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性侵女童的《嘉年华》：文晏与她的七位梦露|嘉年华|梦露|文晏_新浪娱乐

“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世界里面，喧嚣到没有一分钟能够停下来，每天都在坐过山车。但是这种光鲜之下到底是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世界里面，喧嚣到没有一分钟能够停下来，每天都在坐过山车。但是这种光鲜之下到底是什么？”

　　——文晏

　　当地时间2017年9月6日晚间，文晏执导的关注性侵女童事件的电影《嘉年华》在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次放映。

　　玛丽莲·梦露在城市建设中的倒下，成为影片最让人颤动的意象。有欧洲记者哽咽着说，它道出了世界女性的共同困境。而令人心碎的巧合是，这部影片在中国本土院线上映的前一天，迎面遇见了更加骇人听闻的幼儿园被曝针扎、性侵儿童事件。

　　这一次，它像文晏多年来点击阅读过的同类新闻一样，依然存在在手机的推送里，依然让人觉得这些事件离你很近，我们依然担心很多东西再也没有后续，惶恐着那些事件里的人没有了下落。而文晏成为了勇敢的那个人，她则选择了创作《嘉年华》，试图战胜此类事件带来的强烈的无力感。

　　文晏并不认为自己有资格以受害人的视角去讲故事，直到四年前，她终于想到，用另外一个女孩来映射受害事件，探讨旁观者的责任和失职。

　　打开突破口后，她的笔下共走进了包括受害者、广场上的玛丽莲·梦露在内的七个女性角色。当代中国的女性群像，再加上影片中社会各色人等在性侵事件中的表现，使得影片所呈现的东西不再是个案，而是传达出了某些普遍性的东西。

　　威尼斯电影节之后，文晏对《嘉年华》在内地的发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如今，这部影片在走过一个月的路演后，首日只得到了1.2%的排片量，但制片人陈橡说：“我们希望，《嘉年华》能对中国电影和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一天中做梦的22小时：

　　探讨旁观者的责任和失职，是创作《嘉年华》的突破口

　　《嘉年华》的制作公司为“22小时电影公司”，那是文晏为了导演处女作《水印街》而注册的，“22小时”的概念来源于一部电影的台词。“如果给我一天的时间，我会用2个小时活动，剩下的22个小时都用来做梦。”

　　从2006年开始，文晏曾先后为《夜车》、《牛郎织女》、《春梦》、《白日焰火》多部电影担任制片人。

　　《嘉年华》是文晏的第二部导演作品，制片人是从《夜车》开始与她合作至今的陈橡。影片的班底都是文晏的老朋友，美术指导彭少颖与她一起创作了《春梦》，剪辑师杨红雨、录音师张阳、作曲文子也都是一直合作的，“跟他们说写了个戏，来吧？来，就是这样。”

　　然而剧本的创作，却并不容易。

　　和很多人一样，文晏习惯每天都打开手机推送。“一般看到女性受侵害的新闻，我都会点开去看，然后很多东西后来就没有后续了，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那些事件和事件里的人，在文晏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无力感，但它就在手机里，你又觉得这些事件好像离你很近”。

　　她想把它们拍成电影，但找不到好的角度，一方面，“我不想单纯地去拍一个社会事件，觉得它必须非常独特，所呈现的东西不是个案，而是普遍性的东西”；另一方面，文晏认为，“旁观者是没有资格以受害人的视角去讲故事的”。

　　2013年9月，当了多年制片人的文晏，带着导演处女作《水印街》来到威尼斯电影节展映。2014年2月，文晏担任制片的电影《白日焰火》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捧回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银熊奖。那几个月，她说了很多话，见了很多人，却很久没有在电影节看一场电影。

　　当年5月份的戛纳电影节，文晏终于有时间去看了一场电影。散场后，文晏脑海突然升起念头，“貌似可以写这么一个东西了”。这一写就是一年。

　　真正的突破口，其实是在四年前打开的。她一直认为，作为旁观者，是没有资格以受害人的视角去讲故事的，2013年，她终于想到，用另外一个女孩来映射受害事件，探讨旁观者的责任和失职。

　　“因为在女性被侵害的事件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少年犯罪，比如小孩为了100块把同学绑了，这两方面都在同时发生，所以当时就想，这两个女孩她可以有这样的反差，一个是案件中被伤害的人，另一个是可能主动伤害了别人的人。其实两个都是这个社会中受到伤害的孩子。”

　　广场上的玛丽莲·梦露：

　　女性群像的构建，意象的编织

　　有了两个女孩的结构后，文晏开始去看景，试图寻找她们生活的地方。

　　在跑了很多类似的小城市之后，文晏来到了福建沿海的一个城市。某年某月某一天的晚上，文晏和她的朋友经过了一片地方，夜色中，隐约能看见一些黑管子，当时她没有放在心上。

　　随着时间推移，文晏的剧本工作一筹莫展，她突然想到了那天晚上经过的地方，于是，她选择了白天去看一下，原来，它是当地离海最近的一个水上乐园。

　　眼前的景象开始与她写的故事产生某种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嘉年华式的世界里面，喧嚣到没有一分钟能够停下来，每天都在坐过山车。但是这种光鲜之下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把自己都掏空了？我越想越觉得符合，甚至无法用别的词来代替。”于是，文晏把中文片名定为了《嘉年华》，拍摄的取景地也选在了那里。

　　后来文晏就一直在那座福建小城写剧本。有时文晏会望向窗外，不远处的海滩上，每一天都有无数的新人在拍婚纱照，“看着他们，我就在想，到底这个婚纱照是意味着什么？”

　　“其实穿白色婚纱是基督教的传统，在教堂里结完婚，拍张照，确实是此刻现场结的婚，所以拍了张照作纪念，但是现在婚纱照已经变形为，跟你什么时候结婚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大家包了个旅行团，跑到一个地方去拍婚纱照。就好比说咱们《嘉年华》昨天放映了，回北京自己搞了一个红毯，假装我们在威尼斯。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好荒诞。”

　　“而且，白色在传统上象征着什么？纯洁，处女。但是这个意义在今天早已不存在了。我觉得大家拖着那些非常脏的租来的婚纱在下面拍照，太有意思了。”

　　“我们的小孩子也是天使啊，每个小女孩小的时候都梦想着将来穿个漂亮的白裙子，这本来是那么美好的愿望，如今变成这个样子。就跟‘嘉年华’在中文中有这样双重的意思一样，我觉得挺合适的，就把英文名定为了《Angels wear white》。”

　　在场景搭建的同时，人物也从文晏的笔下走了出来。她设想“旁观者”小米（文淇饰）在旅馆打工，那自然旅馆会有一个漂亮的前台，所以很早就有了“丽丽”（彭静饰），然后丽丽有个混混男朋友（王栎鑫饰），“旁观者”这条线的人物关系确立了。

　　而 “受害者”小文（周美君饰），文晏为她设计了一对离异的父母，“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些破碎家庭的孩子身上，因为他们得不到关爱，尤其特别需要关爱的时候，往往就成为了那个猎物。”

　　在写小文母亲（刘威葳饰）时，文晏想要谈的是“羞耻感”：“就是我们几千年来跟性有关的任何东西，一旦涉及到女性，就是羞耻感，难得是可以去炫耀他的这些东西的，但是女的就见不得人了。小文的母亲当然知道这是别人的错，但是她没有能力去真正跳出来，这种羞耻感是她无法分离的。”

　　“我在写这个四十多岁的女性的时候，脑海里就会跳出很多生活中看到的女性。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很多都是不幸福的，她们经历了从年轻貌美到中年的转换，然后突然在这个时候失去了自信。”

　　随着剧情与人物的交互编织，七位女性形象在剧本中鲜活了起来，这七位还包括一座广场上的玛丽莲·梦露雕像。

　　那是文晏开始写剧本的几个月后，她看到一则新闻，广西那边有个小城市，建了一座号称是世界上最高的梦露像，六个月之后，由于裙子飞得太高，就被拆了。当地的居民打起横幅希望“梦露”不要走，还有一个女孩写了篇文章抒怀。

　　“这个事情很触动我，我就在想，这座那么远的城市，到底对梦露有怎样的了解，为什么会留恋这个雕像？”

　　随后，文晏在女性朋友中做了一个小调查——梦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除了标准答案“美丽性感”，有一个朋友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梦露代表除了爱之外的一切。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文晏：“事实上，我们讲的那么多问题，我们里边每个人物，都跟爱的缺失有关。”

　　“我希望把这些人都写进去，《嘉年华》里总共是七个女性，包括玛丽莲·梦露的雕像。而且，小文可以变成小米，小米可以成为丽丽，丽丽可以成为孩子们的妈妈。她们之间的转换只不过是时间和选择的问题。”

　　“所以我其实写每个女性的时候，不管她们在里面有多么地有问题，我都是带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去写的，因为这不是她们自己的问题。”

　　《嘉年华》选角+内地放映：

　　文艺片市场仍然不太稳定

　　《嘉年华》在威尼斯首映后，许多媒体都对演员的表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文晏坦承，“最重要是你要选对人，你选对了人，后面的事情就都好办。”

　　女律师是七位女性角色中知识分子的代表，文晏知道这个人的气质必须是既强大又温暖的。当时有很多人建议她使用年轻女演员，比较好卖片，但她没有理会。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导演推荐了史可给她，两人一见面，文晏就被史可的状态惊艳了，“完全符合我心目中这个角色的形象”。史可成为《嘉年华》定下来的第一位演员。

　　饰演丽丽的彭静，是副导演选来的，文晏与她深谈了很久。彭静问文晏：“丽丽这个女孩，是不是有点虚荣啊，有点不干净啊。”文晏说：“不是啊，他们有非常不同的人生处境，有些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你成为她，还不一定有她做得好。”

　　“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他也许没有那么高的智慧去走到人生很高的位置，他在他的人生位置里面，付出的勇气可能比我们要多得多。”文晏说，她主要是从这些方面，来把丽丽这个角色注入到年轻的彭静身上。

　　片中的两位小女孩，是花了近半年时间找来的。最初，文晏找了一个经营小演员的公司，但没有特别满意的。

　　有一天，造型指导汪韬跟文晏说，他曾经做过一部电视剧，里面的女孩挺倔的。在试戏环节，这位名叫文淇的女孩也确实较为突出，因而入选。由于她的年龄较小，剧组派她去酒店学习整理房间，一段时间过后，文晏问打扫卫生的阿姨这个孩子怎么样，那些阿姨认真地说：“她铺床单还不太行，找工作不容易。”——她们信以为真了。

　　眼看着都要开机了，小文还没有找到。文晏对陈橡说，这个角色是整部电影的根基，找不到特别满意的小孩，明年春天就不开机了。一整个秋天过去，元旦到来的时候，周美君来了。

　　《嘉年华》里面还有两位主要的男性角色。有人向文晏推荐耿乐演小文父亲的时候，她心里的耿乐还是年轻时候的样子，“吊儿郎当帅哥的状态，觉得肯定不合适”。后来找了一圈还是没有合适的，她决定去见耿乐一面，那时候耿乐的儿子刚满一岁，“他说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当爸，我说太好了，就是这种感觉。”

　　“人家跟我说王栎鑫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人在外地，我们就视频面试了一下，他的头发就是电影里那种颜色，一上来特别能吆喝。我说那就对了，看了那么多年轻的男生，在我面前都特别老实，怎么演混混呢？”文晏回忆。

　　王栎鑫说，他生长的环境比较“社会”，“我住的那个地方，一整片都是居住着黑社会小混混、坐台小姐。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是一栋私房，然后把每一层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然后每一层住的全是社会闲杂人等，我们那的家长，他们的工作就是开一个小茶馆，然后这些人天天打牌，然后我们耳濡目染的天天跟这些人接触，所以身上也会，不是说有那种习气，但是见的也多，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状态。”

　　青少年时期，王栎鑫也跟人打过架，但因为热爱音乐，参加选秀出道后，他还没有真正“混社会”，就出道做了艺人。

　　《嘉年华》在威尼斯首映后，观众一直在鼓掌，久久不离去，耿乐说，这让他想起话剧舞台，“很不适应，真的很不适应”。在媒体评论中，《嘉年华》得到了“文本层次丰富”、“演员表演精彩”等多个方面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