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登上《华语电影市场》封面

　　在刚刚过去的一月底、姜文五十一岁诞辰之后的第三个星期，由他执导、主演的电影《一步之遥》在经历了数版剧本、档期更替和一场大火之后，于北京怀柔的中影基地正式杀青。至此，姜文作为导演已拍摄了五部电影长片，从1995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14，整整两个十年。

　　和众多粉丝所抱怨的不同，姜文并非一个低产的导演。抛开有关部门取走的五年不计，姜文平均三年拍摄一部电影。相比于昆汀，王家卫、马里克等同样存在Cult Following的导演，这个成绩算得上出众。当然姜文自己并不喜欢被人拿来比较，即便是与影评人口中的“大师”、“鬼才”之流比肩，也不能在任何程度上表达或代替他对电影本身的执拗。导演姜文不喜欢致敬；相应地，他也不需要被人致敬。对姜文而言，一个好的故事，自己会说话。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听姜文说话了。

　　若单纯从旁观者的角度评判，我们也许会说2010年《让子弹飞》对于姜文的意义与2009年《无耻混蛋》对于昆汀的意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在口碑与票房双双欠奉的《磨坊——死亡证据》之下，曾一度被影评人和粉丝叹为江郎才尽。然而在09年《无耻混蛋》席卷同期R级片票房、斩获奥斯卡最佳男配，昆汀获编剧、导演双料提名之后，邪典之王用结果提醒世界：《落水狗》和《低俗小说》绝非偶然。可以说，《无耻混蛋》是昆汀作为导演、编剧找到自身节奏的标志——三年之后换汤不换药，但依旧高歌猛进的《被解放的姜戈》即为铁证。唯一不同的是，2012年昆汀自己也捧起了小金人。

　　那么《让子弹飞》是否像旁观者评价的那样，代表姜文在市场需求和艺术表达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呢？《一步之遥》会不会是另一部《让子弹飞》？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姜文是否会保持这种节奏？

　　从客观层面上来说，《子弹》的火爆让本不认识姜文的少数人终于认识了他，也让认识他但并不熟悉他的多数人重新认识了他。2010年冬天，孩子们记住了麻匪，少年人记住了师爷，父母们忆起了马小军。曾几何时那个“有识之士”的姜文，已在票房数据的传记里变成了“人民”的姜文。换言之，《子弹》丰富的故事内容加上循序渐进的思想层次，使得不同需求的观众得以择其善者而从之。

　　对于姜文的后方阵地来说，《子弹》是中国电影市场送来的一封情书。在此之前，与“文艺”沾边的电影均呈式微之势，屡屡在与同档期海外电影和国产大片的竞争但中一败涂地。而《子弹》这种要阳春白雪有之、要下里巴人有之的叙事方式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虽然在姜文之外还有谁能把“糙”和“细”结合得如此自然尚未可知，但至少中国的电影市场又多了一个面，多了一次让影评人、观众和投资人同时满意的先例。在中国，一个好的先例包含着无穷的可能性。

　　至于姜文自己是否有此考虑，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很难想象，姜文会在创作过程中询问身边之人：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镜头，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个演员，观众会不会理解这段对白？换言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问出这些问题的导演，能拍出《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并不是说《让子弹飞》是一部完美无缺的影片。事实上，有些桥段也许考验了观众的耐心，有些台词也许刻意晦涩，有些人物也许略显突兀，有些剪辑也许过于碎片；然而正是这些传统视觉中的“瑕疵”，告诉我们姜文的思考方式还在他的影片里贯穿始终，并未做出适应多数人的改变。同时也正是多数人眼中的“瑕疵”，保证了少数人从1995年到2014年的从一而终。纯粹功利地来看，如今的姜文凝聚着门道、热闹和票房，诠释了独具个人特色的一种“主流”。而这种“主流”，与惯常被人贴上“主流”标签的一丛电影不同。后者往往是昙花一现，姜文的主流则有惊人的寿命。

　　这种“长寿的主流”，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

　　我们知道，当好莱坞几大电影公司制作商业片的时候，前期所做的准备工作与开一家全新的公司无异。和中国电影主要依靠票房作为回报的现状不同，好莱坞电影在院线之外的DVD、在线点播、收藏品、周边、空中影院等渠道都存在非常完善的敛财方式，而当这些渠道的预期总收入超过制作成本一定额度之后，拍摄才得以进行。这种近乎手术式的工业化程序使得票房明面亏损1.7亿美元的迪士尼影片“John Carter”也没有对母公司造成过于严重的打击。可在中国，一个三步一地摊、一街一碟店的世界里，摆在台面上的票房就是电影回报的主心骨，是绝大多数投资者所考虑的起点和终点。在我们讨论中国电影“成功”与否的时候，我们往往在讨论票房。这并非个人喜好所能改变的视角，而是单纯的事实。

　　然而放眼中国的票房现状，似乎与姜文的“主流”风马牛不相及。根据近几次中国节假日的票房情况推断，似乎档期合适、宣传有力、阵容响亮的国产影片一律会大卖，无关质量，也无关竞争。有少数存在号召力的导演或演员压轴似乎就已足够了，并不需要电影本身给出什么特别的、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中国拍摄电影也许不需要太复杂的想法，只要投其所好，便可坐收渔利。

　　这种思路的另一个名字，是“坐吃山空”。换言之，它无法持续发展。

　　我们知道，一部口碑糟糕而票房可人的影片往往能获得一次出人意表的胜利，但与该片相关的主演、导演、编剧和投资方都会被观众牢牢记住，接着在更好的、更讨巧的替代品出现之后，被观众牢牢遗忘。正所谓“烂片唯一的敌人是其他烂片”，守株待兔得来的美餐，绝非不散的宴席。电影人和观众的关系与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无相似之处：过度开垦某一种“资源”便一定会导致环境失衡。正如抗日剧、古装剧在国内电影市场的一蹶不振所喻示的那般，纵中国十余亿人，也是有“饱和”这一说的。

　　因此姜文“长寿主流”的意义，在于他和观众之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来看我的电影保证过瘾——部部如此，矢志不渝。而这个保证，绝不是谁人都可以做到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部电影所最惧怕的并非糟糕的剧本、俗套的台词或是软弱的表演，而是“露怯”。所谓露怯，便是让观众一眼能看出制片方在第几分钟的第几秒用完了预算，或失去了对制作本身的掌控能力。这是一部电影的致命伤，不仅无法掩饰，而且欲盖弥彰。我们知道电影往往不是按照顺场景拍摄的，而预算紧张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任何时刻，无论是前戏、高潮还是后戏，总会给观众嘴里留下一股异味，让瘾无从过起。譬如日前引进国内的政治灾难片《惊天危机》，影片结尾白宫坪前的一幕便露足了马脚，从纹丝不敢移动的两个特写镜头到背景当中稀疏的人群，相比于之前枪炮齐鸣的霸道，实在是后继无力、令人心酸。近期上映的国产奇幻、玄幻类型电影，也无不存在同样的问题。

　　反观姜文，无论是家徒四壁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财大气粗的《让子弹飞》，导演都为观众展现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观；其中镜头、服装，和整体制作水准都像是一个罹患强迫症之人所创造出来的产物，誓要将观影之人移植到另一个时空当中。这并不是，或不全是“尊重观众”这么简单的动机所导致的结果。导演姜文，和围绕在他身边的团队一样，往往对质量有着非人类的要求。这意味着漫长的拍摄时间，昂贵的制作经费和少量的睡眠，也往往意味着事先商量好的剧本、桥段、效果甚至故事本身都有可能推翻重来。与此同时，这些风险的回报往往也高得离谱——即所有电影人的梦想：口碑与票房的双赢。不难想象，姜文和他背后的人都存在少许赌博的心理——要么全收，要么回家。但值得欣慰的是，《让子弹飞》赢下了一把空前好局，让姜文与他的支持者们都拥有了更多的资本继续这场游戏。无论他们输赢与否，最后胜利的一定是嗷嗷待哺、渴求更高观影体验的中国观众。

　　除去运营，影响中国电影的自然还有审查制度。不能彻底的人物，隔靴搔痒的对话，指桑骂槐的剧情…在用心的观众眼中，这些修改和妥协会严重影响看片的心情，而对于看重独立创作的姜文而言，也无疑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有趣的是，《让子弹飞》在大众眼里是一部政治寓意十分浓厚的电影。且不论创作团队本身是否将政治问题纳入了考虑，我们在电影观众的耳语之中总能听到激动的疑问：这也能拍？这也能上？诸如此类的口口相传无疑是票房良药。

　　那么既撩拨了观众心弦，又避开了审查耳目的电影，到底是如何诞生的？

　　让我们暂且回到二十世纪末，回顾《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这两部国际认可的姜文经典。我们要看的是它们所处的时代：前者立足“文革”期间，后者置身抗日岁月。其中《阳光》独特的视角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鬼子》则正面碰撞了当代中国的政治正确。前者拿下了票房纪录，后者付出了代价。再看姜文最“不成功”的《太阳照常升起》，虽然选择了和《阳光》相仿的年代，却似乎与观众渐行渐远。

　　我们不必讨论姜文在选择故事的时候是否考虑了有关部门的态度，这是一个没有答案，更没有意义的问题。当一个年代需要电影人考虑“我能否这么拍”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大部分魅力——并非所有敏感年代都能找到《阳光》这样独特的视角；事实上，讲述一个时代的故事而又刻意避开时代本身并不像“带着镣铐跳舞”所说的那样浪漫，实际情况往往更接近“跳着舞，心中有镣铐”。姜文所需要的也许并非更加宽松的审核，而是一个拥有更大空间的时间。

　　由此观之，“民国”似乎是姜文未来的缪斯。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民国可谓一个极度取巧的历史节点——这里还不是中国，但里面的人是中国人。民国的中国人可以拥有时代的弱点和伟大，也可以拥有民族的高尚和龌龊，官可狡、民可诈，土匪可英雄，英雄可堕落。他们还未经历新中国的洗礼，做出何种事也是有情可原的。从审查、取材的综合角度来看，民国无疑是借古喻今的宝地，上不若封建时代遥远，下不似抗日建国紧迫。在这个环境里，姜文可以把脑海中的所有形象释放出来，安插在合适的人身上，心无旁骛地发射黑色幽默，也不必担心误伤到伟光正大者。

　　我们让时间快进，来到2014年。随着新片《一步之遥》的剧情对外层层公开，观众们似已做好迎接另一场“民国盛宴”的准备。在此之前，因为主演阵容的缘故，仍有很多人期待着“张麻子”和“师爷”重返大银幕，继续《子弹》当中的恩怨。不过这次的故事移至了上海，人物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变的似乎只有时代背景与黑色幽默。但这已足够了。人们喜欢旗袍、马车包裹下的祸心和性感，喜欢枪炮声里黑白混淆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敢做敢言、敢拼敢闯，但又不必担心说错话，或闯出乱子——毕竟，观众席下的我们已在百年后见证了他们生活的结果，是非对错，早有定夺。

　　如此看来，“主流”的姜文似乎已立于不败之地。眼下有盛传的“民国三部曲”可以展望，未来有更多的题材可以涉猎。随着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影院扩张和海外市场对中国影片的愈发重视，姜文面前是一段蒸蒸日上的王朝。

　　然而王朝终有巅峰，姜文这根中流砥柱也承受着空前的重量。

　　作为大多数故事的导演、主演、编剧乃至剪辑，姜文决定着所有前期工作的进度和所有拍摄现场的效果。简言之，姜文是不可替代的；曾与他共事的电影人无不深谙此理。这句听上去像是夸奖的话却隐藏了太多问题：当一部电影的所有环节只依靠某一个人才可以发生，而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期许也建立在这一个人的过去之上时，这一个人便永远生活在逆水行舟的世界里。姜文没有“状态起伏”的时间，正如国不可一日无君。无论在外界媒体面前还是在麾下员工身边，姜文必须步伐沉稳，眼神坚毅，肌肉结实。他没有说废话的余裕，也没有自言自语的奢侈，因为他道出的每一个字都决定了面前之人的下一步行动。深知这点的姜文非常看重睡眠与锻炼，但多少睡眠与锻炼都无法改变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限制。在梵蒂冈，统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立于其顶点的历届教皇平均每日要工作十八小时，直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因过劳而逝世、少数人寿终正寝。五十一岁的姜文还年轻，但他面前同样屹立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如何建立能让自己满意的“分权”模式，或者更高效地让灵魂寄宿在更多作品里，也许是姜文需要考虑的几件小事。

　　值得庆幸的是，有姜文走过的这二十年似乎确保了中国电影会发生改变。好电影存在两种，一种让人久久不能离席，一种让人看罢马上离开；前者是多数，它们给人带来了享受；后者是少数——它们让人想拍电影。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姜文的电影属于后者。一个让人想讲故事的故事具有超越讲述者本人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比票房、口碑等死物更能影响人的行为，而姜文所影响的多为不甘寂寞，而又身体力行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对电影抱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和义无反顾的幻想，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会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绊倒、碰壁，但余下的人一定会打破桎梏，开垦荒地。正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姜文并不需要致敬，而欣赏姜文的电影人往往理解这一点：模仿出来的姜文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也无法被模仿。年轻人有充足的时间让姜文的第一个二十年浸泡他们，接着将其遗忘。之后的二十年，姜文和这些由他授之以渔的后生，还会为我们带来惊喜。

　　本文刊登在《华语电影市场》2014年3月刊：香港电影节Filmart 2014特刊上。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本刊负责人授权不得转载或盗用此文。已得到授权的单位或个人在转载时必须注明作者和“文章来源：《华语电影市场》杂志”。否则，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