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之岛》资料图
新浪娱乐讯 “我见证了台湾电影的没落。” 在第六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颁奖礼上，台湾画家陈界仁说了一句重话。
在如此情境中说出这句话，显然是有些任性的。毕竟，在今年竞赛单元入围名单里，有五部为台湾电影，其中剧情长片有两部，分别是已在金钟奖、台北电影节有所斩获的《川流之岛》，以及侯孝贤监制、狂扫台北电影节四项大奖的《强尼·凯克》，两者都是种子选手。
最终，陈界仁和他的搭档曹久平，把最佳动画实验片奖颁给了来自台湾的《异域》。而在他们颁奖之前，最佳短片奖被台湾的吕柏勋拿走，在他们之后，台湾演员郑人硕凭借《川流之岛》摘得了最佳演员奖。
“但我在FIRST看到了新的力量。”陈界仁后来补充道。显然，台湾电影人是这股力量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从中，我们也可对台湾新生代电影人的发展现状窥探一二。
台湾电影人眼中的FIRST
《川流之岛》导演詹京霖与演员郑人硕住在西宁市中心的酒店里，刚入住，就遇到了好几个台湾人，他们都是来参加西宁FIRST青年影展的。
几年前，詹京霖在换台的时候，意外看到了《心迷宫》，深深为影片中的生命力着迷，“以前在学习过程中，我看了很多内地按代际划分的导演的作品，应该说全部都看过了，但这部电影不是想象那样的电影，是这样子的。”
台北电影节策展人郭敏容说，《心迷宫》、《黑处有什么》等影片都曾在电影圈引起小范围的关注，而《八月》斩获金马奖最佳影片，则成为了更大范围的台湾电影人认识FIRST的契机，“当时竞赛放映后，大家就看好这个片子会拿奖，颁奖的时候，张大磊没有拿到最佳新导演，我就知道，金马要颁个更大的给它了。”
而对于《强尼·凯克》的主创而言，他们对FIRST最初的印象，其实是来自去年的FIRST评审廖庆松。廖庆松回台湾之后，对FIRST赞不绝口，身为侯孝贤的大师级剪辑搭档，这种赞誉也影响到了侯导及其团队。
张筑悌是侯孝贤的媒体联络人，同时也担任了《强尼·凯克》的制片人，她对FIRST最初的印象是《中邪》，因为“传得很厉害”，后来她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电影节，“北京的电影节我们就不提了，也很有别于上海，我觉得上海还是需要一点星光熠熠的感觉，但这里是针对新的导演嘛，所以其实就很电影，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影展，得不得奖不是重点，重点是跟观众之间的交流。”
为了与观众交流，他们把《强尼·凯克》送到了FIRST。此前，FIRST曾邀请侯孝贤出任评委会主席，但为了避嫌，侯孝贤拒绝了。后来，《强尼·凯克》入选后，侯孝贤本打算来FIRST走走看看，但因为担心高原反应而作罢。张筑悌说，内部讨论时，大家也曾担心《强尼·凯克》不是FIRST的艺术取向，但大家抱着一种“来玩”的心情过来了。
对于台湾人而言，西宁的高海拔也并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作用明显。59岁的李烈跟着大队去了青海湖露营，三十多岁的青年导演詹京霖却狠狠地感冒了好几天，张筑悌和导演黄熙经过一天的调整，也适应了这边的水土。
除了“玩儿”，他们对FIRST也有自己的好奇。郭敏容最想知道的是，这个电影节的观众构成是怎样的，是西宁本地的民众，还是全国各地赶来的影迷？
而詹京霖提问的是“这边的人为什么比较有勇气，有冲动”，他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可能被压制，但是反而力量更大”。一位台湾片商说，台湾电影新浪潮时期，人们之所以有很强烈的表达欲望，是因为时弊太多，而现在，大家反而失去了可以抵抗、反思、批评的基石，所以作品多为“小确幸”。
电影节的最后，詹京霖的《川流之岛》为郑人硕拿下了最佳演员奖，填补了男主角还未拿奖的空缺，而黄熙在最佳剧情长片的争夺中，输给了《小寡妇成仙记》，最终没有摘得奖项。
台湾新力量的两种可能
詹京霖和黄熙，代表了台湾新导演的两种上升途径。
詹京霖之前是专跑民进党的时政记者，“二十出头，心中有一些抱负，我那时觉得身为记者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后来我感觉整个世界是一个局。台湾政治新闻跟娱乐新闻差不多，政客们塑造自己就像塑造明星一样，都是一样的事情。”詹京霖说，在他跑这条线的时间里，见证了政党的轮替，“你经历了一个美好的幻象，觉得社会好像要转变了，那种感染力撼动了你的心，但几年以后，它并没有变得更好，我会觉得自己真蠢。”
于是，在《卧虎藏龙》热映的那年，詹京霖选择了攻读电影硕士。刚进研究所时，他甚至连摄影机要怎么开也不知道，选择全新地开始一种学习，因为“我心里是想把影像作为工具，表达自己的诉求。”
《川流之岛》是电视台对詹京霖的邀约，但预算只有40万人民币，时间是3周写完剧本、12天拍摄、3周剪辑，这还不算最难，詹京霖还要以高速公路停止运营为背景创作，这意味着，这个新导演拍第一部长片，就要试着跟台湾的官方组织以及被迫下岗的国道收费员打交道。“高速公路管理局以为我们是去歌功颂德的，结果我找了收费员组织做顾问。”
詹京霖对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并不介怀，当过记者，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截稿日，所以他看清楚了一件事：“我拍的时候就知道，肯定不会很满意的，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这世界上也没有很满意的事情。”
对于“上升”这件事，詹京霖没有显示出野心，从短片一路走到今天，他自认没有刻意去寻求机会。
而黄熙看起来，有侯孝贤班底的保驾护航，但这也似乎成为了一个争议点。进入FIRST的复审环节时，评审曾指出：“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获得的资源，来去否定他，导演有能力去实现。”
黄熙与侯孝贤的女儿是同学，从小便认识了这位大导演。他在加拿大温哥华读书，这座城市的电影教育很发达，年轻人很早就可以接触短片拍摄，一路到高中，再到纽约大学，黄熙都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侯孝贤当时拍在《南国再见·南国》，黄熙加入了团队。
2006年，黄熙决定离开电影圈，去过朝九晚五的生活。但因为不甘心，2015年，在侯孝贤拍摄《刺客聂隐娘》时，他又回到了团队。
张筑悌说，侯孝贤未曾刻意培养新人，只是觉得黄熙的剧本不错，便决定监制，身为侯导的团队成员，张筑悌也就全心全意地为片子而奔走。在找钱时，相比内地片商抢新导演的好项目，张筑悌坦言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反而是回收的压力很大，即使是预算只有约500万人民币，“我觉得大陆的钱，大家也还是在观望的，市场很大，但不一定是你的市场。”
写剧本和拍摄的过程中，侯孝贤对黄熙也并无太多细节上的指导。张筑悌透露，在看完《强尼·凯克》之后，侯孝贤曾说“片子很杨德昌”：“继杨德昌之后，没有人这样去展现台北中产阶级家庭的环境。”
“侯导说，杨德昌是城市的，他是local的，他是那种庙口前的小混混。”
这样的评价让新导演黄熙很是惶恐，但张筑悌会安慰黄熙“有什么压力，你又不是故意的，是人家说的”。张筑悌有点夸张地说：“就像张嘉佳拍《摆渡人》一样，出来大家都说王家卫拍的。他拍完以后，我也不希望大家会说这是侯导拍的、这是杨德昌拍的。”
詹京霖坦言：“有大师加持，有好的资源，当然是好事，但接受一些事情就会牺牲一些事情，不过，只要做得好，就是好事。相对而言，它延伸出了可能性。”
不过，张筑悌透露，影片目前在谈海外发行，“但海外公司说新导演没有人气，演员也没有人气，听完之后我也很感伤：谁不是第一次出来的，这样好累，人家好没有生存的空间。”（阿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