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谈《桃姐》：感情单纯专注才能打动观众
许鞍华 资料图
记者 李东然
“《天水围的日与夜》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尝试，试着把感情放得更加单纯、专注来面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我想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我发现，这好像真是自己所擅长的，《桃姐》不过就是想继续走走看而已。”
“因为我也老了”
“因为我也老了。64岁，单身，开始担心孤独，怕老得太潦倒。”许鞍华如此敞亮地解释自己初见《桃姐》剧本的一见钟情。
许鞍华说她最初看到这剧本时，还仅仅是个舞台剧或者电视单元剧的本子，写这个故事的编剧是曾与她合作过《女人四十》的李恩霖(Roger)，故事主人公桃姐也就是他家里的老佣人，少女时送入李家，一生照顾了一家五代人。李恩霖有感而发，选择舞台剧和电视单元剧的形式，是出于故事商业预期的担心，虽然做成电影的希望渺茫，李恩霖还是约了许鞍华喝茶，想听听她的意见。
哪知道许鞍华竟用梦寐以求形容自己对这个剧本的兴趣，她说不仅拍，还要找大明星来演，比如李恩霖要找刘德华，配角最好全是漂亮的“卡斯”。她说：“桃姐的故事里，我觉得我自己既是李恩霖也是桃姐。比如我要拍电影的时候，没有时间陪我妈妈，老母亲是与我相依为命的，所以觉得很愧疚，所以我对李恩霖的经历感同身受。更不用说，我就是即将孤零零老去的女人，桃姐现实经历了我内心所有的恐惧。”
许鞍华入行超过30年，拍了23部电影，不乏名片。处女作《疯劫》(1979)便以大胆而敏锐的女性触觉讲了一个血腥赤裸疯癫的爱情故事，虽不尽善尽美，却全然跳脱常规，许鞍华便因此奠定了香港电影新浪潮旗手地位。接下来充满叙事刺激作者直感的《投奔怒海》(1982)，悲歌慷慨的《胡越的故事》，在直面社会现实的同时，故事高度戏剧化，创下了香港“正经”电影的空前票房纪录，公认为是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的巅峰作品。列孚曾说：“那个时候的许氏作品，几乎是无可匹敌。要好评，有毫不吝啬的褒义；要票房，就算是重映，也会比不少有号召力导演的同期上映新作还要好。这在时至今日的香港电影中也属罕见。她是新浪潮中的宠儿。”
身为绝对少数的女性导演，围绕“为女性平反”的电影也拍了不少，《倾城之恋》(1984)、《女人四十》(1984)、《半生缘》(1997)、《千言万语》(1999)、《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9)，现在回头看这一大类的作品，许鞍华的态度很是淡然：“虚荣心肯定有，甚至不可否认是我走上这条路的原动力之一，所以，其实还是不喜欢用什么女性主义之类的词语，很多话是说得太多太多了，而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说得多了，它倒是消失不见了。”
许鞍华毫不讳言如今是放弃了很多大的命题。“比如说革命啊，社会反抗啊，我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如今反而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与别人的关系更让我感兴趣。《桃姐》便是这样，首先她是很有性格的女人，我也比较了解她身处的关系，因为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个老佣人，现在主仆关系比较像合同工，而以前主仆关系比较深，就像《桃姐》里的关系，更加复杂。本来是有上下之分的，不会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但佣人看着少爷长大，其实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当桃姐进入老人院后，这关系彻底发生了变化。表面看起来很平静的故事，其实暗波汹涌，往大处说，社会的巨变沧桑也都在这个普通人的内心层面上。”
“本来的样子而已”
曾调侃拍片之不易“五套戏，能拍成一套便是幸运”的许鞍华，《桃姐》获得了传说中的无封顶预算，她自己只用“际遇不差”4字轻描淡写，提到具体的名字，她就会特别感激，比如给电影鼎力支持的“刘老板”(刘德华主演，并且也是电影的出品人之一)、于冬、徐克、黄秋生(微博)、宁浩(微博)等等。“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对我好，当时我想，如果绝大部分的戏都是李恩霖一个人，或者他和桃姐两个人完成的话，那么实际上观众会看得闷，所以就试着问他们能不能来客串演演，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可以这样顺利，每个人都给我非常大的支持。”
至于影片的现实主义趣味，在许鞍华看来，也不一定就冲突。“电影里的情节，大半都是李恩霖给我讲的很多老人院里的故事，比如老人互相戴错了假牙，吃饭的时候才发觉，再换过来；有的老人要一直盯着一个音乐盒看，好像逃进自己的小世界；打麻将的场景也是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规则章法；其实林林总总都是他照顾桃姐时观察来的细节。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很珍惜，把这些细节分在不同的角色身上。”
演员也分为三个部分：刘德华、叶德娴、秦沛这些主要的角色是职业演员，还有8个老人来自于一个老年人剧团，他们刚演过一个香港本土的舞台剧，其他人就是真正生活在老人院的人。选景更直接征用了李恩霖的家，现实中桃姐住过的房间、用过的木箱、走过的菜场，李恩霖常坐的沙发、餐桌，全用进电影镜头，甚至是李恩霖带桃姐从养老院里出来时去过的公园、吃过饭的茶餐厅，都写实地再现在镜头里。
只有老人院是另外找了一间。老人院里有15天的拍摄，有趣的是相当多的老人家自始至终并不知道有剧组在那里拍电影，因为许鞍华想尽办法少打扰老人家们的生活，所以这是难得“悠闲”的剧组。早上9点开拍，晚上17点就拍完，所有的人一起拍，两部机器，需要老人家们配合的场景，务必一条通过。
“我觉得去沟通、去告诉他们怎样给我演戏也是打扰，这是我非常大的顾虑。比如有一场戏要拍过节场景，有义工们带宠物狗来探望老人家，算是需要比较多的群众演员的戏，戏里老人大多就是老人院里的老人，也有些是老人剧团的人，那天我们进去时他们都没意识到，都以为是新的院友。演员带狗进来和他们玩，绝大多数老人就真当成了正常的节日探访。”
进入老人院之前，许鞍华最担心的是刘德华出现的时候，如果老人家一窝蜂来要签名，局面肯定失控。“还好他们实在太老，不大认得刘德华，除了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最时髦摩登，看到刘德华很兴奋，其他人就没什么反应，不过，没算计到的是，他们可大多是认识秦沛的。(笑)但真的跟这些老人家在一起，就感觉他们是真看懂了的，都能很快回归他们自己的节奏，过自己平常的生活。于是我和摄影师要像拍纪录片一样工作，捕捉现场的感觉。摄影师比我难度稍大在于，他不知道演员在哪个方向，但他又要打出一个职业水准的灯。刘德华也有类似的问题，所有的对手戏既定的剧本都不算数，终究要根据老人的反应来做反应，我坚持一次过，人人公平，大家没有补救的机会。”
“把感情放得专注、单纯”
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4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第18届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最佳女主角，《桃姐》再次不负众望地成为年度华语电影的夺奖“黑马”。虽然四处捧奖在许鞍华的电影人生里已是家常便饭，但真谈起，她竟面露为难的一面，她说，至今上台领奖，心里还是会觉得困惑。
“拍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甚至再劳动那些本不该打扰的人，得到的利益却是我们这几个人而已。我早知道这是拍写实片的困扰所在，比如以前拍反映越南难民题材的《胡越的故事》，故事完全是别人的血泪史，拍完去参加电影节，到处领奖，那时我很年轻，对奖杯很兴奋，但其实已经发觉到这其中是有问题的，最悲哀的是至今我无能为力，因为我不能否认自己想拍这样的电影，也希望通过奖项获得认可，获得继续拍下去的机会。”
许鞍华说：“过去我很怕自己老境潦倒，我认为的潦倒，并不完全是人们所说的孤独、没有人照顾、经济能力差等等，而是丧失了做喜欢的事情、过自己的生活的权利，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恐怖的。拍完了《桃姐》，我真的泰然了，因为我想明白了，比如金钱、儿女这一类所谓防老的安全措施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即便你有儿女，他们不一定可以照料你，即便你很多钱，确实可以雇最好的护士来照顾你，但到头这还是雇佣关系，那感受未必就比孤老好，所以潦倒不可避免，是种自然，叶枯叶落，那就不需要担心了。”
所以许鞍华说，自己有时甚至是借助摄影机找到直面的勇气，无论《天水围的日与夜》还是《桃姐》，都是直面之后，找到更本质的存在。2008年，许鞍华用区区百万港币拍出《天水围的日与夜》，一对母子构成的单亲家庭里平凡到近乎刻板的日常生活，隔壁独居阿婆的起居琐事，都是她凝神捕捉的对象。三个主人公恰似老、中、青三代港人的缩影，叙事简单至极到日日晚餐的一菜一蛋也反反复复，却时空交错出“天水围”与香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错综联系，流露出强烈的怀旧情绪。
《天水围的日与夜》使港人惊喜，至《桃姐》，如出一辙的写实手法，似曾相识地用旧照片交叠映出的旧时光里的人情冷暖世故家常，交织当下香港人的市井生活。因为读出“难能可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坚守”、“纯粹”之类的词语褒扬许鞍华的作品精神，许鞍华反而愿意简单地把这成功归因为纯粹的熟悉。“不拍戏，我是非常普通的香港市民，过平常不过的市民生活，《天水围的日与夜》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尝试，试着把感情放得更加单纯、专注来面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事物。我想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我发现，这好像真是自己所擅长的，《桃姐》不过就是想继续走走看而已。”
“这就像会有人让我给新入行的导演去谈心得一样，我觉得这比较荒谬，因为我学到的东西，我认为对我有用的东西，和年轻人所认同的世界未必相同。我是个连电脑都不懂得用的人，想问题的方式和现在的年轻人肯定也不一样，我怎么去给他们讲呢。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可以做个好老师，因为我知道自己爱学生肯定没有爱自我多。至今我对自我还有兴趣，那我就拍下去，如果有一天拍不动了，那就逛逛公园，喝喝茶，把日子过下去就是了。” 许鞍华说。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编： 柳星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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