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冉/文
“他还是一个老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他用正剧的方法讲一个故事。”这是编剧芦苇眼里的贾樟柯。等待看小贾正剧的人这一回还是要失望,因为《海上传奇》依然太“贾樟柯”了,以至于你完全可以忽略这部影片的世博宣传背景——它仍是一部满布导演烙印的影片——第八部贾樟柯长片。
“几乎所有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原因;几乎所有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都和上海发生过关系。”这话出自《海上传奇》的导演阐述。在将近3年的时间里,贾樟柯走访了100多位采访对象,或草根,或名门,最终由1个人的动感舞姿和17个人的安静讲述构成了这部新片。
《二十四城记》之后,贾樟柯又一次选择口述,为一座城市打开记忆。不同于上一次角色扮演的伪纪录,这一回他追溯到往事的源头,摄影机前的每一个口述对象,都是身处记忆腹地的当事人。从陈丹青的文革回忆开篇,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杜月笙之女杜美如、曾国藩曾外孙女张心漪、费穆之女费明仪、上官云珠之子韦然等名门之后,先后走到镜头前,讲述自己的家族往事和上海记忆。
作为一部获得公映的“纪录”影片,《海上传奇》直面了诸多敏感话题: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中国》后遭遇批判、上官云珠在文革期间不堪迫害跳楼自杀等等。在当下语境中,影片最大的勇气,是以相当的篇幅,围绕1949年这个关键节点,正视内战离乱,重新审视昔年国共。
《红柿子》这部台湾电影作为片段出现在《海上传奇》中。片中,外婆总是忘不了当年逃难时河南老家结满果子的柿子树,妈妈为家中生计不停奔走,爸爸则在阳明山兵棋推演反攻大陆。这部自传色彩浓厚的影片出自导演王童之手,其父为内战时期国民党第四兵团总司令王仲廉。如果《海上传奇》只是醉心于打历史敏感地带的擦边球,那么它一定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贾樟柯电影。当王童在贾樟柯的镜头前沉浸于回忆中时,现场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老人的记忆被打断,他四下环顾,问了一句“这是谁的手机”,就再也没开口。
类似这样反叙事、风格化的导演元素,在片中屡见不鲜:贾樟柯会让睡狮沉闷的低吼作为画外音反复出现;他也会用当下码头工人扛包前行的段落,讲述上海近代开埠的发端;当然,还是不能没有赵涛——尽管这一次,她没有台词,穿梭于各种气候的上海天空下,只是“一个没有着落的游魂”(贾樟柯语)。
在贾樟柯用自己的方式向影坛前辈侯孝贤、韦伟(《小城之春》饰演周玉纹)、潘迪华致敬,并且完成他们各自的讲述后,《海上传奇》在上海著名股民“杨百万”——杨怀定这里走到了尾声,为影片打下句点的,是80后代表韩寒。在片尾,赛车手韩寒对着镜头说:有一天,等我拿了很多很多冠军以后,我会告诉人们——其实我是一个作家。在贾樟柯看来,这位特立独行的年轻人拒绝被命名,他愿意享有更多的可能性。杨百万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财富梦,韩寒是这座城市的自由梦。
财富和自由,是当下很多中国人内心的现实追求。盘活了电影这门也是生意的艺术之后,作为艺术家的贾樟柯,事实上完全接近或者已经实现了世俗意义上的这两大目标。他比动辄得咎的田凯谋们要幸福,因为无论他拍什么,总有一堆郑重其事、认真面对的铁杆粉丝,他们不厌其烦地在他的个人表达里寻找共鸣,追问意义。
不管你是否接受,贾樟柯作品都是国际影坛了解当下中国最不可或缺的影像标本。对于他来说,惟一的寂寞也许只是票房。
《海上传奇》依然和此前所有的贾樟柯作品一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辗转于变革中的人。“我的镜头十几年没有离开变革,却从没用类型去表现。不是说类型化不好,而是我担心这样会将现实简单化,我们生活的时代太复杂太复杂了,我想用一种独特的电影方法,来呈现这个时代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下一次,贾樟柯将启用明星阵容和大制作,讲述他眼里近代中国变革的起点:晚清。那部电影叫《在清朝》。
“他要是一辈子拍《小武》,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导演。”这也是芦苇眼里的贾樟柯。——深以为然,只是,这绝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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