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枫
2006年10月19日,我在某酒店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张艺谋。从初次会面谈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到它变成电影上映,竟然,五年过去了。
我为自己能坚持下来暗暗吃惊。五年,我领教了,什么叫最像重体力活儿的脑力劳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张艺谋异常刻苦,其极限运动基本上不属于人类表现。比如,他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夜间两点,分秒不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只有这位是变形金刚。凸颧骨、深眼眶、长睫毛、两颊对称下陷……因为张艺谋的长相像骆驼,所以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我本性涣散,好吃懒做,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电压不稳,何况连续十几小时的工作,情何以堪?
张艺谋修改剧本时,我帮腔,都是动嘴不动手,需要助手边听口述,边打字,在投影仪的显示中做文字处理。开始是导演助理小庞录入。小庞久经杀场,练成跟张艺谋一派的邪门武功,无论什么时候都耳聪目明。刚开始跟张艺谋合作时,我听不懂他的话,小庞兼营“中译中”,给我翻译导演的意图。后来换成晓晖录入,她刚上手时,和我一样,难以适应张艺谋的疯狂。半夜两点之后,晓晖曾重心不稳、人仰马翻,从办公椅上像从野马身上那样摔下来,一个倒挂金钟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动作,脚尖几乎踢到导演的眉心。有些时候晓晖貌似端坐,其实困得不省人事,因为她的录入以错别字为主。即使她全部正确,对我也意义不大,我只剩下勉强的人形,忍着泪水和口水歪头凝望,满屏甲骨文——似曾相识,难辨其意。我需要连喝数杯咖啡,在药力作用下才能勉强应战;随着咖啡因的增加,我的钙质正在飞快流失。
记得最倒霉的一次。已是极深的夜,张艺谋依然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我第二杯还是第三杯咖啡的效用已然过期,眼神和世界观又是一片模糊。他正谈得热烈,忽然中断,想起去交待两句别的事儿。趁短暂间歇,我迅速加服一杯咖啡紧急充电。谁知他老人家走回来,就跟一休哥似的说:“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吧。”我一贯掐不准他的脉,果然再次验证,不禁自嘲:“我怎么总是赌大赢小、赌小赢大呢?咖啡刚刚下肚,早知道这会儿结束,根本用不着喝!”张艺谋用深表同情的严肃态度做出回应:“哎呀,刚喝咖啡?可不要把能量浪费了,那咱们接着谈。”恨,我恨自己多嘴,只差跟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把自己舌头咬下来。问题是,我不仅自己受累,还要承受额外的道德谴责。其他工作人员也强弩之末,刚要欢呼下班,现在空欢喜,被迫受我的连累留下来陪绑。在他们忧怨夹杂恼火的目光中,活活地,我们又加班七千二百秒。这次遭遇,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张艺谋想象力特别活跃,只要给他一点点火药,他脑子里就能放一晚上礼花。问题是,当你自己都快要成为爆炸物的时候,根本就提供不出多余的可燃物。当万籁俱寂,我基本上靠说胡话熬时辰,他依然二目炯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那句可怕的惯用语:“还能怎样?还有什么招儿?”在无垠的绝望中,我祈祷上苍:额的神啊,请您下凡给导演按暂停键——若您没功夫,起码派个神灯来;若您的兵器都占用着,请天降苍蝇拍也行……就拍一下,让他晕过去吧,让我们好歹眯一会儿。
探讨剧本最痛苦的时期,我们在重复路线上环绕,直到,陷入自己创造的深渊。张艺谋不光否定别人,更勇于否定自己。我最怕他说“回头望”,每一回头,他就怀疑走过的路程是错误的,至少并非最佳航线,然后试图重新开辟,这种穷尽可能的讨论难免经常陷入困境和僵局。张艺谋每次都说:“咱们就差这么一点点,最后努力一下就成了!”这句话对我形成不了任何鼓励,总是如此——每每都说再冲刺一点点就撞线,其实他不断移动终点线的位置,哪次不是百米跑成马拉松?我在迷茫中飘摇不定,“往前看”海市蜃楼,“回头望”一片废墟。我跑不动了,只剩一点儿气力匍匐前进。他尚不满意的情节就像伤员躺在担架上等待救治,这让我有时想起刘晓庆(微博)在《小花》里中跪抬担架爬山的场景,我觉得自己活像拙劣的山寨版,泣泪泣血的造型相似,只不过我的面孔分外难看,一路呲牙咧嘴的。
投入太多,冷暖自知。
话说回来,剧本创作阶段,谁能轻松?永远出手不凡的刘恒老师,是怎样的苦心孤诣,甚至在深冬的深山里,他自我封闭到绝望的程度,才能体会和抵达人性的深处。刘恒老师说话,温和得好像全由语气助词和轻声组成,在电话里“再见”,都有涟漪荡漾般渐弱的回声,但他对艺术有种令人敬畏的内在坚持。正是刘恒老师如此迷人的二稿剧本,奠定整个电影成败的基础。歌苓受邀参加开机仪式,她本来准备看完热闹就闪,没想到当晚就被我们活捉、软禁起来,增写约翰与玉墨的台词。她美丽可爱,更为难得,她是那种肯花笨力气的聪明人。亲爱的刘恒老师,亲爱的歌苓,感谢老天让我得以见识你们卓越的智慧;不仅如此,你们的宽容大气,以及那种来自内心的定力,对我的人生都是一种安静而持久的照耀。
还有五年中,那些与我们同甘共苦、无私帮助过的朋友们。剧本每完成一个阶段,就会请专家和读者来提意见——人数太多,我把手指头和脚指头掰多少遍都数不过来。各路神仙,有的菩萨慈悲心肠,有的是金刚霹雳手段,对我们或安慰或打击。我有几位熟人,性格直接,完全是雷公电母型的,翻开剧本的扉页就劈头盖脸一通拳打脚踢。张艺谋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被批得鼻青脸肿,他全当做了泰式按摩,还有舒筋活血通瘀的喜悦感。他详细记录意见,然后助手录入,还是放大到投影仪的屏幕上,逐条分析,只要有道理的立即进行剧本修改。别人读剧本时任何一个随意的想法,他也琢磨半天,我看他连别人打的嗝都得记下来分析分析。虽然满纸满屏的意见会增加许多工作量,但正是这些善意而无私的朋友,帮助我们不断修补故事的裂缝,让人物和情节变得越来越立体……他们的好,真是让我难以言表、无以为报。
感慨电影太不容易,数年多人巨额奋战的结果,换来短暂的两个多小时。如同早年科学家从数吨重沥青铀矿的废渣中,经过几千次分馏才能提炼出一点点纯镭,不仅熬心熬骨,还可能被放射物质害惨。所以电影从业人员,尤其是承担艺术品质压力的导演和承担经济风险压力的投资人,虽然风光,但也属高危职业。
《金陵十三钗》是我涉足电影的真正开始,却是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三部。有的事情,对我仅仅意味着义务,但由于我的虚荣和脆弱,做事肯定尽心尽意,我往往把被迫的责任表现得像狂热的爱好。而《金陵十三钗》,我爱到视同己出,它对我意味着耐心与激情,也意味着漫长的精力透支——我甚至在连续熬夜的恍惚中,听任医生拔除了自己健康的牙,从此口腔科的麻烦不断;换句话说,从这部片子里开始掉牙的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在很长时间里,我隐隐畏惧“三”这个数字:三枪、山楂树里的老三,然后又是十三钗——都带“三”。我承受着秘而不宣的压力。电影工业,说起来就是一条由肌肉组成的流水线,我虽然只是其中微小的环节,但当初和卞智宏一起推荐《金陵十三钗》这个题材时,我的态度是何等坚定,等真正操作起来,性格里宿命的悲观却使我尤为担心后果:如果电影拍砸了,张艺谋是否会被推上艺术卖国贼的审判台?我无法预测,这第三个“三”,究竟命运如何。《金陵十三钗》啊《金陵十三钗》,我曾乌鸦嘴地把它错叫成“十三陵”,并被自己的口误吓了一跳。一切,都是因为潜在的焦虑。
当银幕上的《金陵十三钗》呈现,我自己忍不住数度流泪。今天,回忆伴随我这么久的焦虑,它不仅可以承受,甚至是美妙的……就像鸟落在树枝上的重量。
周晓枫简历: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出版过散文集《鸟群》《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时光的魔法书》《雕花马鞍》《聋天使》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奖项。为《金陵十三钗》文学策划。
(责编: su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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