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内地继续电影梦：痛苦的浪漫更重要(图)(2)
杜琪峰
杜琪峰与韦家辉
杜琪峰和韦家辉的工作方式很特别。两人在香港拍戏时，杜琪峰在片场坐镇，韦家辉在公司写剧本，中间由助理游乃海传递剧本。一旦剧组需要到内地来拍戏，韦家辉就会亲自出马，和杜琪峰同时呆在片场。韦家辉的理由是：“香港很小，拍戏的地方很近，有什么状况随时处理。而且在现场，永远是一个人发号施令比较好。但是在外地，可能就需要我们两人更集中地工作。”在《单身男女》的苏州片场，韦家辉便一直呆在杜琪峰旁边。对他们两人来说，在内地拍戏经常要想办法应对围观的群众。
《大块头有大智慧》曾在山西取景。韦家辉记得，有一场拍刘德华的戏，引来当地许多群众的围观。为了看刘德华，他们爬车、踩凳子，最后居然爬到了树上，影响了剧组的拍摄。最后，剧组动用各种器械，才把这些人挡在了背景后面。
在香港，杜琪峰的绝大多数电影就是在闹市街头拍摄，香港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到了内地，韦家辉反而很难理解粉丝的疯狂：“我们没想到内地的影迷这么热情，但又不能让他们站在现场，这样拍戏就比较麻烦。”
“内地市场是一个大问题，香港电影人不能不面对。但内地市场太大，怎么去把握呢？”杜琪峰很早就意识到内地市场的重要性，他的犹豫在于，怎样才能让自己和这个市场融合的同时，还能保有个性。他说：“我的理想是，必须保留在香港拍片的做法和观点。”
私下里，杜琪峰早就开始为进入内地练兵。2007年他拍摄的爱情片《蝴蝶飞》，便是一次试水。 他放弃了一贯边拍边写剧本的方式，专门买了香港金牌编剧岸西的现成剧本，打算老老实实照着剧本拍。他也是第一次和内地明星合作，邀请李冰冰作为女主角，男主角则是台湾的周渝民。剧中所有人都讲普通话。杜琪峰说：“香港导演迟早都要进内地拍片，我想试一下，如果我拍一部国语片，看看到底能拍成什么样。”
然而，这部人鬼恋的影片在内地公映后，反响并不好，多数人认为这个“怪胎”根本不像杜琪峰的作品。《蝴蝶飞》的尝试以失败告终，香港票房仅105万港币，内地票房则是800多万人民币。在杜琪峰看来，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我早就知道这片不会太卖座，但值得尝试。”
如今这部《单身男女》，拍摄灵感来自10年前的旧作《孤男寡女》。有趣的是，这两部影片都肩负着拯救银河映像的重任。
“这是一部对银河映像有特殊意义的电影。”提起《孤男寡女》，杜琪峰至今都意味深长。1998年，港产片的产量已经从原来每年近200部，急跌到85部。1996年，银河映像创立，1997年，拍了第一部电影《一个字头的诞生》，1998年拍了《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等多部影片。这些影片黑暗凌厉、风格十足，却不卖钱。公司负债累累，没钱交房租，时刻都有关门的危险。
作为公司老板，杜琪峰不得不面对现实，解决困境。2000年，他进入中国星电影公司担任制作总监，希望这些行政工作能给银河映像找到更多的资源，减轻债务。也就在那时候，他和韦家辉决定拍摄商业喜剧《孤男寡女》，该片最终拿下3521万港币，成为当年的港片票房冠军。《孤男寡女》给困境中的银河映像找到了另外一条求生之路，此后，杜琪峰带着 团队开始学用两条腿走路，一边为老板拍赚钱的商业片，一边为自己拍摄风格化影片。次年，银河映像出品的《瘦身男女》拿下4000多万港币的票房，郑秀文也由此成为香港的喜剧天后。
10年后，韦家辉提出再拍“男女”系列电影，开启了银河映像的二次创业史。这一次，是要敲开内地市场的大门。
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感
回归10多年后，香港的创作人仍然在摸索，为重塑香港的文化身份而苦恼。杜琪峰就是苦恼、犹豫中的一分子。
“在今日香港不断萎缩的 电影工业，和浅薄张狂的恶劣文化气候下，不肯妥协需要很大的勇气。杜琪峰的不肯妥协，包括对他自己、对客观环境。” 香港影评人舒琪说。
银河映像创立之初，杜琪峰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电影品牌特色，重视原创，并且要立足香港，拍香港人对香港的看法和感受。”现在来内地拍电影，每个人都会问，这是否算是妥协，杜琪峰点头默认。
内地合拍片浪潮涌动，港片表面上回暖，其实市场还在萎缩。统计显示，2010年，香港电影在数量上已经不足50部，跌至五十年代以来的最低谷；《叶问2》以4331万港币，成为港片票房之首。2009年，港片票房冠军《花田喜事》，票房仅2466万港币。回想1986年的港片票房冠军、吴宇森执导的《英雄本色》，当时便已能拿下3400多万港币票房。在20多年后的现在，物价飞涨，制作费用上涨，港片的票房却还停留在原地。在内地，1987年的票房冠军《红高粱》，票房400万人民币；去年贺岁档的《让子弹飞》，却已经迅速刷新了国产片的票房纪录，达到7.3亿人民币。
这种环境下，杜琪峰还在死守香港市场。银河映像最近几年的影片票房都相当惨淡：2008年，《文雀》收入559万港币；2009年，他的首部英文片《复仇》收入162万港币；《意外》523万港币；《PTU2机动部队》390万港币。
为了生存，杜琪峰的影片制作成本都非常低廉。《枪火》只花了250万元港币，《 PTU》 用了400万港币，《文雀》前前后后拍了3年，也只花了 800万港币。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取舍的问题。
杜琪峰把自己的电影成本控制在1000万港币左右。他说：“我不奢望拍六七千万的大片。现在的大片，最花钱的地方，就是请大明星的费用。”1000万港币的制作费，也就相当于800多万人民币的投资，在内地属于超低成本的投资规模。用内地导演张一白的话，“现在制作费用飞涨，800万以下的低成本，怎么可能拍得出好电影？”如今内地一部普通都市爱情片投资都在3000万左右，六七千万只能算中等规模，动辄上亿的影片才算是大片。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投资已超过6亿人民币，把大片的投资规模又拉上了一个台阶。
杜琪峰试图向海外市场找出路。2004年，他带着警匪片《大事件》参战戛纳电影节，在国际影坛崛起，成为国际电影节的座上客。《大事件》以纪实的手法，长镜头的突破，惊艳戛纳，有海外记者惊呼：“这是最好的香港类型电影。” 昆汀·塔伦蒂洛认为，杜琪峰的《黑社会》是“当年最好的电影”。不过，2008年他第一部以法国资金拍摄的英文片《复仇》，香港票房收入却不到200万港币。
香港影评人舒琪认为，杜琪峰作品中的作者气质、香港情 结其实拒绝了很多观众，比如，《黑社会》便拒绝了一批他已经赢得的西方观众。在舒琪看来：“所有香港以外的观众都无法百分百领略《黑》的趣味，因为这部电影义无反顾的香港身份与气息。从他的语言运用，到故事的文化背景，以至于人物的名字、衣服、服饰、对白的语气与音调，都充满着地道的香港味道，可堪玩味。”
2006年年底，承载了几代港人集体记忆的天星码头面临拆除，引发了市民与港府的对立冲突。当时，在拍摄《文雀》的杜琪峰心里也很不舒服，随即决定调转拍摄方向，重新将这部戏改成怀旧的感觉。“趁未拆光之前，用电影将它们记录下来。”杜琪峰说。
于是，《文雀》里保留了许多香港的旧场景，包括孙中山博物馆、英皇书院、荷里活道的旧警署、中央书院和附近的茶餐厅、冰室等。杜琪峰说：“ 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对香港的土地和人都有一份难舍难分的感情，才会拍这样的电影。”
许多内地电影研究者，已经把杜琪峰的作品看作香港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符号和独特景观。它全方位、多元化地关照了1997年前后，香港社会、香港人的文化心理，以及香港电影的变化。
最近几年里，不断有人来找他拍大片，杜琪峰却并不心动。“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不需要到别处拍片。如果能够在香港拍戏，终身作为一名导演，我已经很知足了。”杜琪峰说。他熟悉香港，知道怎么利用香港的场景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现在连找上门的国外投资方，也要迁就他的工作方式，比如必须在香港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