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赛德克-巴莱》：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留学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电影《赛德克·巴莱》剧照
“我把台湾史拍出来不是要刻意丑化日本，也不是要吹捧台湾英雄，我没有指责谁对谁错，我只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东西。”
作者：李东然
“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留学”
“这个案子如果投了3亿(新台币)，收回1亿，其实也是赚了1亿的。因为您知道您是得到了一部3亿的电影，以及1亿的票房，这是一部有价值的电影，不只是钱，而是关于我们的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的定位。花钱做这样一部电影不能求回报，老天给我们1亿就是多赚的！”
乍听上去的疯话，是魏德圣在为《赛德克·巴莱》“找钱”时算给投资人的账。如今回头看，他自己也笑言那是着魔的状态：苦修了十余年的剧本，分镜头剧本画有六七公斤，从只会用火柴棒代表一个小人的绘画水准，到能足以让那些真心好奇这电影的人耐着心看图看明白整部影片；怕机会坐等不来，便自筹了200万台币拍了段5分钟的“试片”，吴宇森的评价是，运镜大气，不输好莱坞。
投资却仍旧未果。迫不得已另写了一部电影——《海角七号》，只是为击碎所有的被质疑，比如说“没有明星，就不会卖钱”、“制作超过2000万台币的案子不会卖钱”、“从头到尾全是台湾本土元素的东西，缺乏国际化特点不会卖钱”等等，较劲似的把那些大家所谓的“不会卖钱”，通通塞到这一个案子里。
众所周知《海角七号》不只赚钱，甚至成就了传奇，至今拍故事的发生地还是台湾最时髦热闹的景点之一。魏德圣跟着电影一夜成名。
魏德圣自己却苦笑说，处处捧奖的日子里，“灵魂和身体是分开的，灵魂待在家里无所事事，身体像给放在工厂的传送带上运往各处，数钱，讲话，数钱，人生只剩这两件事时，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戳破的气球，看起来很大，里面却是空的”。
抓作救命稻草的还是《赛德克·巴莱》的剧本。从夏威夷影展回台湾的第一天，也是《海角七号》票房正式过4亿台币的日子，魏德圣终于觉得是时候了，《赛德克·巴莱》正式启动。第一篇关于这电影的日志里，他写道：“战士应该在战场上留学，猎人应该在猎场里追捕。”
“历史中的人往往是无奈而被动的”
魂牵梦绕了12年的故事，起点是在书局里乱逛时，翻到的一本漫画《雾社事件》。魏德圣觉得自己和书上的故事蛮有缘的：学生时有次和朋友去山上玩，玩到没钱了，就借宿了山上的人家；听过差不多的故事，他清楚地记起山上人家里的老照片，尤其是那些故人的眼神。“最初看那些照片时莫名其妙地抱着好一阵不放手，很入迷，觉得里面有很深很深的往事。”
照片的主人公就是“雾社事件”里起事的赛德克人，漫画即讲述这段1930年日据台湾的原住民抗暴及“出草行动”的历史。雾社是地名，在台中州能高郡雾社(今属南投县仁爱乡)，事件是由于当地赛德克族马赫坡等部落不满总督府的压迫而联合起事，在雾社运动会上杀死134名日本人，随即遭总督府攻讨，原住民牺牲人数近千人。事件的重要人物莫那·鲁道自杀，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余生者被强制迁至川中岛(今清流部落)。这是日据期间最后一次武装抗日行动。
魏德圣最初是被事件本身的跌宕壮烈所感染，觉得它不该是一段躲在角落里的尘封往事。第一稿剧本写了差不多10个月，基于事件本身的丰富，相比情节上的起承转合，他觉得更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切进去的角度，能让大家对所有角色的心理都感同身受，而不是站在哪一边的立场去仇视另一方。”
魏德圣告诉本刊，得来这样的历史叙述态度，是以心胸放开阔为前提的。“最初准备故事时，我花了不少时间在图书馆里，主要围绕同时代山上的警察制度，日据时期整个台湾的社会环境、政治关系、国际形势，甚至原住民彼此间的文化风俗差异。扎扎实实看了几个月，反而在心里留下了更多疑问，尤其是事件的原因和之后的影响，所以又往前推进10年，再10年，甚至30年去了解日本刚进入台湾山区的所有相关政策，乃至日本殖民统治结束时这些人的反应。我很惊讶自己心中情绪的转变，甚至觉得自己真心原谅了一些历史中被负面评价的人。比如说铁木瓦力斯(道泽群总头目，在雾社事件中，被日方控制，后被胁迫组成袭击队，与原住民抗日力量对抗时战死)，我会站在他的立场想很多事情，甚至反思雾社事件本身算不上一场战斗，也是猎人对猎物的屠杀，事件的爆发是源自原住民长久的压抑，爆发的对象不只有警察和军队，更累及了交战双方的妇女和儿童。”
所以，魏德圣笔下的男主角莫那·鲁道并不是好莱坞意义上的“英雄”——无时无刻高呼自由浴血奋战的救世主，动人的反而是他身为一族领袖的忧愁：“死后究竟是进入日本神社，还是祖灵的牧场？”“以夷制夷”政策下服务于殖民统治的赛德克族人花冈兄弟的角色，则是这份认同焦虑的直接释例。花冈一郎选择了用日本武士的自杀方式来维护自己最后的尊严，用的工具却是原住民的弯刀；面对哥哥的道别，弟弟面无表情地说“就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那是惨烈苦痛又交织无边绝望的一幕。
“小英雄”巴万是魏德圣唯一纯粹虚构的角色，也在这近三个小时影片里承担着故事线索的功能，出场便对莫那·鲁道抱怨因为日本老师打人所以不想去上学，起事时，他用削尖的竹竿刺死了自己的老师以及所有的日本同学。他给了自己这么个坚定的行动理由：“谁叫你平时上课老是打我。”魏德圣告诉本刊，这是从历史到电影最大的调整，叙事功能之外，更有与观众一起回到原点来探讨往事的诉求。
因此魏德圣说，自己希望不仅是故事能使观众“进去”，同时也该做到“抽离”，这是身为台湾人拍这段历史的最基本的严肃态度。“如果非要强调作品里的历史观，我个人的立场是，战争的发生并不是基于个人的存在，而是国家本身政治的方向和当权者的贪婪，而作为基础的人总是扮演着无奈的被煽动角色，日本人是被他们的军国主义煽动，族群的壮丁是被族长的祖训煽动参与战斗，确有信仰的成分，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终究是被动的。”
影片片尾郑重地用了极少在电影里出现的编年简史式的字幕，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直到1945日本签订投降协议，因为魏德圣觉得，须尽全力放弃小历史的偏见，用大历史的心胸去追溯从前。
“我觉得台湾当前要做的是跟自己的历史和解，所以把台湾史拍出来不是要刻意丑化日本，也不是要吹捧台湾英雄，我没有指责谁对谁错，我只是告诉你，这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东西。过去的日本做过这些事情，现在的日本不知道悔改，是这个政府的问题，但我们不能因为他不认就不原谅自己，这逻辑不对。至今我们距离那段历史已经至少间隔了三代人的距离，而我们面对曾经的态度也不只是可以一刀两断的仇恨那么简单，那么我想是时候放下沉重的包袱，从历史中重新出发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今后。”他说。
“钱该为电影服务”
魏德圣大学阶段念的是电机专业，至今耿耿于怀中学毕业考后这完全懵懂的选择，竟使自己一晃过了漫无目标的5年，自嘲为“拍电影以外，无时无刻的问题逃避者”，直到兵役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把“今后”放在心上，但一时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唯一清楚的是自己不想生活在流水线旁。
这无疑会引起精神上的焦虑。兵役期间的同僚里有一个学电影的同学，他就带神经紧张的魏德圣去录像厅看电影，当天放的是《美国往事》，当时台湾的影碟放映是把一个人关在一间漆黑的小屋子里，一副耳机，一杯茶，两个半小时，那是魏德圣第一次一个人静默地看完一部完整的电影。
“真的产生变化了，我真的觉得，原来这就是电影！后来屏幕都花白了，我还坐在那里，完全是被吸引住了，很莫名其妙地就说，好，我以后就要做这个，然后就一直留在台北。”
一开始没有门路，履历寄了又寄，日子孤孤单单，也开始努力恶补电影功课，比如定下许多经典名片的拉片计划。“每一部我都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找到，但当我好不容易找到买到借到的时候，却要花三四次时间才能看完，不是睡意难耐，就是看着看着就想起来各种有的没有的便去做了。开始我只是自责，但自责久了便疑问，为什么要看这种所谓经典片，它可能当时的确是经典，但是它现在还是经典吗？所以我还是慢慢离开那个领域了。好在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美学的包袱，好莱坞和小津于我没有绝对的高下，这态度确也贯彻到自己拍片上。”
魏德圣正式入行拍片在1994年，那其实已经是台湾电影下坡的时候，工作机会有限便容不得过分的挑剔。他跟过一个三级片的场记，又去做些很粗糙的电视剧，初出茅庐便开始想不明白：“这个行业为什么要么是些自甘堕落的人，要么是跟流氓一样的人？只好日日是混黑帮的心情出工。”
直到与杨德昌工作，用魏德圣自己的话，才终于见到一股清流。《麻将》是魏德圣作为“副导”从头跟到尾的作品，最初杨德昌只有一个想法，要拍一部“又小又猛”的片子。回忆起那段经历，魏德圣用“最美好的时代”形容，剧组里很多是和他一样渴望学习的年轻人，于是彼此间没有猜忌只有激励，薪水虽低，但没人是抱着要赚钱来的，比金钱更渴求的倒是实现理想的价值。
《麻将》完成很久，杨德昌还是没有把最后一个月的薪水付清，只好对魏德圣说，抱歉付不起你工资了，你把拍片用过的这辆货车开走吧，当成你自己的。他就真的过户给了魏德圣。不过后来，魏德圣还是把车物归原主，因为对他的生活而言，小货车只是增加了被朋友们喊去帮忙搬家或者处理家事的频率，反而是清静不再。他对杨德昌说，自己收获的远过一辆车的承载。
“杨导的工作组是很奇特的，制作组都是没什么经验的人，甚至一半以上都是第一次拍片，可是技术组却都是国际级的。当我们和他们合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力量，我们知道自己能力不足，但是会想办法让自己做到更好。他让我见识了真正的电影是如何拍成的，如何达成你自己的目标，如何因为表达的愿望而做导演，而不是为了做一名导演而做导演。”
最深刻影响到魏德圣的莫过于杨德昌在艺术和金钱之间的态度——钱是为电影服务的。因此，他将《海角七号》所收获的1.5亿台币奖励金，毫不犹豫地全部投入《赛德克·巴莱》。“取之于电影便要用之于电影。”当然相对于这个膨胀了十几年的梦想，魏德圣所有的全部也不足预算的一半，还要面对分期到账的问题。“但只要有一丝接近梦想的希望，就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总共耗资6亿新台币的《赛德克·巴莱》，便是最大限度地动用了这种冒险精神的结果。如今看来，良好的票房成绩，再次收获的奖励金，已经在海外发行结束前保本了，何况还有最佳影片在内的三座“金马”收入囊中。该是皆大欢喜的时候，魏德圣却觉得须及时检讨自己的错误。
《赛德克·巴莱》足足拍了10个月，而事实上从开拍的一个半月开始，魏德圣说他便认清了事实，题材“非合拍”，“不商业”，制作却“狮子大开口”，这样的电影是不会有人投资的。于是借钱拍片成了唯一的选择，眼看剧组薪水拖一个月只发得出半个月，也要无以为继，作为导演的他常常要在剧组收工的时候，来回4小时车程赶回台北应酬交际任何可能借钱给他的人，回来眯一两个钟头便要再去开工。
整个人处在疲惫崩溃边缘时，魏德圣反而发觉那个曾经因为拍片欠别人100万台币就忧心忡忡的自己完全不见了。“欠100万忧心，因为关系市井小民的生活，欠几个亿倒心安了，数字太大了反而虚无掉，反正就是数字，几个亿说出去倒更像回事，简直是大企业家了。”
所有人都觉得魏德圣疯了。“不怕是假话，至今后怕才是真的，我常回头看才觉得真是在走险路，就像晚上走在悬崖边，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天亮看清路了，发现昨天走过的地方已经垮下去了。在整个拍片过程中我是不懂得沮丧、害怕、抱怨的，因为那时候就像是晚上走路看不清，只知道不往前走不行。最初是太过浪漫地自以为钱会进来，可是当确定没有钱时债已经欠上了，我唯一能赢得本钱的就是把它拍完，把它拍好。《海角七号》之前大家都不认识我，还可以逃命，这之后再往哪儿逃都会被抓出来，何况那么多人在现场没有领到薪水，我哪里也逃不了。”他说。
风平浪静后，魏德圣坦言这般以命相搏的游戏，仅此足矣。毋论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从容和专注，走到今日，复兴大旗早被插在头上，他反而不似别人壮志满怀。“想想看自己还是手工的路子撑到今天，虽然在《赛德克·巴莱》里我证明了好莱坞的很多东西我们确实也可以完成，但这只是特例，这样的狼狈也不该成为常态。因此又回到所谓工业化的问题，老实讲我仍是一筹莫展，因为我没有被工业化过，并且在台湾不像大陆，有电影学院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导演、制作、行销，慢慢建立工业的基础，台湾的状况是每一个学电影的人都想当导演，都在讲创作，这绝对不是电影工业建立的基础。当然也有好的方面，比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开始想办法，比如与大陆谋求合作，在更大的华语电影范围内，积极为目标达成拓宽道路，这当然是最实际可行的希望所在。”魏德圣说。
(实习生朱婵媛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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