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东然
采访珍玛琪在一间电影公司的别墅会所,类似家的氛围,珍也随意地穿着家常的T恤,赤着涂了蔻丹的双脚,走来走去。身材极娇小的她,无论用餐还是交谈都喜欢把自己团在椅子上,安安静静,这好容易就让人想起《情人》里的那个女孩,转而又使人心生感慨,近20年的时光竟已悄然滑过。
永恒的“情人”
“对你说什么好呢?我那时才15岁半。”
只这么开个头,足以勾起那段故事。诚然,每个人心里的故事,都浸染上各自的人生况味,但对于那个穿着茶褐色裙衫、镶金条高跟皮鞋,戴着一顶模棱两可的玫瑰木色男士礼帽,又执拗“本意就要这样”的女孩,如果非要找个实在的影子,恐怕没有谁的形象能比珍玛琪的模样更顺理成章。能演出这般的经典,太多的演员穷其一生而不及。
当时的珍玛琪也只有17岁,有着纯真而娇羞的脸庞,纤细却莹润的身体。珍告诉本刊,当年导演让-雅克·阿诺从一本《十七岁》杂志上头一次看到她的照片,毫不犹豫的就定下来她做那部电影的主角,“据说是因为我眼神里的叛逆”。不仅派了助手去英国把她找来,还不惜因此而和小说原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针锋相对。
“这倒也不难理解,杜拉斯当时倾向把角色交给自己喜欢的法国年轻女演员,她非常介意由一个英国女孩而不是法国女孩去演绎这个角色。你知道,她写了这个故事,并且如此和她本人的经历紧密相连,很自然,她觉得自己应该有足够的决定权利,但事实上导演也是个有很多坚持的人,所以这样的合作必然会导致一定意义上的对峙。杜拉斯可能从没有看这部电影,这件事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从正规大报到花边小刊都在关注这场纷争,但是我很感激导演当时对我的保护,他并没有使我卷入这一切。”珍-玛琪说。
事实上,让-雅克·阿诺和杜拉斯之间的纷争岂止是仅仅在珍-玛琪的问题上。杜拉斯本是极端强势的女子,晚年更是如此。《情人》的电影版权被电影公司买走,她便一心希望自己出任导演角色,甚至不允许任何人碰剧本的改编。不遂人愿的是,不久杜拉斯就不幸染病,几乎在医院里昏迷了整整9个月,让-雅克·阿诺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改编了剧本、选好了演员,影片的拍摄几乎万事俱备。谁知,杜拉斯奇迹般苏醒,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讨自己的电影。让-雅克·阿诺战战兢兢拿着自己的剧本来到杜拉斯的府上,可杜拉斯只看到了第10页“中国人的汽车穿过一个泥泞的小坑”便大发雷霆:“这个小坑没有泥泞,而是盖满尘土,你为什么不核清事实,为什么要写泥泞呢?”她不愿意再往下读下去,花了3个小时讨论小坑的问题,阿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辱骂合作阶段就此开始。”
珍-玛琪自然就成了那个“一文不值的英国乡下女孩”,倒是至今珍自己也喜欢把这个称谓挂在嘴边。珍出生在极度保守的伦敦远郊,一个叫做“Pinner”的小地方,父亲是中学教师,教授英语和西班牙语,母亲是英国、苏格兰和法国的混血儿,至于传说中的中国血统,“不来自母亲,而是父亲的家族”。珍的家境并不富裕,但她对自己13岁就开始送报纸赚零用钱的成长经历不仅从不讳言,甚至谈及时会流露几分骄傲。
《情人》之前,珍-玛琪没有拍过任何影视作品,因此她喜欢把那个时候的自己比喻成“剧组里的婴儿”。实际上,当时的珍-玛琪已经是平面摄影界当红的顶级模特之一,这对身高只有1.57米的女孩来说,已经是个奇迹。“14岁的时候我被男朋友抛弃,这叫我非常难过,我报名参加了当地的校园选美比赛,野心勃勃全因为愤怒。我把这完全当成报复,心想,好吧,我就要你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我!我赢了比赛,模特儿事业也就打开另一种人生,我非常努力,也乐在其中,小女孩都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感觉。”
在那场轰轰烈烈又旷日持久的纷争里,珍却扮演了低眉顺眼的角色。“我只有低下我的头,去把杜拉斯的那些书看完。”她坦言自己一下子迷恋上那些神奇的文字。“但对于《情人》从一个小女孩的角度,最多我也只能说这确实是一本很美的书。富有、温柔而神秘的男主人公,懵懂但又极富个性的女孩,浪漫的邂逅,因为异域而生出的迷醉,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角色。”
让-雅克·阿诺花了与杜拉斯沟通同样长的时间和珍谈话,从书中的角色,到故事本身的文化意义。“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6个月,他给我带来更多的书,我几乎就是被灌输了很多生硬的概念。但好在我是个一知半解、无能为力的人,所以你看到电影里的那个我,就是实际上我理解的角色。”珍说。
“我为银幕上的那个自己骄傲”
《情人》注定一炮而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社会,这是一部震撼和争议并起的电影。
并且是极其自然的,人们把兴奋的焦点集中在了那些大尺度性爱呈现的段落。虽然小说《情人》素来因为文字中精妙的画面质感为人津津乐道,但作为地道的法兰西作者玛格丽特·杜拉斯,自然更通晓如何利用含蓄婉转的文字趣味传情达意,一句“大海是无形的,无可比拟,简单至极”足以把那带着绝望色彩的欢愉传递的透彻晶莹,同时也使得只能赖于具象画面表意的导演捶胸顿足。让-雅克·阿诺选择了相当大胆而直接的方式。
相对于仅用了两次替身演员完成电影的梁家辉而言,珍-玛琪在电影里5次利用了替身演员。但这不足以平息保守势力的熊熊怒火,很多人记不得她的名字,倒知道“皮纳来的罪人”(The Sinner From Pinner)那个响亮的绰号。
珍终于因为严重的神经官能紧张,被电影的制片人送去塞舍尔疗养。崩溃的直接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绰号,在《情人》公映之前,有关电影里的情色镜头“实为假戏真做”的谣言不胫而走,但是处于电影营销上的考虑,包括导演在内的整个剧组态度暧昧,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为珍把事实澄清。
直到2003年阿诺本人对珍公开致歉,珍-玛琪没有和阿诺说过一句话。
至今虽然面露难色,但如今珍-玛琪已经可以从容谈起那一段经历。“你知道,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儿而言,那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我永远记得那间屋子里每个人脸上的冷漠,记得阿诺不置可否的表情,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欺骗了、抛弃了,这种感觉很糟糕,也很可怕。”
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虽然不断有机会来访,珍没有接拍任何一部电影,直到1994的《夜色》(Color of Night)。这部心理悬疑惊悚片的精彩剧本打动了她,虽然剧本里的情色段落还是使得珍感到过敏,但她觉得自己找不到理由拒绝和布鲁斯·威利斯这样一线男星合作的机会,当然最终这部电影能被著名的《马克西姆》(Maxim)杂志定义为美国影史上最佳情色电影,仍旧是因为珍的激情演出。
电影拍摄期间,珍和影片的制作人卡迈恩(Carmine Zozzora)坠入爱河,约会了仅仅两个月以后,这位曾操刀好莱坞影史赫赫有名的《虎胆龙威》系列的金牌制作人向珍求婚。《夜色》剧组破例停下来8个小时,20岁的珍和这位35岁的好莱坞金主举行了时长仅11分钟的结婚典礼,布鲁斯·威利斯和黛米·摩尔既是证婚人,也是伴郎和伴娘,珍只简单地穿了件白色的T恤和蓝色的牛仔裤,登上了好莱坞的头版新闻。这段婚姻正式结束在2001年。
“如今我更懂得为银幕上的自己骄傲。命运是非常神秘莫测的,正如是《情人》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情人》,但是如今我把这看作是上天的眷顾,不仅因为它是一部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电影,也因为它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领略到很多人生的况味。我明白何为一个女性的骄傲,无论是对自己身体而言,还是对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言,即便所谓的自由和平等被倡导了近百年,但女性始终没有摆脱某种‘被看’的地位,银幕上的女性更是如此。好在我没有被这种糟糕的自我意识吞噬,反而因此完整、明确了自我的存在和意义,我不是任何人口中的珍,而是属于我自己的珍。”
至于身为一名女演员的职业上的被动,珍也有自己应付自如的办法。“我学会了选择,诀窍就是降低自己的欲望,聆听内心的声音。我接拍的戏有限,因为我希望自己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生活,我也在自己写剧本,但你知道我不是那种随时会在Facebook或者博客上发布的人,我希望能达到一个自我满意的程度,再和大家见面。”她说。
珍也坦言,目前阶段,创作不是她生活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当然是我的男孩们!家庭生活对我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有我的3岁小宝贝,还有我的男朋友,也就是我孩子的父亲,我们是非常浪漫的一对。每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比如走过埃菲尔铁塔,他就向我求婚,我说好的;到了一片迷人的海边,他一定又会求婚,我再说好的。但坦白地说,对于教堂我还是心存畏惧,那个誓言至今使我感到挫败。不过没有关系,时间会医治好一切,也许等我的小孩长大一些,我们会去越南办场传统婚礼,就像是《情人》里的那样,这是我最近新想到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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