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达华、吴君如、罗启锐、张婉婷在《岁月神偷》拍摄现场

　　在香港电影导演中，罗启锐既不边缘也不商业。对于学院派来说，他属于草根族，因为他的电影多聚焦于底层人的寻常生活；而对于草根族来说，他却有着香港大学英文系、纽约大学电影系的金字招牌，这使他无法回避地被划归为货真价实的学院派。

　　当然，二者从来就不是天然的对立关系。事实上，罗启锐本身的艺术实践就是二者有机结合的范例。草根的生活背景，使他对漂流的无根阶层有着最切肤的感受和认知，坚实雄厚的学养让他在艺术上有着品质的把握。这也决定了他电影关注人生的基本立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在纽约留学的罗启锐就与张婉婷合作拍摄了《非法移民》，返港后又成为许鞍华、方育平等香港新浪潮电影主将的助手。八十年代后期，他与张婉婷合作完成了《秋天的童话》和《八两金》，加上第一部《非法移民》，构成了香港的“移民三部曲”。《秋天的童话》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多项大奖，《七小福》获得了包括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以及芝加哥国际电影节银奖在内的各种奖项。但在“东方好莱坞”的香港，最具风头的永远是卖座商业片的大明星和大导演。从这个角度看，罗启锐从没有过家喻户晓式的大红大紫，但说到作品，却每每让人动容。

　　眼下，罗启锐编导的《岁月神偷》正成为香港街谈巷议的大热之作，并即将于本月16日全线登陆内地影院。3月底和本月初，记者几次在香港采访罗启锐，听他讲述了创作中诸多台前幕后故事。

　　说主题

　　“神偷”偷不走心中美好

　　作为一部怀旧色彩浓郁的电影，《岁月神偷》堪称庶民角度的香港社会史、政治史。给观众讲述了鲜为人知的香港往事，既有亲人、邻居、同学间的温馨情意，也不乏对当年社会歪风邪气的揭示。影片不溢美，不隐恶，再现了在大时代变迁中，作为底层市民既随波逐流又奋争不甘的生活，因真实地呈现了普通人的各种情感，使其具有平民史诗的品质。

　　在剧本前面，记者看到罗启锐写下的一段很动情也很文艺的话，“每一缕曾经以为消逝了的心香，每一块微乎其微的记忆碎屑，其实都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它们是时间的空空妙手永远也无法染指的绝美璀璨，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深知来人世间的这一遭并没有白走……”记者表示，这段话让人想到费里尼的《我记得，想当年》。罗启锐欣喜地表示，自己拍摄这部电影，实际上和费里尼创作《我记得，想当年》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能立即想到费里尼的名作，是对他影片的一种肯定。 

　　罗启锐告诉记者，《岁月神偷》是自己多年前的一部散文集的名字，之所以钟爱这个名字，是来自他对人生的基本感悟，实际也是电影的主题，“诚如片名所显示的，岁月才是偷走我们东西的最大小偷——你的青春、从前相信的东西、最亲爱的人……但是也会还给你很多东西，成为我们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影片内容百分之九十来自他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那时候的香港，贫富悬殊，歪门邪道很多，但确实是充满机会。只要肯奋斗，就会拼出一条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而现在的人似乎都很迷惘，所以我想拍这部电影，提醒大家当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片中的重要戏份是哥哥患上血癌后，父亲当掉戒指为哥哥购新鲜血液，母亲也为此带着儿子远赴北京求医问药。罗启锐说，这些苦难的情节都是真事。“我的哥哥患癌症，走得早，某种意义上说，拍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哥哥和父亲。”而说到片中哥哥的恋爱，罗启锐坦承，是自己真实初恋的移花接木，他追忆说，“那是一段遥不可及的爱情，我没办法突破两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后来，她的确移民去了美国，我们失去联系很多年了。”

　　《岁月神偷》试图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一个时代的记忆。说到片中的道具，罗启锐以书包为例，他说，“那个时候的香港很少有人坐飞机，影片里兄弟两人背的书包是一样的，那是当时美国泛美航空的标示，有个泛美的包包，就可以在同学之中炫耀，这就是当年的典型道具。”

　　说拍摄

　　因为影片而保护了香港老街

　　当电影越来越商品化，商业目的越来越鲜明，表现个人与大时代情怀的创作，就注定倍加艰难。《岁月神偷》的拍摄过程可以说是十分耗神的“好事多磨”。

　　罗启锐说，“其实这个剧本早在十年前就已完成，投资方听说是讲我哥哥的故事，就说这种片不会卖，还是不要做了。”而十年后的该片重新启动，罗启锐笑称还是和自己的妻子张婉婷竞争，“当时她也有一个回忆录的纪念故事，写的是她的母亲，我们同时把剧本交给电影投资人。最后，他们选了我这个纪念哥哥的。”

　　谈到影片拍摄过程，罗启锐说，“最大的启示，是自己先要被故事感动，才能感动观众。电影需要描绘人与人的关系，找到感情和举世共鸣的价值观。现在的港产片本地特色越来越少，这样盲目地迎合市场需要，而改变电影的独有元素，是今天香港电影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拍摄经费所限，《岁月神偷》不能像《十月围城》一样搭个城出来，片中的场景基本都是稍加改造的香港永利街实景完成。罗启锐感慨道，“之所以选择永利街，是因为在香港几乎找不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影子。当时也计划去马来西亚或广州去拍，但觉得去别的地方拍香港，味道不对。”

　　在这条老街上拍戏，让罗启锐体验到一种特别的感受，片中很多群众演员就是生活在那条街上的街坊。“那条街好像与世隔绝、定格在上世纪60、70年代，那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还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样子，其他电影拍的时候，要清场赶人，我们这个戏根本不需要，因为那些街坊走到镜头前面的时候，就是那个时代的感觉。有的时候，我镜头一转，就去拍那些街坊，然后到了电影里，他们好像是电影里的一部分。电影中的很多人物、道具都不是表演制作出来的，比如片中爸爸用的修鞋工具，就是一个80岁还在修鞋的老先生的，我们借来拍摄的就是还在使用的东西。”

　　影片拍摄时，恰遇香港政府要把永利街大部分拆除，只留下其中的三栋保护起来，“为了拍电影，也为了保护香港的记忆，我们多次在记者会上呼吁，希望能够把这个老街保留下来。并不是说香港已经完全没有我记忆中的样子了，但是很少很零碎，可能这里有一栋楼，那里有一个标志，像电影里那样完整的街道已经很少了。”罗启锐很欣慰，因为《岁月神偷》的拍摄，保住了正要被拆除的永利街，香港政府已经做出决议，永利街已成为香港的民俗保护街。

　　说合作

　　迥异个性携手写真情

　　罗启锐和张婉婷是香港影坛著名的“夫妻档”，两人是纽约大学电影系的同学，合作的毕业作品就是一鸣惊人的《非法移民》。说到妻子张婉婷，罗启锐说，“她表面秀气，内心狂野。她的性格像个男生，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做事也是大刀阔斧，喜欢大框架，不喜欢细节。”与妻子相反，罗启锐却喜欢各种细节和小的对白。罗启锐透露，两人在合作中，通常是张婉婷和他聊个故事梗概，然后就不管了，余下的对白、情景、细节再由罗启锐一点点去丰富。 

　　从《秋天的童话》、《玻璃之城》、《北京乐与路》等多部影片都是夫妻俩合作的结晶，大多数都是罗启锐编剧，张婉婷执导。在导演中心论的电影圈，曾几次获得最佳导演奖的张婉婷要比作为编剧的罗启锐有更大名声。此次的《岁月神偷》，罗启锐担任编剧和导演，张婉婷担任监制。

　　罗启锐说，当编剧是很孤独的工作，那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太痛苦。他更喜欢当导演的感觉：心中所想的一切慢慢地出现在眼前。他说，那是希望变成神的感觉，因为导演的工作就像是神，原本不存在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存在。

　　相异的个性，相近的艺术趣味，让这对银幕伴侣以一种深度相处，合作互补的方式一路走来。罗启锐说，他曾鼓励张婉婷和别的编剧合作，因为和别人合作也许还会碰撞出别的火花。但往往张婉婷和别人开了一两次会之后还是会来找他，因为只有与他的沟通最默契。

　　有专栏作家写文赞叹这对银幕情侣的从容淡定，罗启锐无奈地笑言，“人们只看到湖中野鸭在水面上悠闲淡定的样子，其实不知道，水面下野鸭的两只脚踩得有多忙。”

　　罗启锐透露，夫妇俩的下一部合作是筹备已久的《华工血泪史》。“剧本好多年前已经写好，内容是讲百年前第一代中国人去旧金山修铁路的故事。电影主线不是修路的血泪史，而是重点描绘这群男人手足情深的温情的一面，还会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岁月神偷》在国内外获得的广泛好评，让罗启锐对新片更有信心。他说，电影没有国界，因为真情没有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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