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海上传奇》新表述：让历史变成传奇
资料图：6月20日晚，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金爵奖颁奖在上海大剧院举行，著名导演贾樟柯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红毯。 中新社发 潘索菲 摄
十年后，他以一部与上海电影厂合作的《海上传奇》，开始他的新的电影表述，也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话语和人群注意到贾樟柯
记者/万佳欢
这也许是贾樟柯迄今为止“最接近官方的电影”。
7月2日，贾导新作、借由上海世博会为契机、由上影厂投资拍摄的影片《海上传奇》正式在全国公映，高调挺进暑期档。
影片由18位传奇人物的口述组成，画家陈丹青坐在一个改造工地上，讲述已经消失了的弄堂生活；旧上海“味精大王”张逸云的孙子张原孙在咖啡厅里唱着英文爵士歌，回忆自己的“富二代”父亲。影片内容包括对上海80年来城市拆迁、工地带来的消逝感，船和河流带来的漂泊意味，等等。
与贾樟柯以前的影片相比，《海上传奇》不再“草根”，其重心在于奇人奇事，是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物，他们或有传奇经历，或是名流及名流之后。影片中一个在世博园中的民工，则以跳迪斯科来表达自己的欲望，游荡在街头的赵涛也始终没有开口。用贾樟柯的话说，“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讲自己的传奇，他们代表着那些不能讲话的人”。
和以往影片不同，这次贾樟柯似乎更照顾了《海上传奇》的可看性。这大概是由于故事曲折、人物众多而语言量下降的原因。“群像感更加强烈，还可以超越我们固有的立场，更加客观。”贾樟柯如此解释。
在这些转变之下，贾樟柯用他一贯强而有力的文本阐述，使这样一部具有官方投资背景的纪录片打上贾氏印迹。
想要表达更多
用讲述者自己的语言和个人经验去呈现出上海80年间的历史，《海上传奇》的叙述方式跟贾樟柯的上一部影片《24城记》有些类似。但他觉得，自己上次只访谈了8个人，“没有做过瘾”。
在《海上传奇》拍摄之前，贾樟柯拉了一张100多人的采访名单，标准是不找专家学者，只找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一共走访了88人，最后挑出来18人，每个人在片中只出现几分钟。影片里有烈士后代王佩民讲述地下党父亲在解放前8个月被暗杀的悲痛，也有《小城之春》的女主演韦伟大聊40年代自己被男主角李纬追求、只好前往香港的爱情八卦。
贾樟柯想要在片子里表达的东西太多。他甚至将原定的片名《上海传奇》改成了《海上传奇》，因为后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信息量也更大，”表明影片“不是只讲上海”，“而是中国近现代生存经验的一种描述。”
单是历史讲述还没有满足影片的追求。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上海人的流动和迁移逐渐吸引了贾樟柯。电影导演王童对贾樟柯回忆，自己一家人在解放前夕乘“中兴轮”前往台湾，海港人山人海，家人怕小孩子走丢，只能用绳子把他们一个个捆起来。在王家卫电影里屡屡扮演上海精明女人的潘迪华，父亲本来妻妾成群，解放后却只能留一个妻子，她的母亲被“淘汰”，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她到香港“跑单帮”。
从抗战到解放，大批上海人迁徙到香港、台湾和海外，尤其是港台两地，小到饮食习惯、大到金融业发展，上海人给这里的城市性格注入了很多上海基因。
贾樟柯想通过这一点表达更多的东西。他决定把除上海之外的访问范围集中在香港与台北两地(原计划还想延展到巴西、美国、日本，因为预算不足只得作罢)，这样可以“展现战争、解放以及曾经的政治变化带来的隔离，拍出一种个人在历史中的被动和无力感”。
解放后，上海姑娘黄宝妹从一个旧社会的包身工变成全国劳模，可以见主席、去维也纳访问，“翻身做主人”。同时，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李家同全家只能逃向台湾，父亲不知道共产党什么时候打进来，于是每天观察邻居汤恩伯将军家门口值勤的哨兵，把他们的动向作为自己的撤退信号。
具有意识形态分歧的人们终于可以在同一电影中出现。每人的讲述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三种不同立场的讲述放在一起。”他对《中国新闻周刊》阐述此片的“不同之处”。
在贾樟柯的解释下，这一点成为影片的最大意义，也成为电影表现其“独立性”和“客观性”的重要载体。
凭《小武》《站台》等独立电影成名的他曾说，“我相信和热爱的电影跟整个社会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无意之中成为了一个反叛者。”而时隔十余年， 现在的他越来越觉得，“你再反叛，只要是1949年后出生在大陆的人，其实天生就已经有一个立场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教育给我们带来了思想上的禁锢、已有的成见。”他认为自己如今能做的，是通过《海上传奇》改变过去我们对历史的概念化认识。当面对公共记忆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尊重事实、超越立场、更加客观？“这是一个新问题。”
“不该片面地理解资本和权力”
事实上，贾樟柯强调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正是目前媒体对《海上传奇》“N种质疑”中最为尖锐的一个。在很多人眼里，这部电影与世博会、官方扯到一起，是与以往“贾樟柯”最相左的刺眼标识。在1999年，贾樟柯因《小武》曾被以违规参赛下达禁拍令，直到五年后才获得解禁。
而在他看来，《海上传奇》对一些历史“有很大颠覆呈现”，比较“大胆和敏感”。在该片于5月亮相戛纳电影节后，坊间曾有影片因频频触及敏感问题而被禁的传闻，但影片仍能进入暑期档，人们不禁揣测，是这部片子的“官方背景”让贾樟柯得到了足够多的“自由度”。
贾樟柯最近几年才开始给人跟资本、官方接触的印象。当年《小武》被禁，由此进入黑名单，并牵累了《站台》《任逍遥》。
据贾樟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提出《海上传奇》具体拍摄动议的是上影厂，在2006、2007年前后、上海进入申办世博准备期时，上影厂总裁任仲伦给贾樟柯打了个电话，提出想在世博时推出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他问贾手头有没有什么关于上海的题材，贾樟柯搜集过大量上海的历史资料，正好想拍一个这方面的影片，双方一拍即合。
总投资达1000多万的《海上传奇》由上影厂组织、并作为第一投资方介入；此外，资方还包括贾樟柯自己的公司和另外三家影视公司。贾樟柯认为《海上传奇》“完全不是一个官方的东西”，他认为，所谓带有官方色彩是说，“完全是官方资本、官方的渠道，而且传达官方的意志。”而上影厂对他唯一的要求是题材必须关于上海，其他没有任何限制。
《海上传奇》与上影厂的合作很曲折。最早贾樟柯联系了侯孝贤、是枝裕和、阿塞耶斯等知名导演，邀请每人各选一个角度拍摄上海。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人都已经有了清晰的构思。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下去，而后，《海上传奇》口述历史的形式才慢慢形成，接下来的拍摄和审查过程也相当顺利。崔永元最近推出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也是口述历史，相比之下，贾樟柯觉得“自己喜欢的、觉得应该出现在电影里的，都出现了”。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上影厂的投资而在拍摄中进行“自我审查”，也没有就“能拍与否”咨询过上影厂，“采访时不会考虑这个人物能播还是不能播。纪录片是很灵活的，想拍什么、能拍到什么程度，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这位曾被禁了5年的导演认为，电影“顺利通过并且公演，《海上传奇》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最近这些年，贾樟柯似乎更多地在强调，不应该简单片面地去理解资本，或者片面地对待官方和权力。这些言论也引来不少质疑。在《海上传奇》之前，质疑还来自于包含大量品牌服装镜头的《无用》和由同名楼盘开发商投资拍摄的《24城记》。
“没有世博就没有公共资源来支持我拍这个电影。中国的确处在一种剧变里，如果在一个严格、正常、平稳的社会里，谁去投钱拍一个城市的口述历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4城记》也跟现在活跃的经济变革有关系，有人愿意投钱拍这样的东西。”
“现实很焦灼”
无论如何，这部借世博会东风拍摄的《海上传奇》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话语和人群注意到贾樟柯。在人们印象里，属于贾樟柯的符号一直不是主流，而是底层、边缘、拒绝明星、批判性强。
他却很讨厌这种印象，因为“一符号就简单化了”。从《24城记》邀请陈冲等明星参演，到《海上传奇》以名流为访问重心，他的片子也的确在实践“去符号化”。
至于自己关注的东西是否不再边缘，贾樟柯将其归结为社会的整体变化。“主流文化本身也在变革，2003、2004年以后，它能够容纳的话语空间逐渐大了。并不是说我们关心的东西改变了，而是整个社会关心的东西都在去意识化。”
事实上，贾樟柯最早感兴趣的也并不是类似《小武》的底层题材影片。他从1994年学生时代起，他一直在考虑和积累的是1927年大革命等一些历史性题材影片。“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除了《站台》，我的9部长片里有8部是即兴创作的计划外产品。我在学校里就开始长期酝酿的电影从来就没拍过。包括1927年革命、《双雄会》，以及接下来要拍的《在清朝》。”贾樟柯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他不断被打岔的原因是“迫切心”。从学校出来后，他发现中国的变革非常迅猛，很多社会上的改变吸引他“马上追随这个现实，去快速地反映”。
1997年回老家时，贾樟柯发现县城要拆掉，现实很焦灼，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消失，就马上写出了《小武》。
后来他看到《北京文学》上发表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很感兴趣，立即联系作者刘恒，但作品已经卖出去了。如果没错过，那可能会是他的第三部电影，虽然人们无法想象贾樟柯讲述下的张大民是什么样子。
拍完《站台》，他想已有两部关于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凑个‘故乡三部曲’”，于是拍了《任逍遥》。
2005年，刘小东找他拍摄纪录片《东》，他从中得到灵感，拍出了《三峡好人》。《无用》和《24城记》都是投资方主动找上门，《海上传奇》的拍摄也是受上影厂之邀。
这些各种各样的“打岔”，使他一直没能拍一些早在计划内的片子。其中有资金不够的原因：一个尚未成名的导演并没有太大的机会拿到投资。但《小武》在欧美大获成功后，有很多国外的投资人甚至跟到中国来找他谈项目。
他对这些“意外”的解释是，“相比之下，对那些历史题材讲述的迫切性，被当下的故事挤到一边去了。”工作12年来，他最感到自豪的是，“一直在培育新题材，同时又有能力去跟这个社会互动，快速、直接地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贾樟柯下一部影片计划是拍摄自己学生时代就开始创作的商业武侠片《在清朝》。他曾表示武侠片是“电影记忆里最结实的那一块”，这位不断被“打岔”的导演终于要开始实现自己最初的电影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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