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雯丽谈电影《我们天上见》中首执导筒经历
蒋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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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少女的成长都伴随着秘密，而生命的传承则是更大的谜题。如今，成熟了的蒋雯丽一心想要揭开谜底，于是她拿起笔，拿起摄像机，拿起导筒，要把童年的故事表达出来，于是就有了在清明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我们天上见》。从演员到导演，蒋雯丽每一步都走得艰难，是奔涌而出的回忆和强烈的表达欲望，逼迫她勇往直前，将自己的感悟投射到大银幕上———弱小的小兰牵着姥爷的手，撑着伞，走过连绵的阴雨，一直走到银幕下观众的回忆里……有人隐隐地啜泣起来。
银幕下的蒋雯丽穿黑色毛衣，戴鸭舌帽，完全没有演员的风光与导演的威风，她迷糊地在东方新天地里找了很久，才抵达采访地。她的声音低沉圆润，娓娓道来，叙述起她的童年，和姥爷相依为命的日子，以及这几年来做导演的经历，用声音钩织出一幅画卷，记忆的闸门就这么被她拉开了。
姥爷去世，我的童年结束了
2003年蒋雯丽演了四部戏，档期排得很满。于是2004年，她决定休息休息。等她闲下来之后，童年就不断跳跃到她的记忆中，“很多小时候的东西都变得历历在目，有时候闭上眼睛就觉得在眼前”。尤其是她少年时期在蚌埠小县城和姥爷生活在一起的画面。蒋雯丽四岁的时候，父母去支援新疆建设，她和姥爷相依为命。她十二岁时姥爷去世，蒋雯丽觉得自己的童年结束了。
蒋雯丽清楚地记得，姥爷临走前一天她去医院看他，姥爷拉着她的手，在她手背上留下一滴泪。这个故事她在去北京电影学院考试的时候也给老师们讲过，但是蒋雯丽已经忘记了当时是在考场上，老师们也听得入神，忘记了这是一场考试。
蒋雯丽一直喜欢写作，甚至还曾经自己写过一整本诗集。由于童年的梦境出现得过于频繁，她决定把这个故事先写下来。于是在西湖边的一个小屋里，她开始了写作。因为是第一次写，怎么写都觉得不满意，好在蒋雯丽演了20多年戏，周围聚集着一群高人，她就把自己的剧本拿给资深编剧看，刘恒、邹静之都给她提出意见，一点点帮助她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丈夫顾长卫也是她的“高参”，蒋雯丽每一稿写出来都会给丈夫先看一眼。第一次顾长卫看完后说，“哎哟，我没想到，你还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2005年剧本写完，蒋雯丽就把它放在一边，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导演，另一方面也是自己接下了新戏———2006年在丈夫顾长卫的《立春》中扮演王彩玲，然后是2007年的《金婚》。一晃两年就过去了，蒋雯丽觉得再不开始，她可能一辈子都不可能把姥爷的故事搬上大银幕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和过去生活相关的人，也都渐渐地离开人世，这让她觉得自己应该抓住点什么。
于是蒋雯丽2008年停止接戏，全心全力筹备拍摄。可是直到九月份，她还在和自己那个剧本较劲儿，她对自己说：“该停下了，要开始。”
导演处女作，请顾长卫回家
蒋雯丽是第一次做导演，想让丈夫顾长卫来当摄影，这样自己就不用在画面上担心。可是顾长卫拒绝了她，“他对我说，如果他来执镜，一定会干涉过多，最后就变成了他的电影。”开机当天，顾长卫来探班，所有剧组成员都围着顾长卫，都没人理蒋雯丽了。蒋雯丽就和丈夫说：“这里我是导演，你还是回家吧。”
头一次做导演的蒋雯丽，一开始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每天开会我都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后来找到了想说的话，又会一口气说太多，剧组的人都会偷偷提醒我，导演，您得表扬为主，不能老批评。”蒋雯丽当时的状态可以用手忙脚乱来形容，她经常托着腮坐在监视器后面苦苦思索，在现场几十个人期待的眼神中，思考一些比较基础的电影拍摄问题。
压力很大，她只好夜里偷偷补课。“感觉之前做演员太安逸了，这次等于从零开始学习。”蒋雯丽说。
刚开机的时候，蒋雯丽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喊停，她还沉迷在演员的表演中，“当时是拍第一个镜头，副导演喊开始，我就坐在小屏幕前看。过了很久，我看着朱旭老师都走出很远了，我还在想怎么还不完，这多浪费胶片啊。结果副导演跑过来问我怎么不喊‘咔’啊，我才意识到结束应该是我喊的，我现在是导演了！”
电影开机一个星期后，她才找到当导演的感觉，等到电影拍摄三分之一的时候，蒋雯丽给顾长卫打电话说：“我现在才知道，做导演太不容易了。”平时她总觉得，当导演有什么呀，有那么忙吗？当上导演才知道，基本上真是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上。
蒋雯丽平时脾气很好，但当起导演来，为了能“镇场子”，她也学着发起脾气来。有一次朱旭中午要休息一个小时，但是为了拍摄人造雪景，剧组就要朱旭提前出来，可是朱旭出来之后，蒋雯丽发现剧组根本没有布置好，当时她心疼朱旭，就冲剧组的工作人员发火了。“我当时就火了，对美术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好了再把演员请来，你们准备再用多长时间去弄？美工手边找不到喷窗户的材料，我就把对讲机往桌子上一扔，走了，心想我也得学学导演生气的样子，‘不拍了，收工’，好歹给他们个教训。”
蒋雯丽本想玩个导演经常干的甩手不干的把戏，让他们看看现场没有她是不行的。可是还是因为不放心，上了个厕所就又回去坐在导演的位置上，毕竟当天不拍，会损耗投资，做好的雪景也都浪费了，“当时我是导演，由不得我生气、退缩或者沮丧。”
因为蒋雯丽缺乏经验，导致素材不够，重返安徽补拍。“一开始，我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拍—个小女孩眼中的世界，结果回来剪片才发现，好多镜头我能理解，但别人看不懂。”
现在，电影能够顺利拍摄完成，蒋雯丽表示要感谢自己的好班底。原来蒋雯丽多年来拍戏之余，都喜欢在剧组观察，看哪个工作人员既勤劳又人品好，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她就会默默地记住对方的名字，然后在自己当导演的时候，请对方过来帮忙。蒋雯丽请来朱旭扮演姥爷，也为她减轻了不少压力，“老爷子不论是台词还是走位，都门儿清，还会教小演员演戏，有一场戏小兰给姥爷吃鱼，细心地把鱼刺先摘掉，这就是朱旭老师教给她的。”
关机的那一天，剧组成员开始庆祝，放鞭炮，然后把酒言欢，而蒋雯丽一个人在摄影棚里放声大哭，被摄影师偷偷拍了下来。回忆起这段，蒋雯丽不好意思地说：“等大家都聚集过来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哭得太厉害了，心里想，完了，这么努力端起来的架子，这下子又毁了。不过那晚上我终于放下了一个压在心上的担子，非常的幸福。”
那段记忆是非常珍贵的
新京报：电影换了好几次名字，《伞》、《兰草》，最后又是《我们天上见》？
蒋雯丽：一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有好多名字，《伞》是最初定的。但后来很多人都说剧组叫“伞组”有“散组”的意思，不吉利。于是就换成了《兰草》，可慢慢又发现南方人发音老把lan读成nan，这个“难”也不吉利，只能再改，最后就定下了《我们天上见》，正好也体现了祖孙俩难舍对方的那种感情。
新京报：电影里的故事有多少是真实发生在你身上的？
蒋雯丽：片中的故事有百分之七十发生在我身上，讲的是姥爷与外孙女之间的感情。小兰就是我的化身，这部电影也是献给去世多年姥爷的礼物。
新京报：这毕竟是一段过去了30年的记忆，但是似乎很好地还原了过去的氛围？
蒋雯丽：其实能够记到现在的，都是一些让你非常难忘的东西。很多人看了剧本后说，你的记忆力真好。我觉得不是我的记忆力好，而是因为生活的变化，让你觉得那段记忆是非常珍贵的。
当然也有一些记忆回忆起来有些难度了，比如姥爷养的那些花，但是我对花卉不太懂，所以他当时对于花的一些品评，我就已经没有办法去准确地回忆起来了。还有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里每天都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在聊一些国家大事，但对于一个小孩来说，我也不是很了解他们到底是在聊什么。
所以这部片子基本就是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去观察外部的世界，当然也有她内心的世界，比如一些梦境和幻想的东西。小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有姥爷这棵大树给她遮风避雨，最后姥爷这棵大树倒掉了，小女孩长大了。
朱旭为我封镜演出
新京报：怎么想到请朱旭老师扮演“姥爷”的？
蒋雯丽：朱旭老师今年80岁了，我们是莫逆之交。他特别像我的姥爷，虽然长得不像，个子要比我姥爷高很多，而且他是东北人，我姥爷是南方人，但是神态、以及他对生命、对生活、对朋友的态度，都特别像我姥爷。所以，我一见他就像见到我外公一样，觉得特亲。
三年前我就跟朱旭老师说我想拍这样一个电影，我想让你演我的外公，行不行？他说好。我剧本一写出来就拿给他看，他看完以后就很喜欢。因为朱旭老师自己也是外公，他的孙女在澳大利亚，从小都是他一手包办的。拍摄到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朱旭说今天是我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当时我就想给他跪下，但是人太多，我有点不好意思。
新京报：怎么选的小演员，感觉小小兰(姚君饰)演得特别好？
蒋雯丽：我记得《牵手》选小演员的时候，别人就教我，告诉一群小孩儿屋子里有只老鼠，有的小孩子随便找找，就不找了，还会反问你：“你骗人！”而有的小孩子就非常认真，她会一直一直找小老鼠，因为她还带着纯良，她相信这个东西。这次我选小演员的时候也用上了这种方法。
还有，副导演他们去了少年宫的一个舞蹈队，当时他们找来了很多小孩让他们随便玩，但是他的录像并没有停，很多小孩子都在叽叽喳喳说话，就只有这个小孩孤独地坐在那里，就和别人搭不上话。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感觉就特别像我的童年，我小时候就不太容易和别人沟通，是一个比较孤独的小孩，也正是因为在外面不太会和别人融洽相处，所以才会在家里和姥爷特别亲。
童年的生活总在下雨
新京报：电影里为什么总在下雨？
蒋雯丽：我觉得一个地方的气候，很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到北京来上学的时候，我发现怎么天可以看上去那么高，因为在南方天空永远看上去很低，让人会感觉到很压抑，而北方人的性格比较豪爽也肯定和这种看上去很高的天是有关的。我对家乡的童年记忆就是，我们那里总是在下雨，让人觉得很烦。但是长大到了北京，没有这么多的雨以后，却开始怀念家乡的雨了，所以这部电影里，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要有雨戏，最后算下来整部电影有60多场雨戏。
新京报：你在童年经历了外公的离去？
蒋雯丽：姥爷去世的时候我只有12岁，那个时候还不太懂得死亡，其实姥爷真正去世的那一天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的难过。因为并不懂得死亡意味着什么。我觉得，你真正最亲的人离开你的时候，你心里不会接受它，这个过程需要很长。但是我觉得我直到今天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姥爷已经离开我，在我的心里，他还始终在那儿。
新京报：电影里体现了你对生死的思考吗？
蒋雯丽：虽然生死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天上见》带出我自己对生命的思考。现在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都可以，但是却很少了解生活的意义，不知道到底是为了生而活，还是为了活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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