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传奇：颠沛流离上海人 被迅速刷新的城市
记者：柴爱新 北京报道
韩寒代表一个城市的理想，退学，写作，赛车，他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是自由梦，作为个体不要被牺牲。
19世纪‘殖民’，20世纪‘革命’，1949年‘解放’，1966年‘文革’，1978年‘改革’，1990年‘浦东开放’，整个城市的命运曲线就是颠沛流离。
2010年6月17日上午，贾樟柯一进办公室的门就问：“你们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他马上上网，查到一则假新闻，称贾樟柯新片《海上传奇》被禁。为此，电影局有关领导一早打电话给他过问此事。
“原计划在上海电影节开一个新闻发布会，但因为公映时间推迟就取消了，可能引起媒体误会。”处理完此事，贾樟柯解释说。
然后他落座，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谈这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上海世博会驻会电影《海上传奇》。
7月2日，此片将在全国公映，同时也将在上海世博园文化中心的电影院连续免费放映三个月。
“不一定所有人都爱看纪录片，但是七月正好是上海最热的时候，肯定很多人进(电影院)去吹空调，这可能是我观众人数最多的电影。”他开玩笑说。
根据世博园的客流量推算，估计有缘能在世博园看到此片的人会超过7000万。
超豪华全明星阵容
虽然，几天前，贾樟柯刚刚获得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与戛纳、威尼斯、柏林并称“欧洲四大电影节”)。但因为贾樟柯以前的故事片在国内的票房并不理想，这次他又拿出一部纪录片，院线的负责人开始直摇头。
“这是超豪华全明星阵容啊，你很难再网罗这么多的重要历史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重要的像韩寒、陈丹青，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面。”贾樟柯这样去说服对方。
拍《海上传奇》肇始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任仲伦的邀请。2008年任仲伦打算投拍与上海世博会相关的影片，于是，想到颇有国际声誉的导演贾樟柯执导，邀请他“拍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要求是“拍什么都可以，只要和上海有关”。
“不算命题作文。”贾樟柯说，他最后决定拍一部关于上海的纪录片。
开始，贾樟柯列了一个采访名单，人物选取那些曾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人或者他的后代，名单按照政治家和革命者，资本家和工人，艺术家和青红帮等分类，大概搜罗了一百多位，包括现在生活在两岸三地和海外人士。
贾樟柯最初设想的影片结构，重点拍四大家族的后代，而且他最初也确实联系到了他们的后代。
“但是他们都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接受采访了，就像商量过一样。有的是说自己太年轻了对家庭不了解，有了解的又说不知道该怎么讲，有的说不舒服。”贾樟柯说，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他们大概都有压力吧，虽然两岸都开放了，都逐渐去重新面对历史，但曾经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影响其实还没有消除，他们顾虑都非常多。”贾樟柯告诉本刊记者。
即使如此，贾樟柯最终还是采访到80多位，而他原以为能采访到三分之一就不错了。80多人，每个采访至少有三个小时。因为素材量浩大，原定在今年世博会开幕前公映的这部影片延宕至今。
“剪掉了60多个，他们最后在影片中一个脸都没露。有的(被采访者)说得很好，比如有蒋介石的侍卫官翁元，他从40年代末开始跟着蒋介石，他的经历几乎就是一部中国历史。”贾樟柯说，他准备将剪掉的素材做成电视版的系列纪录片。
现在，观众看到的影片，片长两个小时，共19个人物。其中，年龄最大的张心漪(曾国藩之曾外孙女，张其锽之女，张其锽曾任直系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出生于1916年，年龄最小的韩寒，1982年出生。根据被采访者的年龄特征，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至今发生在上海的故事。
影片中并不交代人物背景，他们或谈政治事件，或谈生活琐事，甚至谈恋爱经历，但都是他们亲身经历。
“我不想普及历史知识，只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呈现历史情境之下人的真实生活细节和真实情感，让我们去感受、理解，对历史产生想象。”贾樟柯说。
颠沛流离的上海人
“我们上船的时候，就像电影里面一样人山人海，非常难上。父亲还在前线，我家兄弟十个人，跟着母亲、外婆、副官，怕我们丢了，外婆就用绳子把每个人捆住，从腰里面系着，从大到小像一串粽子一样。母亲和副官去交涉登船的事情，勤务宾看着我们一串孩子。那时，很多孩子就在上船的时候挤散，爸爸妈妈一辈子再也没找到。”台湾导演王童(国民党高级将领王仲廉之子)对着镜头这样回忆1949年逃离上海，前往台湾时的情景。
“王仲廉是抗战名将，打过台儿庄跟南口战役，这样一个高官家族子弟，他们的迁移竟然那么不堪。”贾樟柯说，“没有这些讲述，体验不到离散的实质。”
片中的其他讲述者也都同样被历史改变了命运。
杨小佛(杨杏佛之子)，14岁时父亲被暗杀，之前他和父亲跟着宋子文去喝咖啡，之后生活一落千丈：潘迪华(香港歌星)，父亲曾有多个老婆，1949年解放后，因为取消一夫多妻制，她和母亲就被遗弃，为了赚钱养家，她流落到夜总会卖唱；张原孙(民族工业家“味精大王”张逸云之孙)，上世纪30年代家庭生活优裕奢华，私家游艇上都装有中央空调，抗战爆发时，家里捐出10万两银子买了一架战斗机支持抗战，而现在的他，在上海弄堂狭窄的舞厅里，和老年人跳交谊舞。
“中国社会的人始终是被动，被时代塑造，不管是政治家、资本家的后裔，还是普通人，都莫名其妙就被改变了命运。”贾樟柯说，“外部世界的改变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是那样深刻，让人感慨。”
影片拍完，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贾樟柯把电影原来的名字《上海传奇》改成《海上传奇》。“这不是局限在上海一个城市的故事，它折射了中国现代史，各种战争、灾难、政治运动，给人带来的影响。”贾樟柯说。
片中最滑稽的讲述者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的一位公务员，当年被安排接待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后来因为此片遭到批判而被牵连，“反反复复的检查，反反复复的交待、批判。‘小汉奸、小间谍、反革命’等等帽子扣在我头上。当时我才30岁的一个小年，政治上能有多成熟？安东尼奥尼究竟拍了什么，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片子……”他一脸无辜又怨恨的表情。
今年6月，《海上传奇》在戛纳电影节展映之后，本届影后朱丽叶·比诺什(法国影星)告诉贾樟柯，她最喜欢很多人赶着乘电梯的段落。
“过去是被政治、战争驱赶，现在被生活、生存驱赶。”贾樟柯说。
被迅速刷新的城市
影片第一个镜头车流穿梭的街边一堆乱石，然后一位戴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抗着人字梯在停留在画面上。
“上海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变迁速度飞机快，最直观的就是建筑，其实除了拆、建，整个城市的性格、气质也在变。”贾樟柯说。
影片在人物讲述的衔接处，是当前上海的街景。
满脸灰尘，被肩上扛着的水泥袋压弯了腰的建筑工人。一栋栋所有门窗都被拆掉后仍森然而立的高楼。伴着推土机驶过的轰鸣声，钢材碰撞声，和拆迁工人敲打墙壁的声音。一座城市被迅速刷新。
“我跟任总(任仲伦)聊的时候，就说拍过去比较好。随着一代人的老去可能这个城市的记忆就消失了。比如人们经常讲哪个弄堂，弄堂不在了，这些记忆没有了安放的地方，所以这个片子本身是一个对抗，对这种快速发展带来的遗忘的对抗。”贾樟柯说道。
弄堂里打麻将的邻里，老茶馆里的茶客，逼仄的阁楼外晾晒的衣服，狭窄的里弄中错杂的电线，街上穿行的自行车，都被收进了镜头。一位敞窗当户而坐的老太太热情地招手，“进来，进来拍吧。”
“这些都是偶然碰到的，因为想到它们会消失，现在就拍下来，将来起码知道2009年的时候上海还有这样的生活状态，包括空间的局促、人群的拥挤，伴着关系的亲密，混杂在一起。”贾樟柯说。
贯穿影片，有一名不明身份的女子(由贾樟柯“御用”演员赵涛扮演)，身穿白色上衣，幽灵般游走于不同时空之间。
“她就是一个幽灵，我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有一个鬼魂，见证它的变迁。”贾樟柯说。
贾樟柯在采访台湾电影导演侯孝贤时，对方告诉他，1999年拍电影《海上花》的时候，侯孝贤曾经到上海寻找外景地，但到上海后才发现还原老上海根本不可能，最后回到台湾只拍内景。
十九世纪中期，由于太平天国战事，大批江浙富商涌入上海，上海由此繁盛起来。在之后一个多世纪的时光里，这座城市的命运变动不居。
“19世纪‘殖民’，20世纪‘革命’，1949年‘解放’，1966年‘文革’，1978年‘改革’，1990年‘浦东开放’，整个城市的命运曲线就是颠沛流离。”贾樟柯说道。
陈丹青的提醒
“我1953年8月生在上海，家里4口人。我的父亲是从广东到上海来念书的，我的母亲是浙江人，说起来也是移民。记忆最活跃的其实还是……文革前和刚开始那一段，因为我们的年龄在是8、9岁到15、16岁之间，记忆最密集。抄家开始了，突然发现哪家，比方是特务家庭，或是哪家是资本家，革命家庭，结果也倒霉了，也牵出来游街……”
“每个弄堂，一定有一个最狠的男孩，旁边跟着一群男孩，他打架最厉害，最有号召力，人缘也好。我们的选择，第一是你跟谁玩，这马上决定你会不会被欺负，或者你是不是去欺负别人。另外呢，就是隔壁弄堂，也是远交近攻……每一个坊，每一个里(弄)，都有那么一两个，所谓流氓，很活泼的男孩。互相打，打了以后忽然又交朋友，忽然又打。我的童年记忆永远是这种事情。”
说话的人是陈丹青，他是影片中出现的第一个被采访者，讲述背景在上海外滩的建筑工地。同时，陈丹青还担任《海上传奇》的顾问。
提到陈丹青，贾樟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影片拍摄之前，贾樟柯曾多次请教陈丹青，对上海这个城市如何理解，并邀请他多次参加影片的策划会。
陈丹青提醒贾樟柯“一定要多拍艺术家”，因为上海在1949年之前，经济和文化是平衡的，除了工业、金融发达，也是中国的文化之都。当时几乎中国所有重要的作家、画家、导演、演员都曾经在这里生活过。而现在它文化这块已经不见了，呈现的更多的是物质的一面。
陈丹青的提醒正好印证了1970年出生于山西的贾樟柯的成长中对上海的认知过程。
“小时候对上海第一印象，家里买的自行车、缝纫机，甚至饼干桶，这些轻工产品，现代化的物质都是从上海来的。”贾樟柯告诉本刊记者，“大学以后，过去因为意识形态的分歧被遮蔽一些作家慢慢允许出版，张爱玲、胡适、林语堂等，才知道上海当初的明文与繁华。”
陈丹青还提醒贾樟柯，1949年之后称过去的上海是“旧上海”，其实那个上海是新的，因为上海1845年开埠，整个城市充满了活力的，楼房是新的，街道都干干净净。1949年之后所谓“新上海”，其实是一个旧上海，因为之后有四五十年没有再发展。
“其实这些年我对上海的批评特别多，可能也很刺耳，但是我为什么不批评天津、青岛呢，为什么单单批评上海呢？因为我爱它，我在意它。”陈丹青说的这句话，让贾樟柯特别感动。
韩寒代表一个城市的理想
“(高中)我赶在学校开除我之前，主动递交了退学申请。老师问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能危害社会啊，你打算靠什么过活呢？’我说：‘靠版税啊、靠稿费啊。’当时所有的老师听了都在那里笑，我也跟着他们一块笑。后来，在北京拿到了第一笔稿费，《三重门》首印三万本，拿到了三万多……”
“我开始(赛车生涯)找到上海的那个车队叫‘上海大众三三三’，是全国最强的。当时车队老板说：‘你过来的话，至少还能给我们做做宣传嘛，我们也不要你跑什么成绩。’那年我拿了两个冠军。(将来)如果我能够拿很多很多的冠军，直到拿到自己最中意的总冠军，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向大家宣布：‘其实我是一个作家！’”
影片中出现的最后一个人物，韩寒如是说。与贾樟柯并无交情的韩寒，爽快地答应了拍摄请求。
“韩寒代表一个城市的理想，退学，写作，赛车，他成长过程中的叛逆，是自由梦，寻找更理想的生活方式，作为个体不要被牺牲。”贾樟柯说。
影片的19个人物中，有一个男孩始终没有说话，而是在建筑工地跳霹雳舞。
他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农民工。贾樟柯采访他时，发现他很喜欢动，就问“你是不是很喜欢跳舞”，他说“是”，贾樟柯让他跳，他就跳，很精彩，也很大方。剪辑时，贾樟柯剪掉了他的话。
“他身体的语言已经讲了一切，其实他的身体里埋藏着希望、欲望，还有压抑，通过舞蹈都能感受到。”贾樟柯说。“如果我对未来有一个期许的话，就是，政治运动和事件减少，社会的改变对个人的影响越来越微小，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真正尊重个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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