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和唐山人的心灵余震
一位老人用望远镜在唐山地震纪念墙前寻找亲人的名字。
《唐山大地震》群众演员宋守述和他的3岁外孙女。
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内的一处遗址。
唐山抗震纪念碑后，大片商业建筑在紧张兴建。
那场大地震的余震，在34年后再一次冲击国人的心灵。余震选择的载体是一部电影，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
它能让万名唐山人泪流满面齐声说：“中！”也能让唐山人质疑：“能刺激泪腺，但不能撼动人心。”
7月28日，唐山迎来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经历了涅槃重生的唐山人，如何面对“大地震”的余波？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沈佳音 王鹏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王磊
悲伤的出口
电影的最后1分钟，68岁的宋守述站在唐山遇难同胞纪念墙前，凝视着密集如云的名字，默立半晌后，他呢喃道：“过两天我再来看你。”然后骑车离开。
自行车驶过一面面纪念墙，慢慢悠悠，仿佛碾过34年的岁月。王菲的歌声响起，恍如天籁。
这个片尾的神来之笔，让虚构的故事回归现实。而宋守述其实并不需要刻意地表演。他5岁的儿子，在1976年的那场大地震中永远离开了他，化作墙上一个冰冷的名字。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34周年纪念日，无数唐山人和片中的老宋一样，来到纪念墙前，献上菊花，伫立垂泪，传递久远的思念。
和以往的纪念日不同，当天晚上，唐山人有了寄托哀思的新方式。唐山的各大影城正在热映《唐山大地震》，胶片中藏着一抹光阴的影子。在纪念墙下，在电影银幕前，唐山人明白，地震已经是他们生命中无法绕开的一个结。
宋守述不愿面对这些，7月28日这天，他选择在北京的女儿家中避暑。然而，这一天还是他的生日。34年来，这个日子对他而言永远是悲喜难名，纠缠不清。
地震之前，宋守述是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的一名工人，曾学过话剧表演的他，在厂里还负责文艺宣传工作，拉一手好单弦。那时候，他家中儿女双全，虽不富裕，但生活稳定踏实。
“儿子死在家里，父亲死在办公室，妹妹死在老家。”宋守述难以忘记改变命运的那一天，难以忘记地震后的冷雨、泥泞的城市以及满城的伤别。
悲伤与坚强，从那一天起成为这座城市的底色。宋守述说，地震后，满城少闻哭声，“不是不难过，而是死的人太多了，总要顾活的人”。
唐山人真正第一次痛哭，是在车站送别参加救援的解放军。那是个晴天，车站的月台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像下过雨一样。“很多战士都是孩子，有的人用手刨砖石，骨头都露出来了。”
此后就是紧张的重建，仍然顾不得悲伤。1977年，地震一周年的那一天，宋守述在厂里组织了一台晚会。观众还没哭，演员们先演不下去了，场内一片哽咽。这是宋守述印象最深的一次。此后，这座城市一直在压抑着悲伤，开始慢慢缝合撕裂的伤口。
时光流逝，灾难已远去，但唐山人一直没有忘却纪念。宋守述时常会想念他可爱的儿子，想念那些逝去的老友，想起唐山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想起很多人都无缘得见今天的生活……
这种盘踞心头的遗憾，代表着无数唐山人的心声，凝结成了电影的结尾1分钟。
7月12日，《唐山大地震》在唐山体育场首映，万名唐山人现场观影，全程一片低低的啜泣声。放映结束后，冯小刚用唐山话问：“中不中？”万人高呼：“中！”
唐山人压抑许久的悲伤，找到了一个出口。
冯氏主旋律
唐山人拍电影的想法由来已久。
2006年，唐山大地震30周年，唐山市曾筹拍过纪念电影《但愿人长久》，唐山电视台对外部主任姚建国担任编剧与制片人。他说，跟《唐山大地震》一样，《但愿人长久》讲的也是人们内心的余震，“它希望告诉人们：死去的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要好好活下去”。
可惜，影片上映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姚建国很遗憾。“其实，那个剧本也是很好的，但只有300万的预算，搞不大。”
机会很快又来了。新任市委书记赵勇希望通过拍一部地震题材的电影，以提高唐山的知名度。“唐山过去是资源型城市，以重工业为主，唐山的GDP排名很高，却没有相应的文化与之相匹配，很多人对唐山的印象仍停留在过去，甚至不知道唐山有海。”
唐山亟须一次新的城市宣传和包装，而地震是这座城市抹不掉的记忆。在震后的30多年中，唐山完成了一次涅槃重生，这个过程与唐山要宣传的“主旋律”开始吻合。
赵勇提出，要邀请国内一流导演，拍出一部“大片”，引发轰动效应。在国家广电总局的建议下，唐山方面选择与华谊兄弟、中影集团合资1.2亿拍这部大片。
姚建国说：“我们坚持要占有至少5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影片中的话语权，才能保证我们所需要的‘主旋律’和‘主流价值观’。”
一开始，唐山方面就把目标锁定在国内最知名的三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和冯小刚，但当时只有冯小刚有档期，广电总局也力荐他。
姚建国说：“最初我们也有所顾虑。冯小刚靠贺岁片起家，善于以小人物的调侃与幽默反映现实生活，但缺乏历史积淀。《集结号》上映后，改变了我们的看法。他选择了一个红色的故事，并用他自己的方式，达到了我们主旋律所追求的东西。这种感觉正是我们想要的，既主旋律又充满人性，既展现人间大爱又直指人心。”
合作初期，唐山市市长陈国鹰便提出，原著中与主旋律不相契合的部分，一律要改，改成在主旋律上能够接受的，起码在唐山放映时，不能让唐山观众反感。但冯小刚也坚持，“我愿意为城市做名片，但要用我的标准”。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姚建国是个“中间人”，他说：“协调双方的意见，这个任务是很重的。因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为一个政治家，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赵勇曾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成年方登(张静初饰)回唐山后去了一趟曹妃甸，还在当地的高级宾馆吃了一次饭。他希望借此展示曹妃甸的迅速崛起，但被冯小刚拒绝了。此外，唐山方面还希望通过女主角李元妮(徐帆饰)一次次搬家来表现唐山人民生活的变化，最后要住进一个很豪华的大房子，但冯小刚觉得从艺术上来说，如果搬家了，那种坚守的感觉就没了。最后双方各退一步，影片中，李元妮去看了房，但没有买。
姚建国说：“这其实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最终达到了双赢。冯小刚在拍冯氏幽默的题材时，个性是很张扬、鲜明的。但在我们这部片子里，他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宽容和豁达。我觉得通过《唐山大地震》，对他也是一个升华，他成了一个大家。而我们也不会在追求社会效应的同时，忽视艺术效应。这毕竟不是一部专题片，它产生的影响力也不是一部专题片所能达到的。”
倾全城之力
2009年，《唐山大地震》开拍，拍摄基地设在唐山市南湖附近。数万唐山人加入了群众演员队伍。他们既为了寻找往日的岁月，也为了那不能忘却的纪念。
去年年初，几经辗转，宋守述终于找到了拍摄基地。此后只要有闲暇，他就骑着摩托车去基地附近转转。他早年学过表演，特定的时代和大地震让他无法实现演员的梦想。但这一次，他希望能在这部电影中留下自己的身影。
很快，宋守述等来了招聘临时演员的消息。他领着两岁的外孙女去报名，剧组人员告诉他招收范围是5岁至60岁，“我们爷俩都不达标，但是我还是留下了联系方式”。三天后，宋守述收到了通知。在片场拍摄几天后，他主动找到导演，要求演一些重一点的戏，随后，他如愿以偿。
《唐山大地震》剧组在基地内复原了上世纪70年代唐山胜利路的一段街景，这让许多老唐山人对电影充满期待。当摄制组征集旧物时，粮票、毛主席像章、老式自行车、工作服、电视机……唐山人将各种旧物捐献出来，有人甚至开来了老上海牌汽车。
3万余名唐山市民成了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很多人为了几分钟的群戏，一等就是一天，但没有一个人抱怨。每个人都在那里静静地等着。”唐山电视台记者陈亮跟踪记录了影片拍摄的全过程，他看到了地震在唐山人心里的重量。
有一次，剧组在唐山鹭港小区取景，要临时占用一段公路，因阻断交通引起许多过路司机的不满。但司机们一听是《唐山大地震》剧组，立即把车熄火了停在一旁，再没有一句怨言。
有一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为了当群众演员，毫不犹豫地就把卷发拉直了，小伙子则二话不说就把头剃了。陈亮说：“没想到这些90后还会愿意为这样的片子作出牺牲，我以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是极为淡漠的。”
让陈亮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被母亲送来剧组“演死人”。那时已是2009年深秋，天气寒冷，需穿外套。但那场戏拍的是地震过后的大雨，孩子衣衫单薄地躺在泥泞的废墟里，冷水从头上浇下来，冻得瑟瑟发抖。剧组的工作人员看着不忍心，但孩子的母亲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只有6岁。我想让她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过来的。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以后面对什么样的苦难都可以很从容了。”
最感人的是清明节“烧纸祭奠”那场戏，长长的街巷里挤满了烧纸的人，火堆挨着火堆，灰烬漫天飞扬。还没开机，群众演员们已声泪俱下。拍完了，导演喊停，他们还是停不下来。很多老人泣不成声，瘫在地上，剧组工作人员就扶着他们蹲在地上，一起守着余烬哭诉。
戏里戏外，唐山人已分不清楚。他们在倾全城之力，为了电影，更为了缅怀。
打开心中结
7月12日，《唐山大地震》在唐山首映。电影很快在唐山引发震动，一时间观者如潮。
影片热映后，47岁的唐山人赵本华来到新华电影院打起了临工。看电影的人太多了，影院原来的人手忙不过来，就找了他们来帮忙临时检票。
最长的一天，赵本华上了15个小时的班，给一批又一批人检票。电影开场后，她却远远地坐在楼梯口。她说，她不想去看，怕受不了。地震时，她13岁，父亲和弟弟丧生，母亲重伤。
有时候，因为要上厕所，赵本华不得不穿过放映厅，也曾忍不住看过几眼，但很快又掉头就走。“那些场景在脑子里赶都赶不走，又怎么会想再回忆一遍？”
偶尔那几眼，便已使她潸然泪下。“现实比那电影中惨多了。他们家还有那么好的照片可以留着做纪念。我爸就留下一张小照片，都黄得看不清了。拿到照相馆，也说没法修了。全家要能有张照片该多好。”
7月26日上午，赵本华的继父魏宝仁带着她的母亲来看电影。这是老两口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进电影院。魏宝仁说：“从听说它开机后，我就想着要来看。老伴一开始也不想来，但我劝来了。历史发生了，就要直面它。”
魏宝仁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儿子、父亲和岳母。那年春节，他和丧夫的李淑珍重组家庭。两人各自带着两个幸存的孩子。魏宝仁说：“那种伤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老是有人问起，我都不愿回答，连跟儿女都很少谈起。”
一直到汶川地震，魏宝仁内心郁积了32年的情感才得以释放。当时，已经年届七十的他坚决要去灾区当志愿者。当年5月18日，他独自飞往四川。正如影片中叙述的一样，唐山人和四川人的血泪交织在了一起。魏宝仁说：“我深知那时候他们最需要什么。我是一名医生，能够救死扶伤。帮助他们，就好像帮助曾经的我们。32年了，终于可以报恩了。心里的结一下子打开了。这是对我的灵魂的一次救赎。”
走出影院后，老两口的眼圈通红。中午，两人连一块钱的捞面都没吃完。
从首映式上的万人喊“中”，到全国放映的观者如潮，无数观众坦言在观影过程中流泪，《唐山大地震》在收获票房的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不满意的唐山人
并不是所有唐山人都对这部电影满意。
因为冯小刚豪言的“5亿票房”，有的唐山人将矛头直接指向电影背后的商业利益。魏宝仁直言：“感觉很刺耳，就像是在贩卖唐山人的伤痛。”
唐山退休教师李佐友和妻子李天如今年都是65岁。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他们认为这部电影的遗憾之处在于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李佐友说，之所以有许多人看完《唐山大地震》会哭，是因为灾难本身的震撼力，而并非被地震背后的精神所打动，“这部电影没有反映出唐山大地震的特殊精神，叫《大地震》就行了，加上唐山二字不合适”。
他说，唐山大地震震前、震中和震后有大量素材可以挖掘，然而在电影中却没有体现。比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救援队伍无法及时赶到，地震后的3天内，唐山人都是靠顽强自救完成的救援，但这一点在电影中只是模糊处理。“这部电影或许会喧嚣一时，但不会走进历史。它能刺激泪腺，但撼动不了人心”。
和许多唐山人一样，李佐友希望能有一部反映唐山大地震的电影，但必须“反映真实的痛苦，传递真实的希望”。
“唐山人不怕揭伤疤，怕的是假的、经不起推敲的。”李佐友承认，《唐山大地震》特技很高超、宣传很到位，但总觉得影片没有反映唐山大地震背后的真实，对唐山人拼搏重建一笔带过，“就像一部挂着大地震名头的言情片”。
李天如则说，唐山大地震的背后，是唐山人对生命的渴求，传递着追求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比如婚姻问题，唐山地震后，临时组建的家庭很多，影片中李元妮一直坚持单身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存在，但并不典型。她说：“我认识的人中，有两个截瘫患者被大家撮合结成了夫妻，那时候如果单身，周边的人都不认同，只有组成新家庭，互相扶持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震后的岁月，给每个亲历的唐山人都留下深刻烙印。李天如难忘她在地震棚里生活时，糖罐子摔碎了舍不得扔，从泥土和玻璃碴中一点点地挑白糖；冬天白菜冻成了冰坨，一家人仍然视如珍宝；搬进新家的时候，她一遍遍看着雪白的水泥房顶，泪流满面，反复念叨“我有房顶了”……
她希望能在电影中看见这些苦难的影子，但都没有。她希望能有一部电影，把这些东西传递给下一代，而不是现在的孩子看完后，得意地告诉她：“我哭了！”然后很快若无其事。
李佐友是唐山文联的成员，他推崇几个唐山老画家所创作的一幅百米画卷，老画家都是大地震的亲历者，画的内容是大地震后唐山人的“自救与互救”。他说：“这才是能留到历史中的，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或许能达到5亿票房，但不是唐山人所期望的真实。”
宣泄与安慰
无论是赞誉还是批判，《唐山大地震》在关注度层面，无疑取得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唐山人百味杂陈。
陈亮说：“看这部片子，唐山人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冯导说，面对这种题材，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像做手术一样，嗖的一刀把伤口拉开，然后就走了；还有一种就是把伤口拉开后，撒上药，再把它缝合。整部电影关于灾难只有几分钟，而且还违反常规地把灾难前置。当时很多人都对此提意见，认为会虎头蛇尾，影响票房。但冯导坚持说，如果感情戏大量地铺垫之后，再出现这样一场大灾难，人真的会受不了。他希望人们先感受一下冷，然后再慢慢暖起来。”
姚建国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跟片中主人公一样，很多唐山人内心都有一种罪，压得一辈子都喘不过气来。唐山是一个悲情的城市，又是一个男性化的城市。人们都把伤口藏起来，轻易不肯示人。他有个朋友，一说到唐山，总是岔开话题，一直抽烟。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差，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又说到地震，这个朋友还是躲闪着。半夜，姚建国被烟味呛醒，才发现他的朋友还在不停地抽烟。
又过了几年，在一次酒后，这个朋友才说出了心中的秘密。地震时，他7岁的侄女被压住了。当他把她从废墟里救出来之后，为她做了人工呼吸，但没有反应。他徒劳地蹲在一旁，端详着她。侄女很漂亮，但总有几只苍蝇在她脸上飞来飞去。于是，他在她的脸上蒙了一张床单。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再看看她。掀开床单，却发现她的鼻孔里冒出了两个气泡，但此时身体已经凉了。他很懊悔，他觉得如果不盖上床单，让空气再流通一会儿，侄女也许能活过来。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侄女。这个念头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十年了，他跟谁都没说。
“他说出来之后，我常常陪着他，还带他去找医生，帮他解开心中的结。其实，找朋友倾诉，是一种解脱。去电影院，当灯光暗下来，一个人在黑暗中悄悄地哭泣，也是一种宣泄。”姚建国说，他一直觉得，这部电影给了唐山人一个宣泄的机会。
他说，《唐山大地震》绝不是要靠人们的痛苦和悲情来赚取眼泪。“我们对市场不感兴趣，更不在乎票房。我们希望，以艺术的方式来慰藉逝去的人，安慰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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