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新浪娱乐讯 最近的电影江湖有这样一个传奇，一位出生于1989年的导演，带着一帮亲戚朋友，以2万为启动资金、边拍边凑钱拍成了一部斩获多个电影节奖项的《路边野餐》，惊艳了《电影手册》、《纽约时报》，也收获了在法国、中国台湾的票房口碑双丰收。
7月15日，《路边野餐》在内地院线低调上映，不卑不亢，首日票房达到110万，许多演员、微博大V自发地推荐该片，电影媒体更是难掩兴奋，毫不吝惜地把“天才的光环”、“大师的雏形”这样美好的词汇都赠与了影片的导演毕赣。
《路边野餐》讲的是失意者的故事，却给毕赣带来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毕赣的节奏，他努力配合宣传，之后就会回到贵州继续生活和创作。每一次路演，每一次采访，他礼貌地回答关于42分钟长镜头、凑钱拍电影、艺术片苦况的问题，尽管他已经说了多次。
但他抗拒升华自己的生活，“文艺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私底下我是个爱喝酒、爱炸金花的普通青年。”说完还与工作人员回味起最有“亡命之徒”氛围的那一炸。
而他的小姑父、影片的男主角陈永忠，并没有打算放弃保安工作，也并不打算扭转失意者的形象，毕赣说：“时代对你的定义，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那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生活，保持着我的节奏。”
一
《路边野餐》的成功，让贵州凯里变成了一个诗意的所在。但毕赣说，它其实与其他四线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可能只是多了一点少数民族符号而已。这就如同毕赣在巴黎蒙马特高地看到的纪念品一般：“我发现那些礼品跟凯里苗寨的是一样的，我就觉得特别的恐怖，不一样的是它会标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标志，我们会标个牛角的标志，本质上没有区别。”
在这个公交只有十几路的城市里，毕赣接触艺术的机会并不多，顶多就是练过画画的基本功，但也没有继续下去。但他一直有写作的习惯。
“我写过一个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记，手写的，已经找不到了。2011年以后，开始写剧本，后来发现写剧本也满足不了我，因为我只是写下来而已，就是把所有的工程，把它列出草稿而已，而拍摄、剪辑、建构的时候，我觉得才是最电影的时候，三个时刻重叠起来，才能满足我。”
2011年，毕赣的学生作业《老虎》入围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22岁的他在平均年龄40岁左右的前辈中间，显得格外稚嫩。《老虎》边放时边有人离场，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其中的七八个人都是因为想看看这个导演为什么拍得那么难看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成为了我的影迷，现在《路边野餐》会请他来看”。
不过，当时的毕赣在家人眼中，还是无业游民的状态。大家只知道他出去了，却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从电视编导专业毕业，想办法进入凯里的电视台，然后结婚生子，不是应有的轨迹吗？
2012年，为了给家里人一个交代，毕赣拿着妈妈给的一万块，与好友梁凯在凯里开了一个婚庆工作室，给人拍摄婚礼短片。他们资金有限，将地点选在了很偏僻的地方，工作室很快就倒闭了。这为应付家人而制造的短暂假象，倒是给了毕赣很自由的创作空间——工作量不大，即使有，也多是梁凯自告奋勇承担，所以毕赣可以专心写剧本。
在这一年，毕赣凭借短片《金刚经》捧回香港ifva电影节特别表扬奖。早年，贾樟柯[微博]、彭浩翔[微博]都有短片在这个电影节获奖。24岁前的毕赣很自负，拿回这个奖的他意气风发：“贵州什么时候有导演拿过奖呢？青年导演里面，所有的艺术家加起来，没有几个吧。”
“那时候出去跟人拍婚庆，老板带我出去吃早餐，说‘给他加个蛋，他拍电影拿奖了’，我特别不爽，凭什么我拿奖了，你要给我加个蛋，他把拿奖等同于加个蛋，我想不通。”毕赣抽着烟，一副仍然难以理解的样子。
“人特别喜欢用一些特别简单低级的手法去表现自己特高级。”
“我吃粉是很少加蛋的。”
“但我现在会加的。”一屋子人都笑了。
二
许多年以后，陈永忠回想起14岁第一次入狱的情境时，除了年少轻狂的遗憾外，更多的是内疚。他说，当时七个死刑犯与他住在同一间，但“小时候讨嫌，不懂事还会去欺负人家，后面人家结死刑犯了，我就怕，我怎么还打他，现在他要死了，会不会也把我掐死？”
说起这段往事时，陈永忠仍然以侧面示人，说话的时候直直地看着前方。上一位采访他的是深度报道杂志的记者，“他问了我很多电影的术语，我哪里懂呀”，陈永忠将矿泉水的瓶口挨着嘴边，“本来我普通话也说得不好。”
年轻的时候，陈永忠爱在外面跑，不是打工，也不是文青说的流浪，就只是“无所事事，到处去玩”，经常出去一个月或者一年不回家，“那时候没有什么顾虑，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会像现在这样要前思后想的，才能决定出不出去，以前听说哪里好玩，就走，身上没有钱，都可以去。”
陈永忠说，他“进去”过好多次，“年轻的时候都会犯错，中国的监狱是个大熔炉，进去的时候是一种性格，出来的时候就变了。”
《路边野餐》中，男主人公陈升为义气帮人顶罪，九年后出狱，可母亲、爱人都已去世。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陈升来到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在那里时空变得非线性，他与逝去的爱人重逢，见到了长大的侄子卫卫，过去和未来就这样交织。
陈升这个角色，很大程度上就是陈永忠本人，但在拍摄时，陈永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只是听说，毕赣的老师丁建国给他的电影拿了钱，后来毕赣的妈妈也给了儿子几万块钱。陈永忠觉得，自己的条件并不是很好，那就出力吧：“的确也是没办法，想帮他没有什么地方，只有自己出力吧，我也跟他说过，如果我有钱，我会拿钱给你你去请别人拍，我真的不愿意在镜头前拍。”
开拍的时候，陈永忠还没有上班，补拍开始后，他已经找到了保安的工作，上两天班才能休息一天，所以剧组就等陈永忠的时间。“补拍的时候，我看着特别憔悴，因为早中晚三班倒，看着人精神状态特别不好。”但毕赣告诉他，这个感觉就对了。
同事都不知道，陈永忠拍了电影。早前，陈永忠随剧组去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大家知道他出国了，他就说是有开公司的朋友在那边考察，自己只是陪同过去。出发参加北京首映礼之前，他如常工作、打卡下班。“我跟他们说，我是送我父亲去北京住院的。”陈永忠不打算放弃这份工作，也觉得没有必要告诉同事们。
三
在谈话的泥沼中，求问者总想为回答者的经历找出某种映照在人生上的隐喻。但在毕赣的回应里，他总是反高潮的。
艺术片导演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找钱难和回收难。在毕赣这里，答案变得很简单，老师丁建国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没有其他学生有才能”，说到这里，毕赣还透露，这些话得罪了不少以前认识的人。有人打电话给他，说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说我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他说你怎么不搭理我了，我说我以前搭理过你吗？我在学校看得起你吗？谁都想跟我发生一个恩怨。”
而成本回收，对于毕赣来说更不是问题，《金刚经》成本600块，《路边野餐》成本二十万，“我闭着眼睛就能收回来，全球那么多影展，其他国家各种版权……”谈到为何许多艺术片姿态苦情，毕赣直白地说：“苦情的目的是贪婪。”
今年，导演协会将年度青年导演奖颁给了他，但他本人却没有前去，而是让老师丁建国代为领奖。制片人单佐龙说，毕赣算是爱交朋友的人，但现在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希望躲在贵州好好创作。
对于“天才的光环”、“大师的雏形”等赞美，毕赣也并不在乎：“你被时代定义为什么样子、有没有引导时代、有没有被时代抛弃，对个体来说，特别地不重要，我每天吃什么、去哪儿乘凉才是最真切的，至于《电影手册》、《纽约时报》怎么写我，真的就高兴几分钟，几分钟过后，家里面闹矛盾，我心情又不好了。那些外界的东西，没有让我变得纯粹，反而是那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生活，保持着我的节奏。”
毕赣说，他觉得华语世界里有李安、侯孝贤这样的真正的大师存在，自己就不用跳起来去够，“反正我肯定不是大师，大师还蛮痛苦的，大师的创作都是终极的，但我可能下一部就去拍动物了。越说是大师，我就越想拍网剧。”
接下来，毕赣将在上海成立公司，自己出任董事长兼CEO，最新的项目是《地球最后的夜晚》，一部主角仍是陈升的电影，将使用一种全新的技术，制作成本为800-1000万元。除了让团队过得好一点外，他希望能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很多人希望我快一点，合作者也希望我快一点，这个是正常的态度，但是我现在有小孩，真的没办法快起来”。
乡野派终于是要职业化了，但毕赣知道，创作仍是个人的事：“创作是一个特别枯燥、漫长的过程，过程没有人帮得了我，创作不一定会有变化，但不创作就不可能有变化，没有其他的办法。”（鲁雪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