孙中山来过香港一天，清廷要暗杀他。有一个会武功的人，为了他的父母、媳妇、小孩，就出来保护孙中山。他不是为了革命，是为了家庭，保护下一代。
陈德森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因为它跳开了另一个角度看待革命。在他的设想中，他要打破传统香港动作片的框架，引领观众进入到人物当中去，“所以这个戏是两个多小时，前一个多小时没有其他动作，要你集中焦点去看这几个人。后面孙中山来了，这些人就拼了老命地去保护孙先生”。
建一座1905年的香港中环，成为这部电影迟迟无法推进的最重要因素，因为没有投资商能够支撑这个成本。
“当时没有内地市场，海外根本不喜欢看港片，有部分东南亚商人有兴趣，但根本支撑不了这个成本。后来我碰到一个老板，他的资金在台湾，我对台湾电影有一定的感情，就说我要去台湾开个电影公司，很多人都说，你笨死了，台湾电影根本已经死亡了。
“当时内地的市场还没有开放，港产片和美国片一起都算进口片。我那时有两部戏进来，一部是《神偷谍影》，票房2800万元人民币，一部是《特务迷城》，成龙的，3300万元。但能分到制作公司手里的，只有1000万元左右。
“那时我预想的资金投入是6800万港元，如果我拍6800万元，香港票房3000万元，台湾回来2000万元，内地1000万元，加起来才6000万元。能打平就已经算赢了，更何况一开始赌下去起码要输800万到1000万元，大家都觉得这是亏本生意。”陈德森告诉本刊记者。
也曾经想到和香港旅游发展局合作，把这座城拍完，就作为一个旅游景点留给他们。结果最终发现，实搭的话，要经过19个部门同意，全部沟通完要两年。说到这里时，陈德森忍不住说：“拜托，我只是拍个戏而已啊。”
场地的落实，最终于2002年底定到广州，2003年完成。此时，在剧本的构架中，一个保护孙中山的英雄，已经变成了六七个人，有当地的富商，有车夫、小贩、破落的世家公子等等，这里面还包括陈少白，当年中国日报社的社长。
在演员的筹集方面，陈德森又不得不面对新难题：“三个半月集中一票演员，要喊得出名字的、演技很好的，难度非常大。那时候全香港的演员差不多找遍了，不是档期不行就是价钱我们付不起，也可能他对那么多角色的剧本没有兴趣。”
2003年后，陈德森不断遭遇意外事件：SARS爆发，戏停工半年。2003到2004年，重新组合演员进入状态开始排练，投资方老板自杀了。接下来没有两周，陈德森母亲在澳门中风。之后，陈德森姐姐身患癌症。
之后大概有一年的时间，陈德森说他得了抑郁症。“后来我想可能孙中山太大了，我扛不下，我没有资格去拍，有点想全部放弃。”
转机出现在2007年底，《投名状》上映。“陈可辛是我的好朋友，我在恭喜他的时候，他说你有想过《十月围城》吗？他说，是时候盖这个城了，现在内地市场开放了，观众也接受这个电影。” 陈德森说。
1905年的中环最终建在广东南海。陈德森有一位83岁的老师，一次陈德森带他去看景，到了码头，看着二楼的地方，“他说你知道七八十年前，这里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洋服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是我爸开的，完全一模一样，连门口卖的那个参茸海味都一模一样”。陈德森说那一刻他很想掉眼泪，他是按照当时香港的老照片搭的。“香港的历史，70年代以后都没有老建筑了，‘70后’的小孩都不知道香港以前是怎样子的。”
陈德森的妈妈是上海人，上世纪50年代从上海迁移到了香港。半个世纪后，很多香港人又重新回到内地做生意，时间就这样转了一个圆。陈德森说：“兜兜转转，10年之前合作不成，10年之后又一个大圆圈回来。”
对于孙中山，陈德森最欣赏的是他的内敛和坚持：“他很内敛，喜怒不形于色，他把什么事都扛下来。哀伤他摆在心里，快乐也在心里。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他有宗教信仰，有革命的坚持。”
历史上，孙中山曾经到港一日，这一日在史书上只不过是一句话，并无太多记载。成片里，孙中山的镜头也并不多，影片重点还是集中在众多小人物如何在这一日中保护他，帮助他完成革命。因此，孙中山革命只不过是个背景，电影真正讲的还是小人物的兄弟情谊。这一点，是典型的香港电影传统。
陈德森说，他曾经下过一番工夫研究邵氏电影。电影中，那些100年前香港市井风味的镜头，那些小人物出于情感和义气而以生命报答知己的动机，那些“打通关”式的动作戏设计，不难看出邵氏电影对陈德森的影响。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电影充满了“香港风味”：“从我一开始做电影，就说我的故事发生在非洲都可以，拿过来改一下，发生在纽约也可以，土耳其也可以。我觉得要用世界语言摆进你的电影里，不要太浓缩成小岛情怀。”
对于“回归”之后的电影环境，陈德森显示出一种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内地太多素材、太多历史人物、太多大事件，很多东西可以拍。香港是很局限的，它的根不深。我们是有点儿漂泊的，现在回到大环境中，是更利于创作的。把我们已经认知、已经学过的东西，比如怎么样面对市场的一套经验和这里分享。内地的市场足够大，艺术电影、商业电影、娱乐片，都可以共存的。”
对于香港电影人和内地电影人在电影市场上的关系，陈德森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大家可以一起把这个电影做好，这个电影市场很大。现在才4000多块屏幕，埃及是7万多块，埃及有8000万人口。中国这个市场很大，一个人吃不下的。要大家一起来做好，我不介意把我们的经验和他们交流，我也希望我的工作室有一些内地的年轻导演，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共存的。”马戎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