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风云》：再度张扬上海性感魔力
《大上海1937》
《理发师》
《上海滩》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
新浪娱乐讯 正如巴黎是欧洲之都，上海则是亚洲之都。作为中国最晚近诞生的大城市，率先进入近代化和现代文明，如今则在后现代的状况里，面对无边的挑战，从容的走在流光溢彩的孤独之路上。上海一开始便是热切的，面向全世界开始她的胸怀。有来自浙江的商人、江南的墨客、山东的功夫小子、全球各地的殖民地和投资人，华洋杂居的上海从来就没学会拒绝。即便是在二战期间，上海也是最包容，《谍海风云》中有“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接受两万犹太人的城市”的台词，便是对上海的再度表彰。上海是性感的，既是内地的，又是香港的想象，同时又是全球化的。
上海的阳刚和婉约
《谍海风云》中的起因，是美国特工来到远东，寻找好友被害的真相。此时正是日本即将掀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夜，于是卷入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与周润发和巩俐饰演的本地大佬展开斩不断理不清夹杂的故事。这部描述美国间谍、中国抵抗组织及德日特务机构之间错综复杂、惊心动魄的谍战往事，不仅有着宏阔的国际背景，更带出友谊、爱情和人性的永恒光芒，上海的阳刚和婉约都在其中有所表现，这是一部糅合好莱坞叙事手法与中国人忠义精神的大片。
远东，上海滩头，浪奔浪流。十里洋场，浮华与失落同在，欢笑共忧伤齐鸣。纸醉金迷的旁边，就是光荣与梦想。上海拥有世界的一切所有，所有的一切，在上海生长。上海是异乡的希望，上海是流动的欢歌曼舞，给任何人未来的可能，也能在转眼间收回任何人的幻想。这样的城市，便是卡萨布兰卡加上纽约。上海是江湖世界的高度象征，又是冒险家的天堂，同时也给予革命家、正义者、国际人士以无限的希望。
对于上海之外的中国人来说，上海是个特殊的存在。即是带动中国经济的龙头老大，又是那么的现实和小气，两者的结合构成一种令人怅惘的艳羡。多数人记忆中的上海，是惬意和宽容的现代之城。民国时期电影中的上海的荣光、繁华和进步，不需要刻意去表扬，上海作为一个母体，给了市民无尽的可能。民国电影对于当下的观众来说，太过遥远了。张彻后期的电影《大上海1937》之中，江湖这个草根的字眼终于能够与民族大义相提并论，日本忍者以及持械护卫的挑战，将江湖这个庞大的观念演化成了兄弟情义，浓缩在一个小小的京剧舞台上惨烈上演。飞刀、快剑、子弹，好汉的死亡让人的血脉都为之紧张，对日本走狗那屠杀一般的影像表现则更像是电影人借助江湖这个外套向其泄愤。正所谓借物言志，张彻的这种江湖电影事实上就是对自身的草根阶级身份增添神话色彩，借机嘲笑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文化权威们的无能与奴才本质。
张彻和刘镇伟两个版本《马永贞》，都是那么的爆裂激情，尤其是一抹残阳下的回眸，是对历史的追认。已故著名独立影评人卡夫卡·陆曾经发出感叹，上海过去之秘密，在于石库门，在于弄堂；上海现代之奥妙，在于对语言和生活方式的态度。上海的传统就在于变化，生活在此中的导演、回归的游子、外来的审视者、欧美的电影人，都在试图穿越历史和现代的迷雾，进入这个城市的内心。
19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上海滩》
被看作对旧上海魂魄的经典再现，观众对于上海滩、江湖和黑道人物，我们拥有了深入的了解而同情，从欣赏和传播的有效率来看，上海黑帮是当下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记忆之一。电影人就开始在许文强、丁力的发家史上吸取营养。一时间全香港的黑帮电影都变了调子，陈旧的镰刀斧头全部都被替换成了机关枪；而那些又脏又旧的毡帽、长袍、马褂，也都欧美式样的礼帽与晚礼服所取代。
陈逸飞的《海上旧梦》和《理发师》则将旧上海具象化为一个浪漫的女性魅影加以赞美。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到三分像，上海已经变了样。” 说的就是旗袍，时光荏苒了一个甲子，当年的风尚走走转转又兜回从头，旗袍如今已然又是中国女性之至尊民族服饰。海上浮华梦，始终是陈逸飞的情结。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描写的其实也是上海，陈逸飞和王家卫的旗袍，都是一种自欺欺人时的展览。我最好的，你只能看，我也无法给你，这才是命运最大的悲怆。苏丽珍和宋嘉仪，同命不同运，毕竟苏在香港，飘洋过海之后，再不能相遇。而理发师却被命运钉住，终究有相见的一刻，却是粗衣衬托了老去的红颜，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上海的象征。此外，《人约黄昏》更是对旧上海的呼唤。
张艺谋导演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陈凯歌导演的《风月》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十里洋场作为都市影像表达的焦点。张艺谋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反映三十年代上海帮派斗争的人心险恶，包装相当华丽，巩俐更在片中大展歌舞。水生来到上海，被安排在红舞女小金宝身边侍候。小金宝是帮会头子老爷的情妇，但心中却爱着二爷。在一次仇杀后，一班人逃到孤岛上，在那里发生了另一场内弛外张的人性斗争。而陈凯歌则以异色来回溯上海，昔日曾在大家族庞府伺侯少爷的忠良，如今已成为上海滩上的白相人，专门以男色骗取贵妇为生。忠良奉骗取家业，不料对如意产生了真感情而无法下手。电影中的暧昧和多义性，陈凯歌饱受争议。
他者的目光
毫无疑问，2005年的《伯爵夫人》(The White Countess)和2006年的《面纱》(The Painted Veil )都有着宏大的叙事野心，以上海作为故事的背景，上海成为20世纪上半叶能够解决问题的国际性城市。《面纱》里的上海，是英国医生费恩夫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站。爱德华·诺顿改编的《面纱》只是将中国作为叙事上的屏风，上海是自我放逐最方便的地方，逃避约束和红杏出墙都很正常，上海的面目暧昧。
《伯爵夫人》中的上海是一座伤城，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上演，没有剧本，却充满了高潮，连续不断的意外最终早就了倾城之战，伯爵夫人来自鱼俄罗斯。1930年代的上海是最好的放逐城市，博大而又迷失，外人来到上海，就像水回归了大海。索菲亚伯爵夫人只是生活的老贵族，她只是一个流亡者，也和特工间谍等扯不上关系，只能靠伴舞贴补家用。而盲人外交官正在实施冒险的计划，脱离外交事业去开办心中独一无二天下无双的“伯爵夫人”俱乐部。那个时代的人，都感知到处于大历史叙述的风口，俱乐部是一种解脱，杰克逊早就厌倦了宏大词汇下的利益均沾及搏弈，俱乐部里的舞蹈和歌声，总是能给上海/远东/世界提供另外一种温和的可能，虽然那么渺茫。但他和伯爵夫人的守候，却也是代表了不同文化/文明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是可行的，这是明确的象征上海和中国的开放性。本片的立意深远，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了中国曾经是一个宽容的舞台。黑云压城城欲摧，却也有销魂的爱情和信任。战争还是成全了他们，激情终于被说出。电影给观众大片的感觉，其实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真正参与制作的国际大片。在电影的高潮段落，檣橹遮天蔽野，都是逃难中的人们，那运镜层次分明，远景和特写错落有致的交错，小人物和大时代纠缠一起，无法挣脱，这才是真实的历史。本片导演詹姆斯·艾沃里是个怪才，也是一位奇人。浪迹天涯，对于他是平常的事，触摸不同地区的往事，也是他的习惯和责任，再现典雅和浩荡的历史场景。
曾经的自我审视
许鞍华导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则在喜剧的外表下，异常的坚硬。 本片以上海现代都市生活为背景，讲述了知识女性叶如棠退休后充满戏剧性的悲喜命运故事。这位60岁的姨妈，曾经作为知识青年在鞍山下乡并结婚，回城时毅然决然。编剧李樯和导演、主演(斯琴高娃、周润发)的创意及演出神采飞扬，姨妈回到上海后确实是想实现自己的一些理想，但现实巨大的压力和障碍无处不在，姨妈的处世方针或传统或圆熟或侥幸，然而毕竟不是她的世界，抠门、面子是问题，寻找爱情和资本增值是根本，格格不入的滑稽和残忍更是生活的赐与，与小外甥的冷热战不仅仅是代沟、与骗子潘知常的情感纠葛、最后与女儿和丈夫和解，看似荒谬其实荒凉，心境早就被打磨到麻木不仁，那梦幻般的大月亮，并不能给她动力。梦想是用来实现的，更多的时候，梦想是用来破灭的，但生活还要继续。上海的繁华荣光，其实姨妈并不曾与有荣焉，石库门的传统老派她没有赶上，新世界的现代摩天大楼的气派也只是在她离开上海时在车窗外浮光掠影的与她告别，新旧之间，她是永恒的外来者、差半步的悲哀，是引发观众和导演许鞍华感动和喟叹的终极原因。
邬君梅主导的《红美丽》中的上海，是巨大而驳杂的现实，层层叠叠沉积着旧梦，纷纷扬扬张狂着梦想，尤其是上海，在上海的明暗之间，有着诸多精彩人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外来者和游子也未必看得明白。邬君梅夫妇几乎包揽了电影制作的各个层面，让朱美丽这个女人穿梭在他们能够想象的每一个空间。生于上海的邬君梅，扮演朱美丽来回应上海，记忆中的上海和现实中的上海，前者在精神层面，后者在光影里相互争夺主创的倾向，上海作为中国大城市的代表，早就抛弃杜月笙、黄金荣式的江湖故事。如今解决问题的方式已然现代化，电影中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成本最高，这和电影中的台词(把她给我从窗户扔下去)形成最强烈的反讽。寻找真相的途中，是以欲望为坐标在确认彼此的位置。电影具有宏大的叙事野心，片中人物行走在高级写字楼、地铁、舞场等现代建筑物中，生死、名利和自由、爱恨，都在其中。尤其是邬君梅和孙红雷在看守所的对谈，在紧闭空间里，冲突的语言反而给出两人性格本质。
作为南下干部子弟的彭小莲，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同时又是小说家，因此她具有多重的身份。作为新上海人，在大院长大，对上海而言，有一定的抽离。“上海三部曲” (《假装没感觉》、《美丽上海》、《上海伦巴》)分别描写两性关系、时代错位、曾经光荣，水平参差不齐，但是都以上海这个空间被时间塑形为各种面目。《假装没感觉》和《上海伦巴》失之于粗糙、简单和夸饰，《美丽上海》表面看来，选择了一个相对简约和静止的场景(老宅)，看来普通，其实足以代表上海的过去与现在。电影在不经意间，叙述了两个主题，直面现实的物欲横流，以及深刻反思老式海派风格的丧失，前者分别描写了四个子女四种人生境遇，也就是他们各自的心灵以及家庭的困境，而后者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及其后遗症。因为文革的冲击，四个子女分别做出了选择，所有人都伤痕累累，尽管他们现在漠视了，但是并不说明历史能够轻松过去。只要人在，记忆在，精神在，伤痕都会在。郑振瑶演出了老人沉稳、和善、包容的内心世界，丰富的人生历练通过眼神和细节，清晰地最后一次教育了他的成年儿女们。这家人，其实在导演手里，已然成为上海以致中国的象征，如何面对挫伤成为一个永远的主题。
关锦鹏导演的《长恨歌》，来自于当代海派小说家王安忆，“一个女人四十年的情与爱，被一枝细腻而绚烂的笔写得哀婉动人，跌宕起伏”，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品，而《长恨歌》这三个字，众所周知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他本是形容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离奇浪漫故事。王琦瑶与上海，互相辉映，在浮沉中挣扎出奇异的神采。关锦鹏导演的改编，在我看我欲赋新词强说愁，虽然愁得一览无余，但是人物性格过于扁平，王琦瑶和四个男人都无法摆脱一堆土豆的嫌疑，命运挽留不得，向往流于形式。而过度简化的故事背景，以字幕替代风起云涌，电影给人以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觉，“在自己的城市看不见城市／然而在错误的年代／却总碰到自以为对的人”在其中尤其明显，而其他字幕或空泛或无助于电影，本片对于字幕解说和旁白的使用远没有王家卫来得熟练和神奇。
上海，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最著名的城市，革命和政治的巨大辐射、时尚和繁华的浩大影响，风气之先对于上海是再自然不过的义务。王家卫喜欢拿上海说事，因为上海是他的根，上海赐予了她所有的叙事和情感上的原力，往往不正面出现，却得来纯粹。而关锦鹏喜欢正面强攻，《阮玲玉》的成功给他以极大的信心，将王安忆的故事搬演为他自己的故事，王琦瑶即刻成为别一样欲望的代表，导演从摄影师程先生的视角来看王小姐的一生，线性的叙事，自然是走马灯的情感纠葛，但是欢乐与痛苦都在上海发生，献花也抛弃过，美酒也品尝过，却似有若无。
在香港的关锦鹏和王家卫，在上海寄寓了非常多的个人情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同政治面貌的作家诗人和电影人各擅风流。从那个时代开始，香港便和上海唱起了双城记，张爱玲、萧红、戴望舒、邵逸夫、张彻等等，他们用自己的文字和影像沟通了两大摩登城市，总是有许多对上海的乡愁在香港制造出来。上海曾经作为香港的想象，在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中，无论行走或停留，香港都是上海的镜像城市，奢华、时髦、浪漫、物质化，上海似乎把自我寄托给香港，然而香港人总是对上海有深沉的热情。王小姐的登台，很幸运或者说是很不幸，是过去时代的尾巴。对于那个时代，现在的人更多的只是晓得月历牌和广告画上的女郎，电影便给了王小姐和她朋友们机会，她们自发地做出那些著名的姿势。王小姐对于欲望的追求、挽留，越是冲突、激越，身体越是主动、展示，都是在说明她就是上海。
云飞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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