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魏君子 撰文/阿蒙
港式喜剧经历长达半世纪的变迁,曾涌现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从70年代的许氏兄弟、吴耀汉、80年代的“五福星”再到90年代的周星驰,其银幕角色的喜剧特质,却与中产阶级甚至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反而集中展示平民百姓嬉笑怒骂的真实面貌,直至近年回归讽刺社会现状、崇尚人情互助的《七十二家租客》、《我爱香港》票房卖座,观众方知:这类为人称作“小人物喜剧”的类型题材,始终是支撑港式喜剧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小人物喜剧”在不同地域皆有独到优势:迎合北方观众口味的《三枪拍案惊奇》及《大笑江湖》,以“二人转”代表赵本山、小沈阳(微博)师徒为卖点演绎东北民俗幽默,便拥有相当可观的观众群;反之,以粤语对白、广府笑料、社会热点为主的港式喜剧,自然成为华南一带最受欢迎的经典模式。可见,“小人物喜剧”虽未至南北对接,但作为喜剧类型片的重要素材,可谓拥有灵活的共通性,并借此引发观众共鸣。
由曾志伟、钟澍佳(微博)执导的《无敌福禄寿》(港名《劲抽福禄寿》),继近期在香港首映后,又将于9月抢滩内地影市,届时,这部由综艺节目《荃家福禄寿》三子——王祖蓝、阮兆祥(微博)及李思捷(微博)携一众电影、电视明星同场欢乐的影片,将为内地观众呈现接棒《七十二家租客》与《我爱香港开心万岁》等港式喜剧的正宗“笑果”。
那么,港式喜剧从70年代到今天的《福禄寿》,在创作手段、演员表现、主题效应等方面,都经历过哪些转折起伏?它得以一直占据市场,又有何“秘籍”所在?且待该片台前幕后三大喜剧人物:成名于70年代的吴耀汉、80年代的“福星仔”曾志伟与2000年之后的喜剧导演钟澍佳逐一解开——
【演员篇之吴耀汉:现在的喜剧片变“坏”了】
作为80年代港式喜剧的经典丑角,近年吴耀汉以70“高龄”回流影坛,光是2011年,就先后在《猛男滚死队》及《无敌福禄寿》等中看到他的身影。然而,虽不乏喜剧演出,吴耀汉却直言批评:“现在的喜剧片比不上我们那个年代,可以说是越变越‘坏’!”
* 70年代——电视喜剧电影化
吴耀汉最早成名于1971年的电视节目《双星报喜》。当时,许冠文开创了荧幕笑话的编剧模式,并将之移入电影,即场面简单、镜头不灵活、以对白和动作取胜、笑料成截欠缺连贯,而这正是70年代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喜剧风格,甚至影响到早期的吴宇森拍出《发钱寒》、《钱作怪》等片。
作为少数与许冠文及吴宇森合作过的演员,吴耀汉认为许氏喜剧意义重大:“许冠文和吴宇森的喜剧都是将电视的节奏融在电影里,一个笑话接一个笑话地拍出来,观众享受的是高密度笑料,而且许冠文和我都是从荧幕出来的,所以在表演上会带着电视趣剧的影子,因为电视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要在很短的篇幅里把对白、动作都演到一瞬间逗笑人的效果,所以你看我们当年的演出,都是很快的,这样才能吸引到观众。”
对于70年代的喜剧,吴耀汉将之称为“发声的一代”,有一种“为民宣泄”的责任。“当时打工仔被人欺负,许冠文就拍《半斤八两》,后来经济起飞了,很多人都拼命赚钱,吴宇森就找我拍《发钱寒》,都是顺应社会状况,代表那一代小人物的心声,现在的喜剧片可能没这么过瘾了,很多人都丰衣足食了嘛。”
* 80年代——编剧和导演很重要
“拍得太快了,抓一下就走,观众来不及笑。”是吴耀汉对近年港式喜剧的不满所在。
反观80年代,“福星片”得以在影坛大受欢迎,吴耀汉将之归功于幕后团队的高水准发挥。“现在喜剧片没什么好的编剧,但当年我们有黄炳耀、司徒卓汉这些人帮手,所以弄出来的喜剧都是很经典的,尤其黄炳耀,我可以说他是香港写喜剧最棒的编剧,说到对白和桥段到现在还没人比得上他,这样的人才现在反而找不到。还有一点,就是洪金宝作为导演作用很大,因为他在现实中就是一个很喜欢笑的人,拍戏的时候哪里该笑、该怎么笑他都一清二楚,而且他对喜剧创作要求很高,比如你有喜剧创意跟他说,如果他说不笑是不会答应的,所以他拍的《五福星》到现在还是这么好笑。”
严格来说,“五福星”更像是70年代许冠文式“小人物喜剧”的变奏:五个人出身低下阶层,带着功利心态(合作要先谈价钱)互助,偶尔互相出卖嘲笑,甚至偏好歧视、欺负女性,恰源自普罗大众的投机心态。“所以这样才感染到我们,因为《五福星》都是用很大众的眼光和立场去写这些笑话,所以我们几个人在拍戏间隙都会不自觉地笑,正是觉得这些桥段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笑出来的,但近年我回到现场拍喜剧,却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了。”
* 90年代——年轻人有时代思想
90年代初,许氏兄弟与“五福星”渐为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取代,吴耀汉的名气亦不复当年。当然,目睹后辈呼风唤雨,吴耀汉并不否认周星驰的成功要素。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处事思想有所不同,到周星驰年代的年轻人就比较喜欢‘无厘头’,其实‘无厘头’本身没什么内涵,也没什么内容,就是疯疯癫癫、自得其乐,但就是有人喜欢,因为这样做人不复杂。其实,90年代香港社会有些浮躁,毕竟要回归了,有些人会焦头烂额,但年轻人喜好自由,什么都说‘I don't care’,所以周星驰就刚好迎合了他们的心理。”
但在吴耀汉眼里,周星驰始终不是什么“高人一等”的喜剧之王:“这么多人喜欢他,难道他们都是上流人士?刚好相反,喜欢周星驰的观众绝大多数都是普通市民,那为什么会喜欢?不就是因为他的作风符合大众观念吗?所以周星驰的喜剧不应该被放到多高的地位,去思考他喜剧里最重要的东西,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出身草根的小人物,跟‘五福星’这些很像,只是方式不同。”
* 2000年后——喜剧必须统筹兼顾
吴耀汉作风西化,爱讲英文多过中文,因此他毫不讳言对中文喜剧无甚兴趣,“我之前在英国住了很多年,最近回到香港,但我在香港既不看中文电影也不看中文节目,因为看了总觉得有很多问题。”话虽如此,喜剧片始终是其所爱,因此早在2004年,已退休的吴耀汉又回港参演《炮制女朋友》,后来再陆续接拍其他影片,他的欢笑始终未从幕前退去。“我还是喜欢演喜剧的,每次接到喜剧片,我都很高兴,可能我注定是一个喜剧演员吧。”
作为贯穿七、八、九十年代的喜剧谐星,吴耀汉虽批评当前喜剧水准不济,却也不忘给后辈“出谋划策”:“一定要把剧本放在首位,现在的观众知道自己怎样才能笑,如果你顾着写自己以为好笑的东西,只有挨观众骂的份,而且我希望现在的喜剧演员更能把握火花和现场配合,多与他人合作搞出集体的喜剧效果,像这次我看到《福禄寿》有三个年轻人一起演,就是不错的现象,因为你不是周星驰,自己去搞笑可能只是可笑。”
【监制篇之曾志伟:集体欢笑才是真欢乐】
曾志伟从入行、成名到走红,始终以电影为人熟知,但他三十余年来并非专注银幕,反而将事业的一部分重心移至电视,与吴耀汉从“小”到“大”的演艺事业恰好相反:早在80年代,他便在ATV主持喜剧节目《开心主流派》,90年代加入TVB,更一口气参与世界杯评述、香港小姐决赛、综艺节目《超级无敌奖门人》的主持工作,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因此,他与TVB的一众同事早已感情深厚。
2009年邵氏回归影坛,曾志伟率先扛起“重振”大旗,身兼监制、导演、主演三职,以三年时间完成了《七十二家租客》、《我爱香港》及《无敌福禄寿》。作为监制,他在三部作品中最突出的作用,便是拉拢多位TVB艺员投入幕前,此番《无敌福禄寿》更扭转前两部以电影明星打头阵的阵容而捧“福禄寿”三子。
* 合作——TVB一千员工都是我同事
“我作为监制,其实有义务将TVB的这批演员从电视带进电影圈,因为一方面TVB的上千员工都是我同事,另一方面TVB本身是培养电影人才的地方,你看周润发、刘德华、梁朝伟、张曼玉、周星驰这些,哪个不是在TVB演电视剧红了,然后慢慢跳出来的?所以现在这批艺员也应该有这样的机会,何况最近几年香港影星青黄不接,与其费尽心思重新培养一个,何不去挖掘这些电视艺员的实力呢?”
曾志伟的一席话确有出因:2000年后,许冠文与“五福星”先后淡出影坛,周星驰投身自导自演后,产量从一年多部变为三年一部,年轻一代如谢霆锋、陈奕迅(微博)、TWINS等惹笑功力不到家,至于刘德华、古天乐(微博)、刘青云、郑秀文(微博)等,虽不时有喜剧作品,却难以将他们归类为“喜剧演员”,唯有郑中基(微博)、杨千嬅(微博)等艰难支撑,因此当时港式喜剧实质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
数年后,曾志伟不由得思考:电视演员登上银幕演喜剧,必定不如电影明星娴熟而有号召力吗?为此,他在《七十二家租客》里做了一个突破:虽有张学友、袁咏仪(微博)加盟,但出身电视的黄宗泽(微博)与王祖蓝已有良好表现;翌年拍《我爱香港》,曾志伟遂加重黄宗泽与王祖蓝的戏份,得到的反馈,让他感受到电视艺员在大银幕上的喜剧功力,最终再促成对“福禄寿”三子的信心。
“像‘福禄寿’三子,王祖蓝、阮兆祥和李思捷都不是拍电影为主的,但他们身上有喜剧细胞,演起来也很自然,刚好是电影里的小人物气质,所以我对他们一起上银幕也很满意。”
* 风格——小人物喜剧就是一起欢笑
曾志伟不过虽常执导喜剧片,但像近年三部般大打“群星牌”,却是首遭。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过去看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觉得用这种齐心协力的方法直面香港的社会状况,是一种很有香港精神的风貌,这可以说是喜剧片的典范。后来90年代我自己也参与过拍《豪门夜宴》,这两部片都有很平民化的味道,就是所谓的小人物,2000年后香港发生了很多事,人心起起落落,所以我一直都力求拍出大家一起欢乐的喜剧,用这么多明星,去演绎来自小人物的故事,用产生出来的快乐力量为香港人打气,并鼓励大家不断求进。这次《福禄寿》也是,你会发现看完之后,那种开心是很小人物很大众化的,但这种开心也是其他类型没法取代的。”
事实正是如此,从《七十二家租客》、《我爱香港》到《无敌福禄寿》,曾志伟眼中的小人物故事总会发生在街坊聚集的场合,恰如《七》的港味茶餐厅,人们在此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甚至当众吵架,本身就是香港市民的生活构成;《我》的屋村街坊走到一起,亦因邻居妻子生产,彼此齐心协力、互助互爱;至于《福禄寿》,则更近乎当年的“难兄难弟”,三人同捞同煲、携手求进,最终在街坊朋友眼中赢得尊重,这就是曾志伟的港式喜剧:发挥出看似平凡,却“其利断金”的价值。
【导演篇之钟澍佳:以幽默元素反映现实经历】
若细心留意,或可发现钟澍佳与吴耀汉有相似的经历:同样出身电视,经荧幕跳入电影领域,但比起吴耀汉,钟澍佳选择了幕后;再者,7、80年代的吴耀汉是港式喜剧巅峰的台前见证,如今的钟澍佳则成为将衰退的港式喜剧推回票房主流的幕后力量,可谓一个“循环”。
钟澍佳电影作品不算多,但自从早期的《电影鸭》开始,他的创作重心就偏向了喜剧,且同样以小人物的现实境况出之(电影工作者失业挨饿,被迫学当‘鸭’),直至近年《七十二家租客》、《我爱香港》再到最新的《无敌福禄寿》,主角依然是身居百姓阶层的小人物,并借他们的故事描述香港社会的喜怒哀乐。
* 《租客》&《香港》——观众需要小人物喜剧
“《七十二家租客》概念是曾志伟想出来的,拍《大丈夫2》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当年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集合了全香港的很多明星,又是讲关于香港的故事,自己很想重拍一次。后来邵氏回来拍戏,曾志伟第一个就想到弄《租客》,不过这部片现在想起来比较刻意,但也可以说是尝试,我和他也试试看讲一个很香港大众化的东西是怎样的,但结果成功了,就继续拍下去。”
《七十二家租客》香港票房达3500万,是全年卖座第二高的港片,也证实了“小人物喜剧”的号召力,由此催生钟澍佳与曾志伟再拍《我爱香港》。 “《我爱香港》其实是我自己年轻时候的故事,因为我成长于80年代,所以电影里的剧情有80%都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而且还有不少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为的是让观众回忆或明白:作为80年代的香港百姓,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20多年前,公共屋村是许多百姓的住所,当年高志森的《富贵逼人》系列正是由此展开。“当年香港小人物的趣事很多都发生在公共屋村里,可以说它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何况屋村如今也都存在,所以我认为这是演绎当代香港大众民生的最佳舞台,最终就选了在屋村拍《我爱香港》,小人物喜剧总是要贴近生活的。”钟澍佳如是说。
* 《无敌福禄寿》——他们像身边的“老朋友”
《租客》与《香港》票房合计超过6000万,“小人物喜剧”本是大有可为,但当钟澍佳接到《无敌福禄寿》的筹拍计划时,却有些犯难:“不知怎么拍,《荃家福禄寿》这个电视节目收视率好,而且‘福禄寿’这个组合电视剧和演唱会也都有过,到现在观众也看腻了,所以最初我想:这个题材到底还能怎么拍?”
最终,钟澍佳将眼光瞄准了王祖蓝、阮兆祥与李思捷三人身上,决定以他们的阶层性格作风为开端,展开故事。“他们三人是很好的喜剧演员,但却不是明星,因为他们身上不会让观众闻到来自‘明星’的味道,反而更像观众身边的朋友,为人处事都贴近老百姓,所以我干脆把他们变成生活最基层的老百姓,然后注入从《开心万岁》延伸出来的概念,通过小人物为了生活和目标而奋斗的故事,给每一位观众带来亲切感。”
* 喜剧创作——更加偏爱“时代感”
纵观钟澍佳2000年后的喜剧作品,能较明确地分出两大类别:一种是《租客》、《香港》与《福禄寿》式的“合家欢”喜剧,另一种则是《大丈夫2》、《七擒七纵七色狼》式的“性喜剧”。虽然口碑各有成功,但在钟澍佳眼里,哪条路线才是他的“心水”?
“在我自己看来,我更喜欢拍《福禄寿》这种喜剧,其实不是说《大丈夫2》这种不好,而是我觉得它太宽泛,因为《大丈夫2》、《七擒七纵七色狼》的故事,用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发生可以,用在两三年之后发生也可以,其实灵感都出自当年,没有明确的时代特性。但《福禄寿》这种不同,能更多地表达我想讲的东西,也就是用喜剧方式调侃现代社会,就像很多年前卓别林的喜剧,好看就好看在把时代感表现出来了,虽然我不是用自己的影片跟卓别林比,但我希望得到一种价值,也就是过了20年后,新一代年轻人能在这部片中看到历史的痕迹,比如《我爱香港》,未来的观众可以看到2010年的香港人是怎样生活的同时,还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人是怎样生活的,毕竟香港也好内地也好,那种属于贫民阶层的观念是会延续下去,所以跨时代的共鸣,才是我拍喜剧的关键。”
今天,当无数影迷观众仍会为《半斤八两》、《五福星》等展现的7、80年代港人幽默捧腹大笑时,会否更认同钟澍佳所言:每个年代都有多姿多彩的小人物,只要社会在前进,小人物喜剧的幽默感就不会消失,即使过了数十年回头再看,那种亲切感实质是每个人在不断追求的,故《福禄寿》为之承袭的,仍是港式喜剧“乐此不疲”的道路。(阿蒙)
(责编: 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