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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真实历史素材:有史实也有感情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
明妮-魏特林 明妮-魏特林
松井石根(左)、朝香宫鸠彦 松井石根(左)、朝香宫鸠彦
《金陵十三钗》剧照 《金陵十三钗》剧照

  历时五年、耗资六亿元打造的张艺谋新作《金陵十三钗》15日全球公映,适逢南京大屠杀74周年纪念日之际,影片和这段民族伤痕一同成为预料之中的焦点。

  影片改编自小说《金陵十三钗》,讲述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教会女学生和一群青楼女子以及几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的遭遇和命运。《金陵十三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小说?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吗?当年犯下滔天罪行的侵略者,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一位美国人参与了营救被困女学生的行动,他的身影,折射着历史的痕迹———南京城陷之际,多位外国人为保护无辜难民、特别是女性的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其中,时年51岁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和德国人约翰·拉贝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安全区”,他们分别留下的《魏特林日记》和《拉贝日记》成为那段血腥历史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之一。《魏特林日记》中的记载不仅是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创作素材,更是字字见血的控诉。

  “安全区”

  兽行

  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8月中旬起对南京每日空袭。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部分师生都已撤到后方,自愿留下来的4名教师和11名职员组成了留守委员会。其中,学院教育系主任魏特林任代理校长。她先后4次收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她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此时,自愿留在南京的,除魏特林外,还有20多位欧美人,多是传教士、教授、医生或商人。他们希望在南京按照上海的模式设立一个安全区,为平民提供避难场所。11月15日,由7个美国人、3个德国人、4个英国人和1个丹麦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德国西门子洋行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同时也是纳粹党在南京的首领约翰·拉贝当选为主席。 

  11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表《迁都重庆宣言》,当晚,南京安全区正式成立。它东起中山路,西到西康路,南至汉中路,北面到山西路与中山北路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意大利和美国使馆、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机构都在其中。安全区内设有26个难民收容所。 

  兽行

  12月13日凌晨,南京沦陷。据历史学家统计,当时城内约有50万平民和9万中国军队。入城日军则有5万。

  从早上8点30分至下午6点,魏特林站在校门口,看着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校园,脸上都带着惊恐的神情。为了接纳更多最需要帮助的人,她请求年纪大点的妇女待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魏特林写道:“迄今为止,学校的员工及建筑物均安然无恙,但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

  16日一早,一百多名日本兵以搜查中国士兵为由,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架起六挺机关枪。他们手持斧头,遇到打不开的门就强行劈开。

  日军进城第4天,拉贝在日记中写道:昨夜里10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魏特林每天奔波在学校的各处,将校园里做实验用的鸡、鸭,教师宿舍里的牛奶、果酱和哭叫着的妇女,从日本兵手里夺回来。人们听见她隔老远就怒气冲冲地大喊:这是美国学校!

  当时,一听到汽车声,南京的女难民们便用泥或锅灰擦脸,但日本兵却带有湿毛巾,挨个去擦难民的脸,看到年轻漂亮的就用白被单一裹,然后送到卡车上去。

  12月17日,又有日本人来学校搜查中国兵。他们从大楼里拉走了12名妇女。“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发出凄惨的叫声。”魏特林在日记中写道。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人又来到学校,挑选了21名“妓女”。

  关于这件事,魏特林的日记中只有短短几行字的记录。类似的情节分别出现在电影《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中。

  哈金在《南京安魂曲》中写下了这一天发生的事:

  谷寿夫指挥的第六师团后勤部副部长———一个胖脸中佐带着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学校找妓女。

  魏特林终于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看出来谁从前干那种工作。”

  中佐发出一阵狂笑:“不必担那个心。我们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可以看出她们来,非常准确。”

  中佐保证只找“自愿重操旧业”的,并且还会付给很好报酬。魏特林终于同意了。

  但这时,四处都响起了尖叫声。原来,在中佐把魏特林拖在这里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到处抓人了,被拖走的都是一些相对漂亮的年轻妇女。

  “金陵永生”

  最多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挤进了一万多难民。不但每一栋大楼里都住满了,连水泥地上都挤满了人。

  1938年1月1日,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自治委员会,命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把所有行政权和钱款、米粮移交给自治委员会。1月28日,日本人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限定难民在2月4日前回家。

  在最后期限到来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有4000多难民,多数是年轻姑娘。许多人回到家中,遭到蹂躏,第二天又回来。

  每天仍有女难民来学校,魏特林顶着压力收容她们。

  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拉贝回国前在告别致辞里说,“我一定不会忘记,明妮·魏特林小姐是怎样率领400名女难民穿过全程,将这些人送进我们安全的收容所里的,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在巨大的精神折磨中,魏特林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她决定回美国治疗。

  1941年5月14日,魏特林回国后一年,独自一人在公寓开煤气自杀,时年55岁。

  魏特琳被安葬在美国密歇根州的雪柏得镇,墓碑上刻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剖面图,还刻着 “金陵永生”四个汉字。

  历史上是否确有“十三钗”?小说作者严歌苓在谈及《金陵十三钗》的创作时表示:

  既有史实 亦有感情

  演员亮相《金陵十三钗》发布会

  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中,关于妓女的记载不多,但这类事情的确是存在的。“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孙元良就曾得到过妓女的救助。”

  “我姨妈书娟是被自己的初潮惊醒的,而不是被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外的炮火声。”

  小说的作者严歌苓用一段极具私人化的描写缓慢开启了《金陵十三钗》。事实上,《金陵十三钗》只是个中篇,篇幅并不长,全篇四万余字,却讲述了一个震动人心的故事———1937年的南京,一座教堂里躲藏着的几个神职人员、一群躲在教堂里的大家闺秀、13个逃避战火的风尘女子以及6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伤兵。小说讲述了他们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共同面对有史以来最可怕、最没有人性的屠杀。

  在谈及《金陵十三钗》的创作时,严歌苓坦言是根据当年明妮·魏特琳女士日记中的一个章节改编的,“既有真实的历史,也有我自己的感情”。

  “十几年前,我在美国第一次参加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集会,发现自己不愿意认真面对资料,宁可让一些细节在我印象中模糊存在。残酷的东西不给予正视似乎就似存在非存在了。”严歌苓回忆说。

  严歌苓的母亲是南京人,她曾问母亲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到的回答是“不记得什么了”。“大屠杀时她六岁,即便没有亲眼目睹,也该从长辈那里有所耳闻。看来长辈们本能地把它压进记忆深处,差不多就成了强迫失忆。”

  严歌苓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达观,不记仇:“正是因为我们整个民族长期以来没有理性地对待自身所受的一场场伤害,日本人对他们曾经的施虐也就从来没有诚恳的歉意。”

  “我想我还会写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固然有政治和外交来伸张正义,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民间,是意识形态。假如我们不那么好说话,不在令人不快的历史上绕行,由强迫性失忆变为强迫性记忆,记住那些不忍回顾的历史,我们的民族才是健康的!”在《金陵十三钗》的后记中,严歌苓这样写道。

  《金陵十三钗》描写了13个妓女为救女学生而牺牲自己,是否确有其事?

  《魏特琳日记》中记载:“12月24日10时,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带兵前来,要求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作慰安妇)。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在这期间,这位顾问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当时,魏特林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校长。学校收容了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魏特琳日记》中并没有详细交代这21名妓女是怎样挑选出来的,更没有人知道她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出来的。

  严歌苓解释自己的创作动机说,南京大屠杀期间有8万名妇女被强奸,因此那段历史在西方被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这是一个外族对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强奸,它比屠杀更残酷。

  对于《金陵十三钗》所描写的故事,历史学家们给出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南京沦陷后,的确发生过妓女救助抗战将士的事情。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孙元良就曾得到过妓女的救助。”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经盛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南京失守后,孙元良就曾经化装躲进妓院得以存活,后来在妓女和相关人员的帮助下,才逃到了安全区。经盛鸿说。

  在美国承诺不审判日本皇族成员的庇护下,南京大屠杀元凶一直逍遥法外

  百岁恶魔:朝香宫鸠彦

  人们一般认为是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松井固然罪有应得,但真正指挥日军屠城的,是日本皇室的朝香宫鸠彦亲王。

  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真正元凶是谁?人们一般认为是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中国《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关于松井石根的罪行》中写道:“1937年12月13日日本陆军攻入南京,该犯下令对南京城施行大屠杀……”

  松井确是名副其实的甲级战犯,他曾任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上海派遣军司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是攻陷南京的日军最高统帅,被判处绞刑是罪有应得。但在攻陷南京时真正指挥日军行动的,是日本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亲王。今年1月出版的《档案春秋》杂志刊发俞允尧的署名文章披露了这一史实。

  1937年12月2日后改任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在进攻南京之前训诫官兵:南京是中国首都,攻占首都是世界性事件,故须慎重研究。这时松井并没屠城的念头和准备,他执行的方针还是在他接受派遣军司令官的任命时,向近卫文麿首相说的:“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打破蒋介石政权,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同日,时为陆军中将的朝香宫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12月7日赶赴南京前线。朝香宫鸠彦赶到战地听取汇报后,不日即签署了一道“机密,阅后销毁”的密令。这一命令在南京城破后迅即得到贯彻,并使大屠杀越演越烈。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占领南京后任南京警备司令官)于南京陷落的当天,曾在日记中记下了该部执行这一命令的情况:“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赶至一隅全部解决之。”朝香宫还指令下属改变松井原命令,让所有日军入城,自行安排住宿,使大屠杀及各种暴行进一步扩大。

  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判决书》和《昭和五十年史话》书中记载:“松井在12月17日以前因病而留在后方地区,17日那天举行入城式方进城检阅,18日举行了日军战死者的慰灵祭。”在城破后最残酷的头四天大屠城中,松井不在城内坐镇,任由朝香宫指挥。松井在南京城内停留了5至7天即去后方,但在这几天中他没有阻止日军的暴行;而且在南京失陷后,他在后方已听到日军在城内的暴行,也听说过“许多外国政府提出了抗议”,但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办法来改善这类情形”,“由于他怠忽这些义务的履行”,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认为“他负有犯罪责任”。

  朝香宫鸠彦是在攻占南京之前不久才被任命到前线指挥作战的,这时日本最高统帅部已制定好策略,即通过残酷地打击南京,来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迫蒋投降。朝香宫鸠彦忠实地传达并实施了这一策略精神。因此是朝香宫鸠彦亲王指挥了这一场有意识、有目的的屠杀行动,他才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真正的罪魁祸首。

  日本投降后,为逃避审判,日本首先将原来委以重要军职的皇室成员调离军职,并征得麦克阿瑟同意后,最终获得美国政府“不得审判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承诺。这样,南京大屠杀首犯朝香宫最终得以逃脱极刑,逍遥法外,终日以高尔夫球自娱直至1981年4月12日死去,活了94岁!  (综合《周末报》、《武汉晚报》、《中国新闻周刊》)

(责编: 柳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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