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贾樟柯
我自己不知道所谓“第六代”是按什么来划分的。从年龄上来说,我比1990年就拍出《妈妈》的张元导演要小七岁,比认为自己是“第七代”导演的陆川大半年。我二十八岁拍出《小武》,从1998年起人们就把我归入“第六代”的行列了。
我一直觉得,过分地强调自己是第几代,或者过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几代,本质上是一样的。不想把自己归为一个群体,某种程度上是想强调个人的独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负面影响。比如,一说“第六代”,就说票房差,这反而让我觉得,如果别人愿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
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这个称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有一天考完专业课,去美术馆看展览,顺便在那里买了一张新出的《中国美术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第六代”导演的,当时,张元拍出了《妈妈》,王小帅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吴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从这些电影,中国开始了独立电影运动。
过去: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
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
在那张报纸里,有一段描述让我至今难忘。里面写到王小帅为了拍《冬春的日子》,扒着拉煤的火车,去出产地保定买便宜的乐凯黑白胶片。我常想象,今天已经发福的王小帅,那时候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矫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错,呼啸而过的无数列车上,原来还搭乘过一个青年的电影梦。
但,这何尝不是一个自由梦。
在当时的环境下,国人还没有普遍的意识,不知道原来我们每个个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电影,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感受。
当时,我是21岁的山西青年,读过几本小说,散碎的有一些美术基础,我是“第六代”的追随者,我一直以他们为师。若干年后,当人们把“第六代”当作一个不可思议的群体、一些不知深浅的堂吉诃德,当作是这个时代不合时宜的怪物时,我茫然地笑了。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诗:
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
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
诗人看事豁达,值得“第六代”学习。但,我还是想说,难道都忘记了吗?
我们看今天的年轻人,染着头发,在城市里穿梭,可以自由选择并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是不是得益于张元导演的触禁之作《东宫西宫》?
变革的时代,还有更多的人被权力和经济利益抛向边缘,是哪些电影一直注视着这样的人群,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去关注弱势群体?这种力量部分来自“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看来,“第六代”电影是中国文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这样的电影现在看起来无法产生利润,但是为什么不能够去帮助这些电影更好地被公众接受?我们的电影本来会有同步十几年成长起来的观众,我们背后本来会有一个巨大的群体。而不是当我们拿着自己的电影,终于可以出现在市场的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那些已经被好莱坞电影完美征服的青年。很多导演都会有无力感,但是延续中国电影文脉的,是那些真正坚持下来、不合时宜的人。
1997年,经济变革加速,这一年,娄烨拍了《苏州河》,王小帅推出《极度寒冷》,张元在筹备《过年回家》,章明刚刚完成《巫山云雨》,这一年,我开始拍《小武》,我很荣幸我被称为“第六代”。
作为一个电影运动,“第六代”导演今天已经分化,他们已经走向各自不同的领域,在这不算太长的电影生涯里,我们每个人都呈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以及电影能力方面的弱点。但可以欣慰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电影,选择跟现实有关系,选择跟真实有关系。这些影片相互补充,相互串联,隐约勾勒出了一条中国变革的影像之线,不至于让中国人的真实遭遇在物欲的喧嚣泡沫中无迹可寻。这是一条划痕,刺痛时代,也刺痛我们自己。
现在:在“商战”中活下来
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
我最难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电影学院,那天大部分所谓的“第六代”导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员说,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随后将近六年的时间,我亲身经历了新的、来自市场的冷酷。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我们都不是市场的敌人,自由经济是诸多自由梦中的一种,我们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虽然知道市场有时候会跟权力勾肩搭背,但我们也愿意拥抱市场,并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财力。
最讽刺的是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文艺片需要有相对长的市场培育时间,甚至头一两个月都只是它的酝酿阶段,但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在市场的战斗里,硝烟滚滚,但我们依然存活了下来。这样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愿意属于它。虽然这场运动或许已经终结,但我们各自的电影生涯还会很漫长,就好像新浪潮之后,特吕弗变成了伟大的商业电影导演,拥有广泛的票房,戈达尔变成更加自我的电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间路线。个人的电影得失,不能代表群体。因而也不能再以对群体的否定,来否定个人。这,过时了。
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批忠实于电影的人,我们无论在与什么对抗,譬如商业经济,都呈现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而对观众,对市场,最起码我对它依旧有激情。有另一首诗歌,来自拉脱维亚诗人贝尔社维卡(Vizmabelsevica):
你如披上群星欢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点燃我的爱。
每次你伤害我,
你只熄灭一颗星星,
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悲声长叹?
未来: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跟任何一代导演一样,我们都会衰老,都会或早或迟失去创造力。生命中引诱自己下沉、游说自己放弃的另一个自己,日渐强大,青春岁月里从未有过的身的疲惫和心的厌倦,也不时会袭来,而私欲也准备好它的理由,笑眯眯来到我们身边。但对我来说,只要看到满街如织的人群,我还有动心的刹那,这让我想起最初拍电影的理由。
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们的电影走向未来的理由。遗憾的是,一些人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为不熟悉便错将“自我”当“自恋”。而如果一部影片没有自上而下的“精神”传达,便说:这电影没有主题。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认识,传达出来的仍然是尊贵的个人感受。
不要担心我们的偏执,电影应该是一种娱乐,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现在都在捍卫电影作为娱乐的权利。但是,多元的态度不应该是专属于娱乐的专利,文化失去最后的栖身之地,大众的狂欢便开始成就新的专制。
我们中的人,还会拍出各种各样的佳作,也会拍各种各样的烂片。但,我相信只要自我尚在,就能保留灵魂。只要对现实尚有知觉,就代表我们还有充沛的创造力。
对不起,我说了太多的“我们”,因为一种电影精神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结束文章之前,我想用老文艺青年的方法,来几句北岛的诗: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我加一句: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文章的大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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