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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贾樟柯:记忆上海 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2日18:32  解放日报
专访贾樟柯:记忆上海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专访贾樟柯:记忆上海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专访贾樟柯:记忆上海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专访贾樟柯:记忆上海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贾樟柯和他的电影作品

  本报记者 姜小玲 施晨露

  他是“第六代”里的佼佼者,从《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他是新生代导演中首位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登顶”者。

  获奖无数,他也面临市场的尴尬。 《三峡好人》当年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档期上映,最终成为一场“鸡蛋碰石头”的行为艺术。

  虽然是山西人,但他与上海的创作渊源颇深,最近一部作品《海上传奇》,更是将镜头直接对准上海和上海背后的人与事。戛纳归来两个月,《海上传奇》今起将在全国院线公映。

  他说,虽然每部作品的票房表现可能只是前进一点点,但他相信,持之以恒的努力,可以代表市场的另一种声音和存在。对话贾樟柯,讲述他与上海的故事,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碰撞与挣扎。

  他就是贾樟柯。

  我与上海的三阶段

  问:《海上传奇》在您的作品中应该算参加电影节和国内上映之间间隔时间最短的,这是否意味着您更渴望被国内观众接受,或是说国内市场对您更接纳了?

  :我进入国内市场有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初的三部影片,因为当时一些特殊原因,完全没有办法进入国内市场,但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非常渴望自己的影片能够跟国内观众见面。

  2004年,跟上影集团合作以后,在上影的帮助下,我有机会开始进入到国内市场。但市场之于这一类型的影片,却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到《三峡好人》,是最极端的例子,基本上没有任何空间留给这一类型的影片。

  近几年,国内影院开始大规模建立,银幕数增长很快,慢慢给了这一类型的影片一些空间。同时,随着这些年不断有一些作品推出,虽然每一次票房的进步不是太大,但对国内观众和市场来说,我不再是个陌生的导演,我的作品也不再是完全陌生的作品。 《海上传奇》能够在戛纳首映之后两个月内就寻找到国内发行,而且在暑期档上映,说明不管市场的情况怎么样,对制片人、对导演来说,持之以恒地通过正常的电影发行和终端渠道,建立起这一类型影片和观众的桥梁,很重要。

  问:作为山西人,拍关于上海的城市传奇,是否存在隔膜?拍片前后,您对上海的认识和感受有没有变化?

  :我对这个电影蓄谋已久,早在大学时代就被上海所吸引,但拍摄前确实有很大的担心。

  我跟上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物资联系期,我1970年出生,计划经济时期家里所有重要的轻工产品都来自上海,但是我没有亲人在上海,上海存在于我的想象里。

  大学以后,很多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比如胡适、梁实秋、周作人等等的图书开始出版,我对那段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好奇,通过阅读,我对上海进入到了探秘期。

  真的进入上海,对我的挑战还是很大,最主要的是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语言的挑战,我开始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对于以口述历史为主的影片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限制。另一方面,对上海的空间了解也不是很多。但在拍摄过程里,我突然有了很大的自信,一方面来自团队的帮助,顾问陈丹青与林旭东把自己的上海经验讲述出来;另一方面,我卸下了包袱,我发现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往往是割裂的,即使是一个上海土生土长的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导演,可能对上海历史的掌握和了解也不一定有我多。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要愿意潜心研究上海历史,我就可以了解得比上海人更多。

  拍完《海上传奇》之后,我进入了和上海这座城市的第三个阶段,对上海产生了感情。

  纪实与虚构的折衷

  问:《海上传奇》除了片中采纳的18个采访对象外,您还访问了很多人,其中最有趣和最困难的经历分别是什么?

  :在原来的构思中,我希望能访问到“四大家族”,这不仅是打开民国历史的钥匙,更是打开上海城市记忆的钥匙。我们通过大量的努力,在上海、香港和台湾进行了广泛接触,甚至已经约到了他们的直系亲属,或是知情人,但这些讲述者基本选择了沉默,我深感遗憾,但也表示理解……书写中国现代史,或者是书写一个城市的传奇,可能不是一个导演,甚至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在访问的过程里,不同的人提供的不同的历史细节,很出人意料。比如,在“中国第一股民”杨怀定的讲述里,他讲过去行走全国进行证券交易,那会儿没有信用卡,没有支票,只能拎着现金,因为现金的额度比较大,到处被人怀疑,后来他找到了公安,让他们派两个保安跟着他,走到哪里都有介绍信。这些历史讲述里的细节和黑色幽默,很有趣。

  问:《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都是纪录或半纪录电影,您对这种表达方式有特别的钟爱吗?

  :这种方法来自于目前的中国文化状态给我的影响,我用电影来面对历史,处理历史,在我的剧情片里往往会出现纪实的部分。我把《二十四城记》定位成是一部故事片,但里面有5个真实人物的讲述。对历史的认识,人们可能并非总是能形成一种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真实人物的讲述和记录,代表着不可颠覆的真实存在。而在拍摄《海上传奇》时,用记录的方法去追逐上海记忆,我也希望用剧情和虚构来补充呈现一些个案之外的普遍性,能够代表在真实个案背后的一种普通存在。

  我更愿意用完全虚构的方法去呈现和寻找历史的真实经验。

  不想做全能冠军

  问:您拍了12年的艺术电影,马上将开拍的《在清朝》却是一部商业武侠片,为何做这样的“转型”?

  :接下来我要拍的商业武侠片 《在清朝》,是由上影集团跟香港寰亚共同投资的。这个影片的计划从2006年就有了,在4年的准备中,我不单作了历史研究的准备,更有一个转型拍商业电影的心理准备。我过去非常排斥通俗性,因为强调通俗性就会遮蔽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但实际上,通俗性本身是中性的东西。我们对时代的反映、对历史的意识、复杂的认识也可以通过通俗的方法来传递给更多的人,对我来说,这是认识上的一个有趣的转折。

  问:您的这一举动也被认为是“第六代”由艺术向商业进发的代表,您怎么看?

  :我会在三年里拍两部商业大片,之后我的计划就又会回到对当代现实的捕捉。当然它是一个转型,但它是阶段性的,而且绝对不是一条“不归路”。

  问:在张艺谋陈凯歌……和宁浩等后起之辈之间,“第六代”之于商业市场的地位和关系有些尴尬,国内观众似乎已经为你们贴上了“只拿奖导演”的标签,您是否认同?

  :中国文化需要拿得出手的东西。一些跟我同样情况的导演,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在电影的领域、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让我们的工作具有开创性,并且能够呈现给世界中国电影的创造力。部分影片不一定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同,但它们代表着一个地区的电影水平,一个地区电影艺术的能力,我为这样的工作深感骄傲。我并不想做一个全能冠军,这样的工作还会做下去。

  问:您的公司发起了培育新人导演的“添翼计划”,在发掘新导演时,您希望找到更“艺术”还是更“市场”的导演?

  :二者并不矛盾,商业电影也需要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希望找到的导演,首先是他有创造性,无论这个创造性在电影语言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我希望我寻找的导演们不排斥商业,也能坚持自我。

  电影之外的世界

  问:您的作品和上海合作很多,是什么促成这种合作的?

  :一个城市因为它具体的人,才会吸引别人,一个制片厂也因为一些具体的人,才能够吸引导演。

  我从2004年跟上影集团合作以来,我跟任仲伦总裁之间形成了非常好的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这6年,也是我在国际影坛迅速推出作品,获得更广泛影响的6年。我们合作的高峰是在2006年,《三峡好人》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我很荣幸成为我们这一代导演第一个拿到国际三大电影节最佳影片的导演,打破了年轻导演在国际重要的电影节没有登顶过的僵局。我把它看作是上影集团的成功,也把它看作是上海文化的成功。

  问:除了电影,您还陆续出版了《贾想》《中国工人访谈录》与“故乡三部曲”,这次又有《海上传奇》,您认为出书是对电影的补充?还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诠释电影?

  :出书基本上不是因为跟电影做互动,而是我自己有写作的嗜好。我一直希望通过写作建立跟自己交谈的习惯,了解自己。拍电影是非常漫长的表达过程,拍一部电影至少需要一年,但是在这一年里,会有非常多的鲜活感受,需要我去捕捉,写作成为最便捷的方法,也成为了解自我的习惯。

  问:您说自己对书充满敬畏,觉得那是件特别严肃的事情,那么,您怎么看电影的呢?

  :一样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问:入行至今,您对自己选择了电影有过动摇吗?

  :我对我的道路没有动摇,我对我的电影也没有动摇,但我对电影这个职业有过动摇。

  问:有人说您是个抒情者,而您也说自己年少时特别爱写诗。这种诗人的特质对您的电影是有益还是会有某种限制?

  :我一直得益于自己的诗歌训练,它让我保持一种敏感的、跟世界接触的方法,当我在庸常的日常里,感受到诗意的片刻,我被诗意打动,开始有了新鲜的表达欲望。

  问:如果人生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选择哪一行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我非常热爱音乐,但是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如果我有音乐能力,我希望能成为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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