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父亲》：那时不读书 现在也发了(3)
“原来你知道啊！”李军虎很生气，可他转念想想，按照韩胜利的性格，这样的结果也是正常的。
随着毕业的时间越来越近，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一直在村里留守的母亲开始担心，儿子毕业了拿着行李再回村里劳动。“咋办啊，我的天，咱村里人都会笑的，说你白念了。”
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各个学校扩招培养的学生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韩胜利听说，有些单位招自己这个专业的员工，工资只能给五六百元，勉强够住够吃。而他想，这个数字是能够接受的。
“实在找不到工作，人家给300块也行啊，先给人家干着。”他轻轻地说，“哪怕人家不给钱呢，先给人家干着也可以啊。”
可没过多久，他又焦虑了起来。“万一真找不到工作，你一分不要给人家干，那生活费咋办，住宿费咋办？还要跟家里拿钱的话，说不过去。”他说着，撑大了眼睛，仿佛要忍住眼眶里的泪水，“感觉给我爸没什么交代。”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老韩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一定要和你妈，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韩培印已经老了，他时常会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可能再活50岁，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岁以前，总觉得人生的路是漫长的，曲折的，可我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长的，而是飞快的。”
“大约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终点站，到那时我要说，再见了，我的人生，再见了，我的儿孙。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地落下来……”
在镜头前念到这里的时候，这位年过半百的父亲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终，他的美丽梦想还是破灭了。儿子胜利在毕业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老韩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
很难再在这位父亲的脸上找到先前那种骄傲的神色了，但他却没有太多时间用来哀伤，儿子上大学欠下来的钱还有两万元没有还清。在儿子出发去青海之后，他一个人还要孤零零地留在这座城市里，打工赚钱。
在那个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详细地址。他总担心自己万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谁知道我是谁？”
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来越高，可儿子胜利却成了夫妻俩心头一根拔不掉的刺。他们把招牌上儿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胜利商店”改成了简单的“商店”两个字。
事实上，连韩胜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过去的记忆了。当记者辗转找到他新换的手机号，提出希望采访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下，说：“对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工作了3年之后，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在他的同学看来，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这个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12月8日，当李军虎再一次来到韩家，拿出照相机，想拍张照片的时候，原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母亲突然崩溃了，她大叫着让放下照相机：“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军虎不知道韩家什么时候能从这样的阴云中解脱出来。在纪录片《父亲》放映的过程中，很多观众都被过去那个乐观、善良、朴实的韩培印打动了。在清华大学，一位男士在提问交流环节“哭得死去活来”，平复了好一阵，才哽咽着举起了话筒。
“我想说，我当年来到北京时跟小韩一模一样，但今天，我是开着奥迪A8来的。”他说，“我只想证明一件事，胜利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
当然，李军虎也听到了些不同的意见。一位法国影评人看完了全片，觉得匪夷所思，连声询问李军虎，老韩“是不是疯的”，“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行为。”
李军虎想了想，告诉他：“在你们的文化里，他也许是个疯狂的父亲，但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亲。”勇敢的父亲，正是这部纪录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对老韩手中的笔记本充满兴趣。有的观众甚至还给李军虎寄来了一些同样的黑色笔记本，希望他能转交给片中的这位父亲。
他们并不知道，老韩已经很久没有打开那两个黑色的笔记本了，他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有人问他。
“我看读书是没用的。”他叹了口气说。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把笔记本拿出来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付雁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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