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为海上传奇上蹿下跳 翻阅资料一人多高
《海上传奇》被评价为上海世博会的应景之作，成为贾樟柯的“罪证”，但提前看过的人都知道，片子沿袭了他一贯的追求，“自由与限制几乎是我所有影片中都在探讨和追寻的，我最担心自己在惯性中失去自由。”《海上传奇》所探求的就是历史的真实，无关党派、阶层、年龄、性别、恩怨、情仇，有的只是一张张或沧桑、或年轻面孔下的传奇故事，影片更像一篇篇精悍的散文，娓娓道来中暗流涌动。深陷红色沙发中，身体略微前倾，贾樟柯展开了他一贯的交流方式，谦逊、开放、真诚、专注。
片子由戛纳电影节参展的2:18删节到1:56，之前传出事因韩寒过激言论，对此贾导予以否认，他说删节之处主要是调整了节奏，因为刚拍出来就送去戛纳，很多细节还没来得及处理。7月2日国内上映在即，一边厢世界杯如火如荼，一边厢暑期档商业片滚滚来袭，深感处境尴尬的贾樟柯却信心十足，“我的影片总收益绝不输于任何一部商业大片，艺术片能带来艺术价值就满足了。”的确，在戛纳电影节上走了一遭的《海上传奇》虽未能如愿拿奖，却是贾导迄今为止海外版权卖得最好的。《传奇》之后，贾导将转拍商业片，关于艺术与商业，贾樟柯说，艺术像山峰，商业如山谷，他希望自己能在山峰与山谷间上蹿下跳。
再不拍就来不及了
电话响了，贾樟柯索性关了机，他笑笑说，在拍《海上传奇》时是绝不敢这样做的，那时连睡梦中都握着手机，生怕错过任何电话，“有的人已经联系好要拍，可突然就过世了。”这种宿命式的错过让一切变得极为迫切，整整一个月，他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暴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翻阅的资料和书籍可以堆起一人多高。
记者：片中想表达的是什么？
贾樟柯：首先是一个城市的传奇，上海非常独特，中国现代史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在这里生活过，很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里，可以说这是一个演出中国现代史的舞台。电影是由18个人物组成，最老的是1916年出生的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最小的是1982年出生的韩寒，从私人的角度讲述从30年代到现在上海的故事。片中每个人都呈现了生命的故事，故事背后是这几十年中国的政治变化。大的历史事件对个人的影响是电影希望探讨和追问的，片子也是一个影像工程，希望通过电影把这些讲述作为资料流传下来。
记者：讲述者年龄跨度很大，怎么寻找到的？
贾樟柯：很难找，我们比较拒绝通过政府部门寻找，因为很容易被人家以为是政府行为，所以就靠人托人相互寻找，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片子拍完，这一年里没法计划，因为随时可能有线索出现。像杜月笙的女儿杜美茹，我们打听到她住在安曼，很想能过去拍她，但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办理手续，最后几乎放弃了，有一天却突然接到电话说她人已在上海。这一年基本上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怕错过，比如有的已经联系好要拍却突然过世了，所以已经到了临界点，如果再不拍很多故事就没人再讲给我们听了。
记者：采访了100多人却只呈现了十几个人，为什么？按什么安排人物的出场顺序？
贾樟柯：采访有的成立有的不成立，比如有的说几句就不想说了，有的坐下来突然走了。有更精彩的故事却没用，比如蒋介石士官从40年代末跟随蒋介石，故事精彩却跟这个城市没有什么关联；一个国民党的空军14岁就离开上海开始流浪，但他的任何一个段落都跟其他人有重叠。这个片子没有剧本，只有两个人物采访和空间拍摄清单，人物出场主要按照内在的情感和视觉关联来排序。周密的剧本固然能在时间周期上获得保障，但往往会限制意识，使人变得不客观。我觉得拍纪录片的导演应该像白纸一样，去接触人物和空间，逐渐寻找到内在关联，否则容易为了验证剧本而寻找素材。
记者：哪个故事最让你感动？
贾樟柯：每个人都是一种生命际遇，这十几个人组合起来的群像呈现了不同的人物命运和多种生命故事，对我都有触动。比如说一个14岁的少年亲眼目睹父亲被枪杀；大资本家张原林家族衰落却仍保持优雅的生活习惯。在访问中也获得了再优秀的编剧也很难想象的细节，比如王红导演回忆1949年解放时全家转移去台湾，一个国民党的将军家庭，竟是用绳子绑着被拖上船，一下子让人感觉到前途未卜的逼近，这些细节帮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真实。
想得到细节得提供细节
《海上传奇》采访了100多个历史的亲历者，最后呈现出来的却只有精心挑选的18个人，为了能够尽量还原，贾导邀请了上海人林旭东作为顾问，用上海话沟通，在他看来，只有用家乡话表达才最自然、最精确。片子的表现手法依然是剧情片与纪录片的结合，只是相比较《24城记》，纪录片的痕迹更重，片中赵涛像幽灵般穿梭在城市的残垣断壁之间，这个角色也饱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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