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代佳人夏梦仙逝，她的一生就是传奇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虹膜” 作者：奇爱博士（沙丹）

　　昨天晚上从香港传来一个消息，一代巨星夏梦小姐去世了，享年八十三岁。

　　也许多数人听说夏梦是和金庸有关，金庸曾经暗恋过他，并说过这样的话：“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金庸还为夏梦量身写过剧本。

　　大导演李翰祥也曾说：“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女演员，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毛泽东、周恩来都曾接见过夏梦。而鲜为人知的是，林彪在1971年“九一三”叛逃事件的前一夜，在北戴河官邸放映了一部电影——夏梦主演的《甜甜蜜蜜》，这是他一生中看过的最后一部电影，之后就带着家眷奔向了山海关机场。

　　夏梦拥有传奇的一生，下面我们刊登她的“全球头号脑残粉”奇爱博士，为《虹膜》杂志写的夏梦故事。

　　文 | 奇爱博士(沙丹)

　　夏梦，原名杨濛，苏州人，1933年2月生于上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是香港左派电影界赫赫有名的头牌巨星，主演过近40部电影，红遍香江和南洋。

　　当时好莱坞电影已被清除出大陆，在工农兵占据绝对主流的银幕上，左派港片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人们对现代生活、小资情调的浪漫想象。那时每当有此类影片上映，影院外总是排起彻夜的观影长龙。

　　据说六十年代初的上海滩，就曾有“千方百计为‘一计’，三日三夜为‘一夜’”的流行说法。“一计”指的是陈思思主演的《美人计》(1961)，而“一夜”便是夏梦主演的《新婚第一夜》(1956)。为了看一场电影，不惜排上三天三夜的队，足见上海人对夏梦痴迷到什么程度。

　　夏梦之美，不仅在于她身材高挑，相貌端庄清丽，还在于她思维聪慧，银幕上的可塑性极强，无论古装、时装、民国、戏曲诸片种，均是手到拿来，游刃有余。这样的女子谁人不爱？坊间便传言一代文豪金庸先生当年在“长城”公司做编剧时，便暗恋夏梦。他曾化名“林欢”，为夏梦量身订制剧本《绝代佳人》(1954)。

　　单看这片名，一腔爱意便已了然若揭。他还曾说过：“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只可惜呀，正所谓“襄王有心，神女无意”，夏梦早早便嫁作他人妇，留得金大师只能在笔下虚拟的人物“小龙女”、“王语嫣”身上赋予相思。

　　电影史学家石川先生谈到夏梦，说她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女性化身，又是承载着三、四十年代民国文人家国梦想的梦中情人。她真正被大陆影迷所知，还是在八十年代港片重返大陆之后，此时的夏梦，早成中华文化的稀缺资源。她所代言的传统佳人形象，不仅在红色大陆已成绝唱，就连现代化本地化进程中的港台也暌违已久”。

　　想来吾生也晚，更非什么“传统士大夫”，八十年代尚在襁褓之中，能够喜爱上夏梦，还是得益于十余年前学生时代在电影资料馆看老胶片留下的深刻印象。只感觉银幕上的她，如天仙下凡，袅袅婷婷，一口软糯糯、略带吴音的甜美腔调，眉眼之间，光彩照人，让同时期香港影坛的其它女星多多少少失了颜色。

　　便如同着了魔一般，我开始关注、寻找夏梦的各种信息、剧照，从海外高价购买有关她的画册书籍。留在电影资料馆工作后，2010年我策划了“银都机构辉煌六十年”影展(夏梦效力过的“长城”、“凤凰”就是“银都”的前身)，放映了她主演的《娘惹》(1953)、《新寡》(1956)、《王老虎抢亲》(1959)等影片。

　　2011年10月的“世界视听遗产日”则选择了她与傅奇合演的《甜甜蜜蜜》(1959)，这部喜剧佳作绝少为人所提，应重新探讨它的重要价值。此外，在中国政治史上，它也充当着一幕十分特殊的见证：它是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前林家在北戴河官邸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这段阴暗的历史，竟千丝万缕地与夏梦的一部喜剧片扯上关系，想来真让人感慨世事无常。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已经对夏梦感到陌生，殊不知，夏梦女士有着迄今为止香港女演员中首屈一指的崇高地位，她的倩影凝聚在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历史片格中，她曾多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至今仍是中国电影家协会唯一的香港女性顾问。

　　除了香港和大陆，夏梦的声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远及南洋星马，至今仍能收获不少年轻影迷。去年做夏梦作品专题回顾的时候，就有马来西亚的“80后”影迷小宇专程来北京观摩，更赠送给我几件早期的夏梦原版专刊图册。这些资料于今日的香港已经不易寻得，却散见于新马泰等国的二手书市，足见夏梦的影响早已超出时间空间，芳踪处处可寻，甚至能让外国年轻一代的影迷挂念。

　　一个明星的诞生，总有其内因和外因，有时更伴随着些许机缘巧合。就夏梦成名的内因，我认为简单总结就是：外貌气质绝佳，家庭背景单纯，品行谦虚端正，文化素质较高。这几点在当时的环境中缺一不可。

　　首先，好的外貌气质当然是一个女演员起步的内在要求，这很需要靠老天爷的眷顾，偏偏夏梦就是这样一个不世出的绝代佳人。在夏梦年仅四岁的时候，她的生日纪念照片就已经被摄影师挑中，放大陈列在上海的照相馆橱窗里；到了十七岁的青春花季(此时她已举家移居香港)，夏梦已经具备了成为电影演员的优良条件，她面貌清丽脱俗，身材苗条高挑(据她本人在自传中介绍，自己身高五尺五寸半，约合1.7米左右，以至于后来一般男演员都不好和她搭戏)，由于热衷体育运动(尤其是游泳和打羽毛球)，她比同时期的很多女演员更多了一份健康的自然美。这即是夏梦出类拔萃的“星相”所在。

　　家庭背景单纯是夏梦的另一优势所在。我们尤其要注意，在夏梦被发掘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国际冷战大幕也早已拉开。作为左派的“长城”公司，旗下演员的出身及其家庭背景，往往是公司“造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在夏梦之前，“长城”所倚重的，还是“向左转”之前便和公司签约的李丽华。被称为“小咪”的李丽华比夏梦大几近十岁，成名已久，她的样貌和演技毋庸置疑，但其人生阅历十分跌宕复杂，经常八卦绯闻缠身，相比之下夏梦就像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白纸。

　　另一名“长城”新人林黛的遭遇更说明了“身家清白”的重要性。林黛在“长城”出道的时间比石慧还要早，她一度同夏梦一样，被视为公司即将大力培养的优质潜力股。1951年第5期《长城画报》上就曾如此撰文：

　　电影界中最感困难的，就是如何培植新进的人才，关于这点长城公司总经理 袁仰安曾经说过，一方面因为电影演技上的人才难求和训练上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为了营业上的把握，和票房价值是否受到影响，这些都足以动摇制片者发掘新人的信念，但是怎样能使国产电影有更强的活力和更优异的成就，这个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当然是不能抱着期望的态度了，因此新人夏梦的挖掘，在《禁婚记》中惊人的成就，使电影的领域里，发挥了万丈光芒，接着林黛的加入长城，将来在新片中，一定更有辉煌成绩的表现，这点我们是可以预期的，由此可见长城召唤新人的大门不但大开，而且对培育新人的新作风，将会替未来的电影界建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可见，林黛在“长城”的星途本来是一帆风顺的，她的个人正面宣传也屡屡见诸报端。但想必一定是后来“长城”经过审查，发现她的父亲是国民党桂系首脑李宗仁的政治秘书程思远(程在当时的电影报刊中，常被模糊隐晦地以“旧官僚”称呼，1966年他随李宗仁回归大陆，是著名的民主人士，九十年代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作为亲共的“长城”公司，最终做出了对林黛“冷藏”的决定。没戏拍的林黛一时气恼，最终闹出了吞服安眠药自杀的事件，幸好得她当时的情人严俊紧急送医，才救活转来。后来她紧随严俊的步伐，投到右派的“永华”公司，才得以成名。

　　和动不动就发大小姐脾气、闹别扭的林黛不同(我们可以由此推想她后来的人生悲剧)，夏梦的性格比较内向自敛，在家中她是爱幻想的乖乖女，而在公众面前的她则是品行端正、性格随和的影坛新晋。就她个人的形象而言，夏梦是符合中国传统士大夫审美的理想化身，她与当年影坛上一些比较西化的辣妹(如钟情)相比则多少有些朴素保守。

　　1954年9月的《世界电影画报》就曾同时登载了钟情和夏梦的两张泳装照：钟情身着的是无肩带的抹胸分体式泳装，活泼火辣，果真是让人一见倾情；而夏梦则是带肩带的连体式泳装，相比之下反差实在明显。在报刊上，她更多的形象多是以旗袍、西式连衣裙等方式出现，稳重大方，不失分寸。

　　六十年代初当夏梦从新加坡回港时，还引领了一次时装新风，她以意大利式绒线衫搭配长裤、薄底鞋，这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夏梦装”。无论如何打扮，夏梦形象塑造的核心都是要实现一种“明朗的健康”。

　　在当年众多对夏梦的报道中，“谦虚”是她给媒体留下的最深印象。如她在迎接1952年所写致辞中就提到：“从《禁婚记》一片公映，我开始和观众见面，无可否认，在这片里，我的演技很差，承各地观众们纷纷称许助勉，真使我又惭愧，又兴奋。但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看做明星，我只想做一个称职的，尽责的工作人员，为中国电影艺术贡献我所有的能力。”

　　还有一位署名“所罗门”的记者，原本是要去九龙塘采访李丽华和严俊，结果盲打误撞走错了路，先撞进了九龙城嘉林边道寓所的夏梦，后来据此写了一篇《三星印象》。这篇文章足以显示出夏梦和其他明星一些待人接物上的差异，节录数段如下：

　　这种突然的闯入，使我看到一个女孩的天然本色。夏梦奔出来时，我的第一个印象告诉我：这正是她祖先夏娃的化身。如此都市，如此女性，我们已经看惯了她们是在浓厚脂粉的涂抹下和眩惑衣料的包裹中。但是这里，她的目光和笑容，都还有着野性的遗留。

　　她的言语都是率直了当，一见面她说她搬来不久，房子的顶费是两万元，租金是每月三百。她的头发虽经烫过，但分明没有梳，她穿着一件绿色的短袖旗袍，皮肤留有太阳照射的棕色光辉，完全是个若耶溪的乡村女孩子。

　　她喜欢说上海话，当我用国语问她《禁婚记》的成绩时，她才用国语说：“第一次上银幕，不太好。”说到第二部片子《娘惹》时她告诉我：“内景已大部完成，天好就拍外景。”……我要夏小姐为本报签字，字还没有签，朋友便对我说：“她写得一手好字。”

　　“弗好，弗好！”字签了，上海的客气话又脱口而出。

　　面对这一切，这名记者不禁感慨道：“我有这样的感觉：就夏梦本身机遇来讲，已经就是一个戏剧的发展了。当她献身电影时，她已改名换姓，牺牲了学业和青春，以及一切正常的生活程序。她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就已在体验最深刻的剧情。因此电影圈里的教育培养和风气环境对她的影响将比她自己的天才和性格更为重要。她是素材，是白纸，在完成作品时，比别人的责任更大。”

　　随后，等到这位记者再去采访李丽华时，虽然“小咪”待他也算得上热情体贴，但采访中还是受到一些“君子协定”的制约，让他“有口难言，有笔难写”。显然，刚出道的青涩新人夏梦比纵横银海多年、成熟圆滑的“小咪”更让他由衷欣赏。

　　夏梦还有一个优点让她具备明星的可塑性，就是她乐于学习，文化素质较高。早年间的一些女明星文化水平是普遍偏低的，比如因为“人言可畏”而自杀的阮玲玉，内心如外表一样柔弱不堪，由于文化层次低，束缚了她在有声片时代的发展，影迷也很难在报刊上看到她亲自所写的文章。

　　这种情况到了夏梦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这或许要首先归功于电影在社会环境中地位的提高。夏梦虽然进入影坛时只有十七岁，但她在香港时就读的是玛丽诺女书院，因此中英文俱佳。

　　不仅如此，她在学校时就热衷戏剧表演，尤其喜爱莎士比亚的作品，而“夏梦”这个艺名也正是取自于莎翁的《仲夏夜之梦》。关于这个名字到底如何得来，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有观点说是袁仰安为她起的；也有观点说，是袁仰安请作家高雄和导演李萍倩给起的；其实早在五十年代，夏梦就明确答复过影迷：这是她自己改的。

　　我个人认为，夏梦完全有这个知识能力去给自己改名，她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我们现在从她所写的《从影一年》中便能感受一二。这篇数万字的长篇自述是应影迷们的强烈要求，在《长城画报》上连载的，后来也被统一的整理收录到《我的从影生活》一书中。

　　正所谓少女情怀总是诗，夏梦这篇自述也是我读过的最为文学性的、细腻的个人历程描述。在文中我们也能了解到，除了她出众的先天条件，夏梦的发掘实在也充满了太多的因缘际会。

　　首先，夏梦家所在的嘉林边道被称为“香港的荷里活”，往北走既是“长城”片场所在的侯王庙，这是夏梦最喜爱散步的路线，此为地缘因素；夏梦和妹妹到“长城”片场玩耍，无意中被她的学妹、“长城”老板袁仰安的二女儿毛妹(袁经绵，后为著名舞蹈艺术家)发现，成了她的伯乐，此为人缘因素；夏梦被袁仰安邀请到“长城”片场，最初的想法只是让她为创业作《说谎世界》(1950)做英文配音，“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再提起”，这或许就是所谓天意。

　　正是这天时地利人和，让女中学生杨濛最终成了女明星夏梦。

　　“长城”的培养策略

　　夏梦能够顺风顺水地走上明星之路，离不开“长城”对她的培养和包装，这是明星和电影制片厂相互成就、进而相互定义的明证：依托夏梦的相貌和气质，制片厂为其设计了一套妥帖的、带有商品属性的健康公众形象；而这种形象反过来，也影响到制片厂创作的思路，深化了“长城”公司在五十年代香港影坛的文化定位和美学情调。

　　首先，袁仰安对“长城”公司拟定的制作方针，决定了明星对于电影机构的核心价值，这在《长城画报》首刊号里他亲自撰写的《谈电影的创作》一文中已有清晰地展示。

　　袁仰安要求“长城”的电影创作要有正确的立场和进步的内容和形式，但也并不否认影片的“票房价值”，提倡电影中的教育意义要与娱乐价值并重。要实现这个目标，“长城”一方面成立了编导委员会，由资深导演李萍倩带头主抓剧本创作；另外，就得依靠明星去传情达意，吸引观众走进影院。

　　“长城”初创时期的女明星，正如《长城画报》头两期的封面女郎所示，是李丽华和王丹凤。

　　王丹凤曾为“长城”拍摄过《方帽子》和《瑶池鸳鸯》(出品方为“大观长城”)，但她在1951年和丈夫回上海工作，因此让“长城”损失了一员大将。那么另外一个台柱就是“小咪”李丽华了，但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李丽华虽与“长城”签有片约，却并不独为“长城”所有。

　　因此，袁仰安早就已经把目光投向影坛新人。正如他在《银幕新人的唤召》一文中所指出的：“制片者应该挖掘新人，培养新人，使国产电影有更强的活力有更丰富的成就，这个任务，到了现阶段，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他在文中尤其批评了电影界某些过于狭隘、不思进取的作法：“有人以‘商业的保守性’，来讥讽电影界对于挖掘新人的疏忽，实在是应该引以为耻的，‘辈有才人出’，前一辈的，在本身进步之外，有提携下一辈的责任。因此，对于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私保守——恐惧着新人会引致损失，恐惧着新人成名之后会远走高飞，恐惧因新人而多出来的麻烦……实在应该说是责任的逃避。”

　　这里，袁仰安说得慷慨激昂，可是平心而论，又有哪个老板不担心自己花大力气培养的新人会轻易远走高飞呢？因此，袁仰安所孜孜以求的新人，不仅要具有非凡的才华和商业上的潜质，更重要的，还需要富有坚定的政治理想，背景单纯便于控制，从而长期为自己公司所持有。

　　正是如此，年方十八岁的夏梦在1950年11月登上《长城画报》第3期的封面，这应该也是她人生第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颇有意味的是，除去封面大图，对于夏梦的第一则具体报道，是她在10月1日国庆这天参加“长城”的“狂欢之夜”庆祝活动，这让她的亮相一下就和政治导向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时，在这则宣传报道的版面设计上，夏梦的照片与李丽华的照片左右相对，似乎预示着她将是“长城”下一个力捧的重点对象。照片中的她，穿着洁白的西式公主裙，仍然如青涩学生般背着手，反串演唱了一曲京剧《钓金龟》；在她身后竖立着一支一丈高的巨烛，上写“勿忘银幕前面千万观众个个眼睛雪亮”。

　　这显然因循了袁仰安的策略，让政治态度、制片态度、明星形塑这一刻达成了统一。面对生活中这新的一页，也许是出于“谦虚”，也或许还有对现实莫名的兴奋和焦虑，夏梦表现得有些“诚惶诚恐”。

　　她说：“虽然幸运使我开始了艺术生活，公司方面更不惜牺牲，予我以一切学习机会，但我越是学习就越感到自己的不足。我好似跳了班次的学生一样，我随时在考查自己，我够吗？我跟得上这满棚的先进吗？我会不负人家对我的爱护提携吗？我会达到我自己的期望吗？这些都是我诚惶诚恐的原因。我期望一切爱护我的人都来教导我，指引我，批评我，不吝惜一点一滴，赐给我。”

　　确实如夏梦自己所言，“长城”对于她的力捧是持续而富有成效的。首先，要推出一个明星，就要为她持续不断地选择符合其形象气质的优秀作品，并不断地扩展她的戏路，让观众常见常新。夏梦和绝大多数初涉影坛的女演员待遇是不同的，她一上来就演女主角，与她合作的皆是一流的导演和顶级的男小生。

　　同时，发挥集体创作的优势，为她量身打磨剧本。当时“长城”的编导委员会每周三都要开会研讨，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有这编导演三驾马车的鼎力配合，再加上夏梦自身的勤勉努力，她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走红是不难想象的。

　　夏梦的第一部作品，是和韩非合作的讽刺喜剧《禁婚记》(1951)，这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类型，片中她要饰演的是韩非的年轻妻子。年方十八的夏梦说，这是个超越年龄的挑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不仅反复揣摩剧本中的人物形象，还特意到一夫一妻没有孩子的朋友家去串门，细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情形，有时候竟出现待得时间过长而被主人下“逐客令”的趣事。

　　影片在娱乐戏院试映的时候，她“提心吊胆，悔恨交加，羞愧莫名”，觉得银幕上的自己表现得特别差。可没想到，正是这部让她心跳脸红的片子，首轮便收获票房十三万三千元，一举夺得了当年的港片国语片票房冠军，同时在菲律宾、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国首映后也叫好叫座。当时有影评人评价夏梦在片中的表现时说：

　　我特别关心新进影星夏梦的演出，虽然她过去在舞台剧上曾下过许多研究的工夫，但是上银幕还是她破题儿第一遭，一个新人当她第一次在银幕上露脸时，当然难免因种种原因而遗下了许多漏洞，这种情形就是在荷理活的许多影星中也不能例外，所以当我看这部片子的试映时，从头到尾一直怀着好奇而紧张的心理，当然无非是为了关心这位新星的演出成绩，结果我发觉自己心理上的紧张是多余的，夏梦在这一部片子中的演技，让我起了另一种的好奇心理，觉得她那轻松泼辣的技能，竟把剧中的人物造型，轻描淡写得恰到好处，其成绩优异，大有驾乎一般水准之上，论演技我说她将一鸣惊人，却是一点也不过分，她在《禁婚记》中的成功，不但将奠定了她在电影圈中的良好基础，同时在一般观众的脑海中也会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随着《禁婚记》获得市场和评论的普遍赞誉，夏梦在随后的三年间，又陆续和严俊合演了《娘惹》、《门》，与韩非合演了《白日梦》、《孽海花》，与平凡合演了《一家春》、《绝代佳人》、《花花世界》，与傅奇合演了《欢喜冤家》、《都会交响曲》，还与“龙马”的韦伟合演了《姊妹曲》，不到四年的时间便有了十一部作品，迅速地成为资深演员。

　　仔细地分析这些作品，有讽刺喜剧，也有严肃的社会剧；有时装剧，也有古装剧；有正面角色，亦有负面角色(如《都会交响曲》中的交际花)。她在表演创作中，习惯于在实践中体验生活，让自己与角色相互融合。例如在主演《白日梦》时，夏梦便以百货店售货女郎姿态出现。

　　为了深切体会这种实际的生活经验，她曾经亲自到港九各大小百货店去考察，终于学会了一套包东西、开发票及应付客人的手法。有时她在体验生活的时候，影迷们闻讯赶来，让百货店里一时间堵得水泄不通。

　　在我看来，夏梦的表演实践实际上和传统的女明星(如欧阳莎菲)存在很大的区别，过去很多女明星的精湛演技多半靠的是聪明用功善于揣摩，而夏梦有着古典戏剧的功底，她一边演戏一边学习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这是一种全新的知识分子化的操练方式。因此，夏梦从来没有被某种单一的类型形象框范住，她在努力涉猎尝试各个领域，最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千变女郎。

　　美丽的人，美丽的化身

　　除了出演电影之外，夏梦的声名远播当然也与“长城”对她形象的媒体包装有关。除了厂刊《长城画报》，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世界电影画报》、《电影世界》、《娱乐画报》、《新中华画报》等诸多刊物中一睹她当年曼妙美丽的风采。

　　1995年香港电影学者罗卡曾编辑了一本夏梦画册，挑选了她在不同时期的数百幅照片，不论是时装、古装抑或是戏曲扮相，均是依依倩影，令人过目难忘。五十年代任职《长城画报》摄影主任的陈迹，曾撰文回忆他负责为夏梦拍照时的愉快时光。

　　他说夏梦每次拍照工作都全情投入，对于环境的配合、脸型的角度、光暗的取舍，她与摄影师都很有默契。而拍完照后，更会同摄影师一起挑选照片，去芜取精。我们从这简单的一幕，就能理解方保罗所说的，在夏梦那“华美的表面底下，却令人觉得有着钢一般的核心”。

　　她虽然年纪很轻，但拥有超人的智慧，这让她具备了中国女明星所少有的主体意识。并且随着夏梦在“长城”的不断成长，这种主体意识就越强，最终和制片厂完全切割不开。观众提到“长城”，就想到夏梦；而说到夏梦，也就绕不开“长城”。

　　但即便内心如此强大，夏梦依然保持了她朴素、自然、谦虚、知性的作风。早在1954年就有评论指出：“夏梦的从影历史不算长，但在长城的戏里，她已有了不少的演出，在新人群中，她可以称‘大姐’了。她的天性仁厚，到现在仍不失一个‘真’字。……她活泼而好运动，打羽毛球是她的嗜好，虚心向学，没有那种‘初出道’的自满自足气概，这样便能任重而致远，夏梦给予人的好印象，主要是从这里来的。一个有希望的演员，不论在演出或私生活上，都得建立自己的风格，夏梦足以语此了。”

　　而今天最使我们后人惊叹的就是，夏梦的明星形象、她的情感、她的事业和她所承载的中国形象，完全圆融为一体。以夏梦的情感生活来说，今天让我们津津乐道的是所谓金庸先生对她的爱慕，但身为“长城”的头牌明星，一位绝代芳华的女性，她的爱慕者又何止金庸一人？

　　据知情人透露，像韩非、岑范等著名影人都曾追求过夏梦。但195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她还是早早嫁给了商人林葆诚，并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这种婚姻上的“从一而终”，和她对“长城”的“从一而终”，以及对香港、祖国的“从一而终”(尽管因文革原因，她曾离开香港移居加拿大，但又在数年后归来)都是一以贯之的。

　　在冷战时代的香港和南洋，电影作为软性的娱乐形态，常常是沟通意识形态的桥梁，促进了文化认同，争取到海外侨民的支持。正如“长城”公司的宣传广告中所标榜的：主题正确，制作严谨，出品最佳，售座无敌。五十年代是“长城”公司最为辉煌的时期，而首席明星夏梦在其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让观众抛却了左右的门户之争，而沉醉于一种纯正的中国式的美丽。

　　除了香港及南洋，袁仰安还曾试图开拓欧洲市场，他选择的打头阵的影片便是夏梦主演的《孽海花》。《孽海花》于1953年8月底成功入围了第七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并成为十九部展映影片之一，这也促使了袁仰安次年11月亲自周游了一圈欧陆，考察了英法意等国引进接纳香港电影的可行性。但显然结果并不理想，我们从当时英国影评人发表在著名电影杂志《视与听》上的一篇关于《孽海花》的文章便能管窥一二：

　　《孽海花》，曾映出于一九五三年的爱丁堡电影节，它的上半部很美丽地描写了一个歌女的生活，她学画画，……学弹琴……学对她不喜欢的人扮笑脸。……当王魁读书的时候她奉茶，磨墨，夜深催眠的种种动作，带有教堂中行圣礼时的庄严和美。这以后，戏发展得很慢，虽然其高潮是惨烈而无情的。

　　此一以及其他类似的中国影片的力量，主要是从演技上发生的，它好似日本的电影与普道符金的作品。许多主要演员是舞台出身的；他们的风格，仿佛以面具的形相作基础，颇近于西方伟大的那些银幕丑角。一种最精研的演出形式，演员的脸子却仿佛应该戴上面具的，初初想来，就觉得很是奇怪。不过为此种风格所必需的一个规律，乃是要把一切不需要的，一切任意的动作统统省去，这样好使每一个最细小的表情变化都成为大事，而且具有特殊意义。

　　显然，这位带有西方文化中心论视角的英国人还不太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不能理解中国古典戏曲技法在电影中的嫁接和表现。影评人都如此，普通观众更是可想而知。因此，《孽海花》这类影片在欧洲不容易“走出去”，也在情理之中。

　　而真正能让“长城”电影大放光彩的舞台只能是大陆。但是，由于当年内地的意识形态环境和香港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即使是左派机构出品的影片，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够在内地公映的。

　　据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中记载，夏梦的《禁婚记》在内地就属于被禁的香港影片。而当年香港报刊曾报道“《娘惹》、《狂风之夜》、《枇杷巷》三片国内已获通过”，但是我迄今并未在内地的报刊上找到这几部电影的发行放映情况。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61年7月曾编辑出版了一个内部文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其中记载的最早的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的夏梦作品，是1954年12月发行的《孽海花》，共制作22个35毫米拷贝，放映16347场，观众人数872.2万人次；1956年5月发行《绝代佳人》，35个35毫米拷贝，放映21725场，观众人数1164.5万人次。

　　这些作品在内地上映均要滞后于香港一年左右，且没有制作16毫米拷贝，显然基本上只限制在城市影院放映，不过场均观影人数都能达到500人以上，足以显示出夏梦在内地不俗的影响力。或许此时的她还不曾想到，很快到来的1957年对她一生而言会是多么的重要：这一年，二十四岁的她将奔向北京，走进中南海，这是真正属于明星夏梦的高光时刻。

　　留影中南海

　　夏梦是在1957年4月期间来到北京的，当时文化部搞了一个优秀影片颁奖大会，表彰1949年至1955年间的一些优秀影片及先进工作者。这当中的作品，不仅有国营厂的影片，也有私营厂、香港左派机构生产的作品；不仅有故事片，也有舞台艺术片、译制片、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

　　由夏梦主演，李萍倩导演，林欢(即金庸)编剧的《绝代佳人》便位列获得荣誉奖的五部香港影片之中。这是新中国国内电影评奖的第一次，它的出台跟当时毛泽东所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时代大气候有着直接的关系；但非常可惜，由于后来政治局势的突转，以及对于电影制片厂公私合营的改造完成，这种济济一堂的景象并没有延续下去。

　　虽然1962年5月开始有了《大众电影》百花奖，但这时已经没有香港片和私营厂影片什么事儿了；香港电影再次出现在国内的获奖表彰中，要到二十多年后张鑫炎那部让李连杰横空出世、家喻户晓的《少林寺》(1982)，它在1983年4月文化部“优秀电影奖”的评比中被授予了“特别奖”。

　　赘言不谈，回到1957年的文化部优秀影片颁奖大会。这次大会是在4月11日于虎坊桥的北京工人俱乐部召开的，当天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电影局局长王阑西、电影界各部门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影工作者代表1500人参加了会议，盛况空前。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即茅盾)在授奖大会作了题为《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电影》的讲话。他把这次大会称为“中国电影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值得大家永远纪念的光辉的一页”，并指出举办大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电影工作者取得的重大成就，鼓励多年来他们积极的创造精神，并希望他们能在百花齐放的方针指引下“发展创作、繁荣创作、提高影片质量，创造更多的更好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电影，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以上这些话显然主要是针对国内电影业而言，而对香港电影，沈雁冰则指出“香港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在各种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摄制了许多有意义的影片，在国内放映时获得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因此他也代表文化部及个人，“向远在香港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祝贺”。

　　颁奖大会后，紧接着是另一个重要会议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其主要的议题是成立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这也即是今天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前身。中国影协名义上成立于1949年7月(当时名为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但实际上并无具体行政职能，1952年便基本停止活动；而1957年4月这次大会是极为关键的，它提出了联谊会的宗旨，通过了会章，选出了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理事等175人，尤其还给香港、台湾各保留了10个名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影协中有5位港台理事，夏梦位居其中。

　　4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草坪接见了出席联谊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因此便有了他与夏梦亲切握手的那张珍贵照片。有趣的是，这张照片夏梦和毛泽东中间还露出邓小平的正面笑脸，要知道邓小平和电影界人士的合影，要远远少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因此这或许是极少有的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同时与电影界人士的合影照片。

　　这一天的下午3时，夏梦等60余位电影工作者又在中南海紫光阁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来在讲话中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讲话也对“双百”方针做了阐释，并希望电影界本着“大同小异、通力合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原则处理好十种关系，把工作做好。

　　在这次接见活动中，年轻的夏梦作为香港电影代表被给予了“特别照顾”：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她和周恩来的数张合影，其中有一张是众多国内知名女演员和邓颖超、周恩来的“全家福”，这当中包括宣景琳、黎莉莉、王人美、白杨、上官云珠、舒绣文、吴茵、于蓝、黄宗英、胡朋、石联星、岳慎等等，老中青三代星光熠熠，而年纪最小的夏梦就被安排在总理的身边，亭亭玉立，尤显出众。

　　要讲“香港”话，不讲“北京”话

　　在1957年的这次进京活动中，周恩来的和蔼可亲、精力超凡给夏梦留下很深的印象。很多年以后，她还记得当年和周恩来共进午餐、喝茅台酒、联欢舞会跳舞等等细节，总之无拘无束，像回到家里一样。她回忆道：

　　在联欢舞会上，我和总理跳舞。在跳舞时，我说：“请总理对我们的工作给点指示。”总理笑着说：“你这是在讲‘北京’话嘛！你是香港人，不要讲‘北京’话，要讲‘香港’话。”“在香港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工作。用影片团结华侨，宣传爱国主义。”在和总理共舞时，记者拍了不少照片。当我把照片拿回电影公司时，同事们看着照片笑着说：“你平时拍的照片都是正面的，这回却全是背面的了。”我也笑了。但我心里在想，能有机会和敬爱的周总理在一起拍照，就是留个背影，我也是从心底觉得非常荣幸的。

　　在周恩来对港工作明确的指示下，主管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在此后很长时间内，都一直在行之有效地贯彻执行此项政策，直至“文革”爆发左祸横行。他曾三令五申地要求驻港党组织和左派机构隐蔽精干、保存力量、长期坚持、合法生存。

　　对于左派报纸，廖承志指示《大公报》、《文汇报》等机构不要办成“党报”，以当地民营报纸的身份出现，如果出现亏损现象，每年中央财政会将经费注入中资银行的私人户头(有些是化名或伪托，也有真人)，来暗中补贴。而对于左派电影业也是同样办法。廖承志辞世后，夏梦曾撰文回忆说：

　　记得我初入长城影业公司的时候，常听人问：“我们在香港的电影公司，应当拍些什么样的题材呢？”对于这个问题，廖公明确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摄制题材无限宽阔，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廖公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成了我们编戏的总方针。

　　回忆“文革”之前，我之所以能够以十七年短促的时间，拍出四十部影片，除去当时的同行——编、导、演的共同努力与帮助外，廖公的指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扩大了我的眼界和思路。大家心胸开阔了，广开戏路，就不成问题了。

　　在我所主演的影片中，有反映几千年古代生活的《绝代佳人》，有表现“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有以香港小市民生活中的悲喜剧为素材的影片，甚至有越剧舞台上的《三看御妹刘金定》。

　　如果没有廖公的指示，尤其是在当时，内地在搞文艺革命，而香港方面又对我们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政策，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些多种多样的影片搞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廖公的“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指示，使得我们香港的进步电影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我们的银幕呈现出一片五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后记·相逢不必在梦中

　　我常被冠以“夏梦全球后援会铁杆脑残粉”的称号，心里实在是觉得好笑。

　　电影史研究和电影批评、电影理论不同，影像和档案的收集整合是非常关键的核心性工作(不亚于写作过程)，没有资料你就是再出名的教授，也写不出来。再加上我工作坐班的缘故，平时没有时间泡图书馆，因此这篇文章中我所引用的夏梦档案资料，都是平时我自己买来的，肯定不够全面，只供管中窥豹。

　　我在近期的写作过程中，还收集到了夏梦主演的处女作《禁婚记》剧本(这部电影已经很难看到)，夏梦《孽海花》在内地上映的戏单，还从马来西亚买到了一批左派电影的宣传单页，代价实在不菲。因此开句玩笑话，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想有个亿万富豪的爸爸。没有强大的“挥金如土”的实力，以及兴趣、毅力和方法的支持，电影史是难以做好的。

　　或许是为《虹膜》写夏梦，写着写着感动了上苍，夏梦不再是“梦中梦”，4月份她真真切切地就来到了我的身边，这也是我在文末要和大家分享和交流的一点所见所闻。

　　夏梦要来北京的消息，早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之前，就已经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但是说实话心里是半信半疑的。作为她的忠实粉丝，我和网络上的一众好友都很激动，生性低调好静的她近年来基本上都处于隐居状态，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而她上次公开露面，还是在2011年初在香港出席银都机构成立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北京方面，我们电影资料馆与银都机构也举办庆祝活动及研讨会，我见到了另一位著名影星朱虹，但夏梦却未现身。

　　原以为见到夏梦女士只是人生中的一种奢望，却不曾想，在从影65周年之际，她却神奇般地出现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上，随后两天我本人更有幸参加了为她筹划的电视专访和庆祝酒会，近距离地和心中女神亲密接触，真是一偿夙愿，人生无憾。

　　那么，夏梦这次为何会难得的到北京来？据我向她此行的助手刘韧先生打听，他说其实这个举动他已经努力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夏梦向来“低调、少言、欲望少”，过去屡有高层领导邀请她来北京，她均婉言谢绝；金鸡百花节有次在大连举行，特地为夏梦搞了一个纪念活动，但她最终还是没有亲临，只是录制了一段感谢致辞的VCR在现场播放。

　　刘韧说，之所以这次可以请动夏梦，是因为他家和已故著名导演、夏梦的好友岑范先生(曾导演家喻户晓的越剧《红楼梦》)是世交，而岑范的老师(也即是刘韧口中的“祖师爷”)朱石麟则为夏梦拍摄过众多杰出的作品，像《新寡》、《新婚第一夜》、《董小宛》、《故园春梦》等等。

　　出于这些复杂的关系，又经过多次协调努力，夏梦的北京之行才得以顺利实现。更难得的是，除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仪式，夏梦此次还答应接受了电影频道的专访，这是她自1979年参加文代会后，时隔35年之后第一次在北京接受电视专访，尤显弥足珍贵。

　　或许正是由于过去几年我策划过诸多夏梦的活动放映，在北京影迷圈里有点小小影响，所以当电视台的编导打电话邀请我参加节目录制，我才知道，相逢不必在梦中，心里实在是欣喜若狂。

　　4月17日下午我在电影频道大兴的录制现场见到了夏梦，当时陪同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妹妹杨洁女士(曾为我国女篮国手)等一众亲友。82岁的夏梦腿脚已经有些不太利索，走路需要人搀扶，但只要一坐定，立刻显出高贵典雅、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态。

　　当时，化妆间里人来人往，有些乱哄哄的，但夏梦兀自在那静静地坐着，像一尊美丽的雕像。我有些不忍打扰她，便也在她身旁默默守着，但思前想后又实在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和她简单地攀谈了一会儿。

　　我告诉她我们做过多次有关夏梦的专题放映，她微微笑着，一张嘴还是那银幕上听了无数遍的娇糯清朗的声音，说她上海的表妹都告诉过她。我问她平时都做些什么，她说过去还唱戏、写字，现在“全面退休”了，除了偶尔还和朋友打打牌、锻炼一下脑筋，娱乐主要就是看看碟片。我问她爱看什么，她说只爱看时装片，不看古装片，而且“不看日本片，因为日本片都带字幕”，自己眼睛有些看不清楚。

　　当天的电视节目录制了两个多小时，电影史学家石川先生做主持，我是特约观察员。夏梦从始至终惜字如金，好在她活泼开朗的妹妹杨洁做了诸多生动的补充；面对主持人的赞美，她往往并不认同，只是觉得自己是个成绩很普通的人。

　　当然我了解，夏梦这种谦虚的本性，并不是现在如此，从她十七岁入行一来便是这样。这里插一句，前几天即5月7日，我在北师大参加了香港电影百年学术研讨会，我做的便是夏梦主题的演讲，台湾来的廖金凤教授听完非常感兴趣。这么有名的传奇女星，生长在台湾的他竟然是头回听说！

　　他向我打听能否给夏梦拍个纪录片(他做过类似不少的纪录片作品)，我便告诉他，以夏梦低调的个性(以及考虑到她的身体状态)恐怕难以实现，廖教授深以为憾。

　　电视台录制结束的第二天，夏梦从影65周年纪念酒会又在贵宾楼饭店举行。虽然范围很小，只开了不到十桌，现场布置得古色古香。众多影界的资深名流前来捧场，像于蓝、陶玉玲、李前宽、肖桂云、郭凯敏、刘之冰、田歌等，汇聚一堂。

　　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更为此事专程从香港飞过来，她的杰作《投奔怒海》正是夏梦女士80年代重回电影圈后组“青鸟”公司投资制作的。酒会上，艺术家们通过发言回忆了与夏梦的交往。已经年过九十、白发苍苍的于蓝回想起和夏梦当年一起受到周总理接见、留影中南海的时候，更动情地回忆说“那张照片上只有我和夏梦还健在了”(注：于蓝记忆有误，除了她和夏梦，黄宗英亦在世)。

　　原电影家协会主席李前宽导演则回忆了1959年夏梦在建国十周年之际，与香港影人代表团造访北京电影学院的事情。他更在现场“爆料”说：著名词作家乔羽曾在80年代创作了一首家喻户晓的名作《思念》(毛阿敏演唱)，歌词中写道：“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为何你一去便无消息，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头……”

　　这首歌曲过去都说是乔羽为怀念他的二嫂创作，其实另外的一个灵感，就是乔羽当年在文代会上见到夏梦，深深地被夏梦高雅的气质打动，于是写出这优美的歌词以作纪念，正像歌中最后两句唱的那样：难道你又匆匆离去，又把聚会当作一次分手。

　　当然，这首歌也代表了我此刻的心情，难得的相聚，匆匆的分手。我知道夏梦也许未来再不会到北京，但还是在内心不断地期待着，祝愿这位香港影坛的绝代佳人永远美丽、安康。

　　(本文写于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