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多部电影北京展映 纪录片寻找台湾生命力
张钊维
“台湾生命力——台湾本土纪录片观摩季”活动海报
台湾生命力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17名老人平均81岁，却仍保有18岁的梦想，他们如何带着各自被病痛滋扰的身体与跃跃欲试的心，用摩托车完成一次环台旅行？昨日，随着这部台湾纪录片《不老骑士》的播放，“台湾生命力——台湾本土纪录片观摩季”在北京启幕。
上世纪90年代初有部台湾纪录长片名为《寻找台湾生命力》，本次活动就以“台湾生命力”为题，将放映含《寻找台湾生命力》在内的13部台湾纪录片，著名台湾纪录片导演张钊维为本次活动担任顾问。
“台湾生命力——台湾本土纪录片观摩季”是目前国内上片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台湾纪录片观摩活动，将持续至6月9日，展映13部纪录片和12部台湾电影。
与台湾电影一样，台湾纪录片保持细腻切近又见微知著的风格，通过台湾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图景，反映台湾多元的社会面向。
本次观摩分为4个单元，分别以“生命—台湾”、“环境边陲”、“狂飙的世代”、“裂痕与弥合”为主题。
台湾纪录片导演张钊维为片单提供建议。其中4集纪录长片《寻找台湾生命力》为观摩重点，该片每集60分钟，聚焦社会变革中的台湾与台湾民众。因其激烈的批判态度，当时引起台湾社会的巨大争议。
“生命—台湾”单元除了《寻找台湾生命力》，还有《翻滚吧，男孩》与《不老骑士》这样的带有更熟悉的、关注普通人的台湾片气息；“环境边陲”单元关注边缘族群面对商业社会步步紧逼的冲撞；“狂飙的世代”着眼历史，以4部影片记录台湾上世纪50年代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而“裂痕与弥合”聚焦“九·二一”大地震后，台湾社会面对灾难的反应与思考。昨日，早报记者专访了本次活动顾问张钊维。
台湾文化擅长“短跑”
张钊维：前两天好奇看了，因为《太平洋的风》是胡德夫(微博)的歌，但我好奇他文章里并没有提到那首歌。
东方早报：他对台湾的感受跟你类似吗？
张钊维：其实很多大陆朋友、媒体去台湾回来，感觉跟韩寒都差不多。台湾有好有坏，韩寒感受到好的一面，或者是他口不出恶言。但在台湾的生活里，跟这边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感觉生活里有仪式性的存在，仪式性并不是说依附某种宗教，而是在日常生活里。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胡德夫跟我说过，他的少数民族部落里面的事。国民党军队刚到他们部落来的时候，部落里的人问军队：吃过没有，来吃饭吗？他们知道军队，日本人原来来过，现在又来了国民党，但那种问话就是非常天真的、本质性的反应。大陆乡间，也有类似情况，只是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保留下来越来越少。
东方早报：你来自台湾，如何看待大陆观光客的眼光与反应？
张钊维：这是帮助我自己去反省、审视的。其实台湾人对台湾社会有很多批评、不能忍受的地方。我有一个朋友，是我的师长辈，剑桥博士，台湾清华大学机械系的教授，但原来给我上的课是古希腊哲学跟现代物理学关系，可见知识渊博。但他写博客说没法再招学生，因为没有学生愿意跟他念书，觉得他太严格。他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按照学术研究的正常要求去要求学生。我的好多朋友都在大学，一致的看法是，大陆生比台湾学生用功、深刻，懂得问问题，写的报告，打分最高的都是大陆生。当然大陆生可以到台湾，必然是经过千锤百炼，也比较珍惜机会、刻苦努力。但也反映出台湾年轻人的倾向：可以在很细致的地方做得很好，生活层面做得很好，但对于更深刻、宏观的追求不如以前。
我说过台湾文化是浅碟子文化，流传到大陆的，也是广告、歌曲、四格漫画之类。台湾非常擅长这类东西。但是长的东西台湾不擅长，这两年开始有一些长的出来，像《赛德克巴莱(微博)》，但很长时间都没有。我比作文化的长跑跟短跑，台湾擅长短跑，这就是台湾的特点，这个部分其实不晓得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因为这是转机也是危机。不知道龙应台主管台湾文化后会有怎样的想法。
东方早报：现在有种论调，经常拿大陆与台湾作对比。
张钊维：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共通的，我一直觉得我的成长环境跟大陆1980年代后很像，比如，都在某一种电子科技的环境下成长，我们那时候是电视，现在是网络。经济成长股市、房产、环境问题上也有相似性，文化上也都承接一定的发展基础，你们有北岛、阿城、第五代，我们那时候是侯孝贤新浪潮。但不一样的是，大陆的体量太大，不知道它的经济、人口流动会持续扩张到什么时候。而且，台湾一直注重知识分子和基层民众的结合，虽然有冲突、磨合，但始终没有剪断，但大陆似乎不是。所以我觉得现象上相似，但深层可能还是不同。
来自台湾，大于台湾
东方早报：那你来大陆是为了寻找文化上的另一种可能？
张钊维：是。我拍的纪录片重历史，会硬一点，这类纪录片其实需要比较大的社会环境的支持，因为通常是精英阶层、知识分子愿意看。这像是金字塔顶端，如果底部不够宽，顶部就不够大，支持的就会少。我一直思考，如何让基数变大。
东方早报：你的纪录片其实视角蛮多元，这是否可看作是一个台湾视角？
张钊维：我最近的思考有个新的认识，就是我来自台湾，但大于台湾。我希望台湾年轻人有这样的思考，而不是来自台湾，等于台湾，等于就把可能性绑死了，也就出现上面说的思考不够深，看得不够多。
但是“来自台湾”也很重要。我是上世纪60年代生人，所经历过的台湾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过程，也受到1970年代前辈的影响，带给我很多不同思考的角度，因为看到很多的变迁，正发生的变化，很多原本不注意不在意的东西10年、20年之后回头看，以前认为是陈词滥调、教条口号，今天看起来，真的蛮有智慧。比如上面说的，台湾文化保留了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华文化先另说，但1950年代有台湾社会学者写文章，说台湾是中国文化的实验室，里面的观点几乎就是现在观光客、媒体说的，只是用了学术化的语言。可我1980年代看的时候，觉得老掉牙，没有读出味道。当然，这只是台湾的一个阶段，并不是永远这样，但给我一种历史透视：当一群人有这样的感觉、反应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只有此时此刻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也发生过。这样对历史、空间、不同价值观的比较，对“我来自台湾，大于台湾”观点的形成是很重要的训练，直到我今天在这里工作，处理中国近代史题材也是这样的工作。
以台湾视角 看台湾四五百年
东方早报：《寻找台湾生命力》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是怎样的？
张钊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也就是台湾出生在1940末到上世纪50年代的人，比如政界的陈水扁、马英九，电影(界)的吴念真、侯孝贤，文学(界)的陈映真，音乐(界)的胡德夫、李双泽等，这群人在上世纪70年代基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一套青年文化，到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国民党原有政策跟青年文化之间的冲突愈加尖锐，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而当时台湾社会股市狂飙，房价猛涨，街头出现各种维权活动，人们内心不安，所以要“寻找台湾生命力”，要重新认识台湾。以前，国民党对历史的定义，有故意忽略、遮蔽的地方，当时是要建立台湾视角的史观，这部纪录片就是试图在影视上以这种角度看待台湾四五百年的发展。当然，到了现在的时间点，我们应该重新再反思这一史观。
东方早报：你在上世纪80年代就组织了台湾研究社，很早就有了研究自觉。
张钊维：国民党对台湾本土资源的整理、投入很少，我们建立了一个学生社团，从台湾角度重新理解历史，做一些演讲、读书会之类的活动。台湾清华大学是在新竹，后面是一片山区，我读研究所的时候，发现那片山区埋着1896年日本侵占时，新竹抗日死去的那些人，就葬在梅贻琦(1931年起清华大学校长)的旁边。
东方早报：你还关注了“保钓运动”，《向右走，向左走》就是这样产生的？
张钊维：我跟(保钓运动)其中一部分人早就认识，后来说要拍反映学生的纪录片，我接了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两集，后者也就是“保钓”。这个纪录片系列由不同导演分工，每个人的观点也可能不一样。我对保钓知道一点，但细节不多。当时台湾到美国留学比例非常高，台大一个班50人的话，可能有48个都去美国。当时台湾留学生到了美国之后，有一个趋势，大概1/3的人会左转，成为左翼，而1/3的人也改变态度变得中立，这个比例是惊人的。当然，虽然这比例这么高，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有些东西，是后来从张系国的小说《昨日之怒》里读到的。那群年轻人的故事里有许多传奇，影响一代知识分子。
东方早报：有哪些传奇？
张钊维：太多了。我采访一个国民党权贵子弟，她应该是“蓝二代”，现在是纽约下城区一个退休老师。我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大概能想象年轻时有多美，她当时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留学生，发生左转，觉得念大学是小资产阶级，应该去深入农村，但是美国哪有农村，她就辍学，自己在大学门口卖包子。
纪录片的主述者，是个普通的宜兰到芝加哥大学留学的学生，他当时特别有毅力，自己办一个《科学月刊》，坐着灰狗巴士全美国走，向台湾留学生约稿，还约了李政道、杨振宁，美国编辑、台湾印刷，一期都没有停过。“保钓”开始，他因为约稿，本身相当于有一个通讯网，因此一直处于“保钓”的风口浪尖。当时临近毕业，他有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劝他该收手回国了，他不肯，结果被吊销毕业证明，断了生活来源。然后PC刚刚出现，他就开了个修电脑的铺子，像现在的中关村一样，生活下来，1988年才回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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