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山河故人》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张晋[微博]生也是非常有趣的角色，从他最初试图用炸药去解决感情中的三角关系，到他对财富的渴求，甚至漂泊到异乡他收集了满桌子的枪支。这样跌宕巨变甚至是“炸裂”的人生，仿佛也是当下的某个侧面，使人唏嘘。这个人物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贾樟柯：这个人物，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朋友的缩影。比如财富意识的觉醒，我上高中的时候，基本上不怎么好好上课，那时候经商热，所以高中时我已经在倒卖酒了，班里玩得最大的一个同学在倒卖钢材。倒卖也是来自旧体制，比如说我倒卖酒，是因为我妈妈在卖酒的单位，那时候汾酒很难买到，但是我通过我妈妈，我可以囤，当有人说我需要一箱酒，中间倒腾一下，差价就出来了。到了90年代末就更猛烈了，算是最原始的对财富的狂热，我觉得倒不是贪婪，更多是因为贫穷需要解决，然后这个社会突然放开，有了很多机会，然后每个人都想成为枭雄。但是，大家最初开煤矿的时候，一般正经人家是不会去开的，八九十年代很多人开始做煤矿生意，那时候大家却特别看不起这些人，比如说一个教师家庭，靠工资温饱度日，但是一个亲戚要开煤矿，真的会阻拦，因为这个职业是没有道德优越感、没有位置的。所以那个时候去开煤矿，是很悲壮的，甚至是勇敢，优越的是因为可以买车了，另一方面别人看你是“煤黑子”。这个情况到了2008、2009年之后才转过来，这些人的财富太惊人了。张晋生就是来自我对曾经那个时代的回忆，情感的方法很直接，法制也不是相对健全，他体现着那种承受时代转折的人的复杂性。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1999年和一段年轻的三角恋情作为故事的起点？
贾樟柯：这也是很个人的生活经验。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意识到人生的竞争，不是高考，是爱情。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另外一个人也喜欢，生活就开始有竞争了。况且1999年也是我的印象里大家开始有差距的时候了，就像晋生和梁子，一个有桑塔纳，一个还在徘徊，这和我与很多发小在一起长大的感受是一样，那时候有的同学有开公司，有的同学就在村子里种地，有的同学在银行上班，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互相骂，根本不知道10年20年之后大家生活的那种反差。反差到什么程度呢，我有一个发小开煤矿，过去我们一帮同学坐在一起会聊香港，因为看枪战片，结果多年之后他就去那里生活了。拍《天注定》的时候，要找一个私家飞机，拍飞机降落。作为拍摄最方便就是去租，我们就去租海航商务机的服务，但是有一个问题，都有航空公司的Logo，但是我要真正的私家飞机。我就和美术讨论特技怎么把Logo去掉，动态里面Logo怎么去掉还挺麻烦。那个发小在旁边问：“你们说啥。”我说我们拍一个镜头，私人飞机落下。他说有什么问题吗，我说我们商量怎么把Logo去掉。他说：“你用我的，我有三架。”最后拍的时候他的飞机真的从香港飞回来。我觉得这种巨大的反差，可能只有中国这个阶段，就是这样存在的。
三联生活周刊：《珍重》这首歌是怎么放进故事中的？
贾樟柯：这部电影我是先写了初稿，比较封闭式的写作，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家。相对来说写得很快。坐在那里写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还是调动你的想象。因为生活经验是分散的、不清晰的，只有在写的过程中，通过想象，才能组织起来描述。写完之后就是去年戛纳电影节，从戛纳回来我就开始旅行。在山西和陕西长时间游荡，就我和司机两个人，一直在走，一般都是白天走，听歌，到了一个城镇，停下来看这个地方。因为要找1999年的城镇，白天这么看，晚上改剧本，路上激发的想象是特别多的。但当时剧本里还没有这首歌。
一路上我和司机之间有不小的音乐纷争，司机很喜欢听“好声音”，我喜欢听老歌，听叶倩文之类的。最后达成妥协，听一小时他的，听一小时我的。有一天，他问我为什么喜欢叶倩文，都是老歌了，他觉得我有点跟不上时代，他说很多新歌很好听。我说，很多新歌我都听过了，听听就过去了，很多新歌和我的共鸣感不够强烈，叶倩文这个时代的歌和我有共鸣感。我就给他举例，《珍重》有多好听，这首算不上叶倩文代表作的老歌，我真的听了十几年。讲了一通之后，反而我突然也好奇自己为什么会喜欢叶倩文的歌，叶倩文歌里面是情义相连的，不但是有情，而且有义，她说“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你能想到她爱的人，可能在某种危机里面，可能已经分开疏远，但她还有牵挂，还有爱的祝福，还有一种思念。而今天大家都不描述这种牵挂和思念了，或者这种东西变弱了。比如我上中学时喜欢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一放假可能就不见了，待在家里不出来了。一个假期四五十天都是思念，老想在街上碰到她，碰到就很激动，碰不到就很思念。但现在可以打电话，可以视频，即使在美国、在英国，每天都可以视频，这种牵挂思念在人类情感里面变弱了。这种东西在叶倩文的歌里面还是有的，而这个感情也是我心里《山河故人》终究在讲的感情。
三联生活周刊：呈现异乡父子的疏离，很巧妙地用语言为道具，明明是父子关系的两个人却要各自对着谷歌翻译讲话。这是很巧妙的一个局面。
贾樟柯：这也是我一个经验，我很震惊的一个经验。我姐的孩子，他在太原长大，离汾阳有200公里不到，但是说的是太原话。他从小就说普通话，我们在家里都说汾阳话，他都听得懂。有一天我问他：“你会不会说汾阳话？”他说不会说，但听得懂。“那你听得懂为什么不会说呢？”他说听得懂和会说是两回事。我就逼着他说，逼得他都跟我翻脸了。我姐也很生气，觉得我在虐待她儿子。其实我真的很好奇他听得懂到底会不会说，最后的结果是他可以说得很标准。这也是我当时觉得很好玩的一点，人真的能够忘了语言吗？但是看到后面觉得就是选择性遗忘，可能你是觉得那个让你更自信更好，更具有权威感。
我也去和那些从小就出国，在国外长大的孩子聊，这些几乎将英语当母语的孩子，他们的确对长期不使用的汉语充满不确定感。所以我写Dollar这个角色，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角色神秘有趣的是，他究竟有多少记忆，对故土、对妈妈、对山西、对中国究竟有多少记忆。他有可能知道很多，他也有可能真的就只知道只言片语。我就让他偶尔也露一个马脚，比如说一句“能行”，因为他父亲说什么就是很自信，什么都是能行，这是他的口头禅，这是他们的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