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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雯丽谈电影《我们天上见》中首执导筒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4月16日09:44  新京报
蒋雯丽谈电影《我们天上见》中首执导筒经历

蒋雯丽

蒋雯丽谈电影《我们天上见》中首执导筒经历

蒋雯丽

  每个少女的成长都伴随着秘密,而生命的传承则是更大的谜题。如今,成熟了的蒋雯丽一心想要揭开谜底,于是她拿起笔,拿起摄像机,拿起导筒,要把童年的故事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在清明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我们天上见》。从演员到导演,蒋雯丽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是奔涌而出的回忆和强烈的表达欲望,逼迫她勇往直前,将自己的感悟投射到大银幕上———弱小的小兰牵着姥爷的手,撑着伞,走过连绵的阴雨,一直走到银幕下观众的回忆里……有人隐隐地啜泣起来。

  银幕下的蒋雯丽穿黑色毛衣,戴鸭舌帽,完全没有演员的风光与导演的威风,她迷糊地在东方新天地里找了很久,才抵达采访地。她的声音低沉圆润,娓娓道来,叙述起她的童年,和姥爷相依为命的日子,以及这几年来做导演的经历,用声音钩织出一幅画卷,记忆的闸门就这么被她拉开了。

  姥爷去世,我的童年结束了

  2003年蒋雯丽演了四部戏,档期排得很满。于是2004年,她决定休息休息。等她闲下来之后,童年就不断跳跃到她的记忆中,“很多小时候的东西都变得历历在目,有时候闭上眼睛就觉得在眼前”。尤其是她少年时期在蚌埠小县城和姥爷生活在一起的画面。蒋雯丽四岁的时候,父母去支援新疆建设,她和姥爷相依为命。她十二岁时姥爷去世,蒋雯丽觉得自己的童年结束了。

  蒋雯丽清楚地记得,姥爷临走前一天她去医院看他,姥爷拉着她的手,在她手背上留下一滴泪。这个故事她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考试的时候也给老师们讲过,但是蒋雯丽已经忘记了当时是在考场上,老师们也听得入神,忘记了这是一场考试。

  蒋雯丽一直喜欢写作,甚至还曾经自己写过一整本诗集。由于童年的梦境出现得过于频繁,她决定把这个故事先写下来。于是在西湖边的一个小屋里,她开始了写作。因为是第一次写,怎么写都觉得不满意,好在蒋雯丽演了20多年戏,周围聚集着一群高人,她就把自己的剧本拿给资深编剧看,刘恒、邹静之都给她提出意见,一点点帮助她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丈夫顾长卫也是她的“高参”,蒋雯丽每一稿写出来都会给丈夫先看一眼。第一次顾长卫看完后说,“哎哟,我没想到,你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2005年剧本写完,蒋雯丽就把它放在一边,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导演,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接下了新戏———2006年在丈夫顾长卫的《立春》中扮演王彩玲,然后是2007年的《金婚》。一晃两年就过去了,蒋雯丽觉得再不开始,她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姥爷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和过去生活相关的人,也都渐渐地离开人世,这让她觉得自己应该抓住点什么。

  于是蒋雯丽2008年停止接戏,全心全力筹备拍摄。可是直到九月份,她还在和自己那个剧本较劲儿,她对自己说:“该停下了,要开始。”

  导演处女作,请顾长卫回家

  蒋雯丽是第一次做导演,想让丈夫顾长卫来当摄影,这样自己就不用在画面上担心。可是顾长卫拒绝了她,“他对我说,如果他来执镜,一定会干涉过多,最后就变成了他的电影。”开机当天,顾长卫来探班,所有剧组成员都围着顾长卫,都没人理蒋雯丽了。蒋雯丽就和丈夫说:“这里我是导演,你还是回家吧。”

  头一次做导演的蒋雯丽,一开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每天开会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后来找到了想说的话,又会一口气说太多,剧组的人都会偷偷提醒我,导演,您得表扬为主,不能老批评。”蒋雯丽当时的状态可以用手忙脚乱来形容,她经常托着腮坐在监视器后面苦苦思索,在现场几十个人期待的眼神中,思考一些比较基础的电影拍摄问题。

  压力很大,她只好夜里偷偷补课。“感觉之前做演员太安逸了,这次等于从零开始学习。”蒋雯丽说。

  刚开机的时候,蒋雯丽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喊停,她还沉迷在演员的表演中,“当时是拍第一个镜头,副导演喊开始,我就坐在小屏幕前看。过了很久,我看着朱旭老师都走出很远了,我还在想怎么还不完,这多浪费胶片啊。结果副导演跑过来问我怎么不喊‘咔’啊,我才意识到结束应该是我喊的,我现在是导演了!”

  电影开机一个星期后,她才找到当导演的感觉,等到电影拍摄三分之一的时候,蒋雯丽给顾长卫打电话说:“我现在才知道,做导演太不容易了。”平时她总觉得,当导演有什么呀,有那么忙吗?当上导演才知道,基本上真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上。

  蒋雯丽平时脾气很好,但当起导演来,为了能“镇场子”,她也学着发起脾气来。有一次朱旭中午要休息一个小时,但是为了拍摄人造雪景,剧组就要朱旭提前出来,可是朱旭出来之后,蒋雯丽发现剧组根本没有布置好,当时她心疼朱旭,就冲剧组的工作人员发火了。“我当时就火了,对美术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好了再把演员请来,你们准备再用多长时间去弄?美工手边找不到喷窗户的材料,我就把对讲机往桌子上一扔,走了,心想我也得学学导演生气的样子,‘不拍了,收工’,好歹给他们个教训。”

  蒋雯丽本想玩个导演经常干的甩手不干的把戏,让他们看看现场没有她是不行的。可是还是因为不放心,上了个厕所就又回去坐在导演的位置上,毕竟当天不拍,会损耗投资,做好的雪景也都浪费了,“当时我是导演,由不得我生气、退缩或者沮丧。”

  因为蒋雯丽缺乏经验,导致素材不够,重返安徽补拍。“一开始,我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个小女孩眼中的世界,结果回来剪片才发现,好多镜头我能理解,但别人看不懂。”

  现在,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完成,蒋雯丽表示要感谢自己的好班底。原来蒋雯丽多年来拍戏之余,都喜欢在剧组观察,看哪个工作人员既勤劳又人品好,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她就会默默地记住对方的名字,然后在自己当导演的时候,请对方过来帮忙。蒋雯丽请来朱旭扮演姥爷,也为她减轻了不少压力,“老爷子不论是台词还是走位,都门儿清,还会教小演员演戏,有一场戏小兰给姥爷吃鱼,细心地把鱼刺先摘掉,这就是朱旭老师教给她的。”

  关机的那一天,剧组成员开始庆祝,放鞭炮,然后把酒言欢,而蒋雯丽一个人在摄影棚里放声大哭,被摄影师偷偷拍了下来。回忆起这段,蒋雯丽不好意思地说:“等大家都聚集过来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哭得太厉害了,心里想,完了,这么努力端起来的架子,这下子又毁了。不过那晚上我终于放下了一个压在心上的担子,非常的幸福。”

  那段记忆是非常珍贵的

  新京报:电影换了好几次名字,《伞》、《兰草》,最后又是《我们天上见》?

  蒋雯丽: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有好多名字,《伞》是最初定的。但后来很多人都说剧组叫“伞组”有“散组”的意思,不吉利。于是就换成了《兰草》,可慢慢又发现南方人发音老把lan读成nan,这个“难”也不吉利,只能再改,最后就定下了《我们天上见》,正好也体现了祖孙俩难舍对方的那种感情。

  新京报:电影里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

  蒋雯丽:片中的故事有百分之七十发生在我身上,讲的是姥爷与外孙女之间的感情。小兰就是我的化身,这部电影也是献给去世多年姥爷的礼物。

  新京报:这毕竟是一段过去了30年的记忆,但是似乎很好地还原了过去的氛围?

  蒋雯丽:其实能够记到现在的,都是一些让你非常难忘的东西。很多人看了剧本后说,你的记忆力真好。我觉得不是我的记忆力好,而是因为生活的变化,让你觉得那段记忆是非常珍贵的。

  当然也有一些记忆回忆起来有些难度了,比如姥爷养的那些花,但是我对花卉不太懂,所以他当时对于花的一些品评,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去准确地回忆起来了。还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里每天都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在聊一些国家大事,但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到底是在聊什么。

  所以这部片子基本就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外部的世界,当然也有她内心的世界,比如一些梦境和幻想的东西。小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有姥爷这棵大树给她遮风避雨,最后姥爷这棵大树倒掉了,小女孩长大了。

  朱旭为我封镜演出

  新京报:怎么想到请朱旭老师扮演“姥爷”的?

  蒋雯丽:朱旭老师今年80岁了,我们是莫逆之交。他特别像我的姥爷,虽然长得不像,个子要比我姥爷高很多,而且他是东北人,我姥爷是南方人,但是神态、以及他对生命、对生活、对朋友的态度,都特别像我姥爷。所以,我一见他就像见到我外公一样,觉得特亲。

  三年前我就跟朱旭老师说我想拍这样一个电影,我想让你演我的外公,行不行?他说好。我剧本一写出来就拿给他看,他看完以后就很喜欢。因为朱旭老师自己也是外公,他的孙女在澳大利亚,从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拍摄到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朱旭说今天是我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当时我就想给他跪下,但是人太多,我有点不好意思。

  新京报:怎么选的小演员,感觉小小兰(姚君饰)演得特别好?

  蒋雯丽:我记得《牵手》选小演员的时候,别人就教我,告诉一群小孩儿屋子里有只老鼠,有的小孩子随便找找,就不找了,还会反问你:“你骗人!”而有的小孩子就非常认真,她会一直一直找小老鼠,因为她还带着纯良,她相信这个东西。这次我选小演员的时候也用上了这种方法。

  还有,副导演他们去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队,当时他们找来了很多小孩让他们随便玩,但是他的录像并没有停,很多小孩子都在叽叽喳喳说话,就只有这个小孩孤独地坐在那里,就和别人搭不上话。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感觉就特别像我的童年,我小时候就不太容易和别人沟通,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小孩,也正是因为在外面不太会和别人融洽相处,所以才会在家里和姥爷特别亲。

  童年的生活总在下雨

  新京报:电影里为什么总在下雨?

  蒋雯丽: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气候,很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到北京来上学的时候,我发现怎么天可以看上去那么高,因为在南方天空永远看上去很低,让人会感觉到很压抑,而北方人的性格比较豪爽也肯定和这种看上去很高的天是有关的。我对家乡的童年记忆就是,我们那里总是在下雨,让人觉得很烦。但是长大到了北京,没有这么多的雨以后,却开始怀念家乡的雨了,所以这部电影里,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有雨戏,最后算下来整部电影有60多场雨戏。

  新京报:你在童年经历了外公的离去?

  蒋雯丽: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2岁,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得死亡,其实姥爷真正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难过。因为并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真正最亲的人离开你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接受它,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但是我觉得我直到今天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姥爷已经离开我,在我的心里,他还始终在那儿。

  新京报:电影里体现了你对生死的思考吗?

  蒋雯丽:虽然生死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天上见》带出我自己对生命的思考。现在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都可以,但是却很少了解生活的意义,不知道到底是为了生而活,还是为了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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