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张杨王小帅 年过四十的反思与怀旧(2)
“我们是挺严肃的导演 干不出偷梁换柱的事”
在影片正式公映之前，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王小帅和张杨去做。拍摄新浪娱乐《新 青年》那天，王小帅刚从一个电视节目录制现场马不停蹄赶来，张杨下了飞机就开始一家挨一家做访问，中途有十分钟的间隙，工作人员说，张导在会议室睡着了。
他们都认同，导演希望用作品说话，不愿意出去吆喝。“但说实话，在这个时代里你要不去吆喝，就真不知道怎么让观众注意到还有这么一部电影。”张杨说。
两部电影的团队也都面临着如何最大限度的扩散影片卖点、吸引观众进影院的难题。是否要更换片名，成了第一个摆在导演面前的选择。前段时间微博曾流传一段周立波(微博)与王小帅围绕《我十一》片名发生争执的视频，视频中两人都喝的有点高，周立波指着王小帅说：“你这片子好，可你片名太丑，你的11岁关我屁事，谁会被这片名吸引进影院啊？”
这个话题太多人跟王小帅讨论过，包括负责《我十一》的发行公司。王小帅倒是很淡定：“大家可以讨论嘛，要给我换一个什么片名呢？”于是一些带有噱头性甚至耸人听闻的片名送到了他手上，“随便想就知道啦，什么《那些年，我们都是十一岁》。”张杨的《飞越老人院》同样面临周遭人纷纷建议改片名的困惑。“好多人出主意，主体观众都是80后、90后，‘老人院’这仨字一出来，谁看？”
两位导演坚持不换。王小帅认为“我十一”这三个字不仅最贴合影片主旨，同时也具备怀旧气息和共鸣性。“这是王小帅的十一岁，你的呢？”他认为，不管是几零后，都有自己的十一岁，那一年发生过什么，幸福的还是痛苦的，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弥足珍贵。“社会发展太快了，我们都想要慢下来，梳理过往，找回消失的情怀。”甚至父母都可以带着自己十一岁的孩子去电影院看，“你现在都有IPAD了，你看爸爸小时候什么都没有，不照样挺快乐？”另一边厢，张杨也跟宣传团队聊，电影说的就是老人的故事，不提“老人院”，还能叫什么？而且片名实实在在的，将来宣传的时候他也能理直气壮挺起腰板去吆喝。“你编了别的名字，观众买票进去发现不符，这不是骗人吗？”
以票房论英雄的市场环境，渐渐促使导演完成从单纯创作者到宣发工作者身份和意识的双重转变。张杨认为，像他们这种不以商业考量为创作出发点的导演，工作范畴其实已经涵盖了制片人。除了最大程度配合媒体采访、影片宣传之外，还需亲力亲为，出主意想对策。王小帅打了个比方，大家都在做月饼，你得包的漂亮，才有人愿意看上几眼。“肯定得包点什么，不能裸着就交出去了。”
以往作品的宣传推广经历也给了他们不少经验和提醒。2005年5月电影《青红》在戛纳拿下评委会大奖，使得发行方临时决定趁热打铁，将原本定下的八九月份全国上映的档期提前至6月初。没有密集成系统的宣传，借着戛纳的余温，最终《青红》全国票房为三百万。
“《青红》当年趁热就上，并没有一个缓冲时间。所以这次我想慢慢去推动《我十一》的宣传。”王小帅将这种方式称之为“慢发酵”，相比其他影片商业化的、硬性的广告投入，《我十一》相对迂回和慢热，通过媒体的持续关注、导演的配合宣传，令影片的信息渐渐被观众所熟知，而后在影院摆放展架，投放片花、视频等物料，让走进影院的观众能直接接触到影片资料，并最终萌发观影兴趣。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坚持“返璞归真的包装”，意即卖诚恳、卖真情，不卖噱头、不卖明星。张杨拿《飞越老人院》举例，“特简单，咱说的就是老人的事儿，关键就在于能不能说到观众心里去。绯闻丑闻什么的咱都没有，我就跟你谈真情。情感你需要不需要？”张杨说，别小瞧了观众，另类的宣传模式他们其实见多了，这种踏踏实实的没准很受用。以前也有团队提出要炒绯闻博关注度，都被张杨拒绝了。他自认为是很严肃的导演，一旦进入需要炒作才能够抬高作品市场位置的领域，便也同时贬低了作为创作者的价值。“别偷梁换柱，没必要，我会觉得特别害臊。反正我干不出来这事儿。”
张杨：我们能跟好莱坞碰撞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导演的这种原创
王小帅希望以后看自己影片的观众不用那么辛苦，什么时候想看就能有排片“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越往后越珍贵”
在张杨王小帅看来，如今主流商业市场的评价体系中，票房成为衡量导演是否成功的最大标准。“你先卖两三个亿出来，变成牛×导演，回过头来再去拍你想拍的东西。可见如今的市场对于牛×导演的定义，是能卖两三个亿。”张杨说。
事实上他们也曾经太多次遇到市场的诱惑，也有投资人拿着大把资金过来找他们拍片，但“一个导演如果真的想要朝市场靠拢，去拍摄商业上很成功的影片，一定不会选择《飞越老人院》和《我十一》这样的题材。”(张杨语)
细数两人的创作历程，从旧作到新片，创作路数和作品风格似乎并没有受到环境影响而发生过任何改变。王小帅举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例子：儿孙们都建议他也拍点商业大片赚赚票房，黑泽明也挺挠头的，“他说我一辈子做自己爱做的事情，那些我不喜欢的，真的是无能为力。”
张杨也一直在关注现实、通过影像反映当代社会。他自觉规避了很多古装戏、年代戏以及所谓大片的拍摄。“我希望我的电影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现实的题材你说能需要多少钱呢，除了现在演员贵一点，其余花不了多少。这样我们对票房的压力也不大。”
在更多“虚幻的、风花雪月的、假象化的题材”盛行的当下，记录时代、碰触现实的尝试则越来越少，而在两位导演看来，这恰恰是社会不断快速向前发展最需要也最应该留下的东西。“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再回头看当年的影像，会发现过去的时代怎么那么空洞，没有人能够再清晰表达对当时的认知了，影像里全是建造出来的空中楼阁。”张杨说，这类影片导演的原创性非常强，而并不是沿着商业轨迹复制模仿，“我们要跟好莱坞电影去碰撞的那股能量，恰恰来自于这种原创，它可能更本土，更中国，更老百姓，这种电影美国人拍不了。”他的这种观点也得到王小帅的极大认可：“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可能越往后越珍贵，就像流传下来的老照片、旧视频一样。”
所以那些外界看来创作文艺片的艰难、商业市场上的不认可带来的郁闷，都无法阻止他们生活中的幸福指数蹭蹭走高。“我们活的可不差，平时喝喝红酒聊聊天，想拍什么就拍什么。去海外电影节都是人家出钱，我们全世界都能去转，还可以跟懂电影的人沟通，回来我们再努力的吆喝，培养培养国内的观众，为我们的市场出点力，挺幸福的。”王小帅说。
据他透露，《我十一》目前在北美和加拿大已全部卖出，德国、土耳其、比利时、澳大利亚也将持续卖出，未来还将有电视台版权以及网络版权收入，以他目前的投资成本来讲，票房回收没有任何压力，“稳赚不赔”。而在国内的卖力吆喝，一方面自然是希望能寻求到更多观众支持影片，另一方面则是在努力开拓“一个应有的更加多元和丰富的电影市场”，向更多人证明这条路走得通，也为更多年轻导演指明方向，并不是有多么担忧国内票房。
但与此同时，部分现状仍让导演们感到无奈。一方面是老生常谈的审查制度令创作像戴着镣铐跳舞，“好莱坞的商业主流电影模式永远是个人英雄主义，小人物战胜大人物，弱势群体战胜强权制度，但是我们没法这么拍，你想让小人物这么干，那警察干吗去了？”王小帅说。另一方面，商业市场的不给力毕竟是现实。王小帅的电影排片情况时常是奔两头，早上9：30一场，晚上11:30一场，有时候有观众跟他讲“我刚看了9点半那场你的电影”，王小帅都要感动的哭出来了，这意味着观众需要七点钟起床赶到影院，这种观影感受跟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大片，还能嚼着爆米花是完全不一样的。“即便我的片子只有200万票房，但那是一个一个响当当实实在在的观众凑起来的！”王小帅说，多希望影院能多排两场，让观众在下午或者黄金时间也能看上自己的电影，也享受一把。“别那么辛苦，我觉得自己特对不起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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