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报北京电 昨天，“WTO与传媒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多家强势媒体的高级领导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者针对入世后中国传媒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讨。在会上,《环球时报》总编辑、《成都商报》报业集团老总、《计算机报》原首席执行官等中国传媒界人士进行了演讲。在演讲者中，作为惟一一家被大会邀请的电影公司，广东巨星影业公司董事长邓建国的演讲成为这次会议的一大亮点。邓建国在演讲中大胆揭示出制约中国电影市场循环不畅的根源，并公然提出：“中国电影太需要观众了!巨星影业不要影院一分钱，我就不信电影票价降不下来!”

　　在昨天的演讲中，邓建国的发言既质朴又真诚，而且他那“农民”式的幽默多次赢得场内人士的笑声和掌声。走上讲坛的邓建国故作发抖状说：“站在这里面对诸位传媒界精英演讲，我这个‘农民’非常紧张。巨星影业的成功是依靠机遇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得来的。至于说我个人为什么成功，我自己也不清楚。我的文化程度不高，高中都没毕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所讲的话也许是‘废话’，但是我保证我所讲的都是真话!”此时，场内一片掌声。在简单介绍了巨星影业的发展经验后，邓建国话锋一转，说：“我现在每天都在思考中国电影的改革问题，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根源是观众太少了!没人走进电影院，何谈电影的发展?况且还面临盗版的骚扰”。

　　邓建国说，中国电影市场曾经有过两次革命，最初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影片好坏，投资大小，都要拿出15万元作为宣传费，这15万元大多都买了油彩被画匠涂在电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后来，大洋影业公司在1996年对电影宣传进行了第一次大型改革，那时由大洋影业发行的《红粉》首次举行演员与观众的见面会，从而提高了宣传发行的力度。接下来，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张艺谋、冯小刚等国内著名导演都跟着这么干。直到今天，这种方式还在延用。但是，我发觉这种方式并不理想，我就见到过这样一个场面，某位香港大明星出现在其电影的观众见面会上，当时影院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然而电影院内却空席过半。这说明了演员参加首映式的方式不足以吸引观众买票看电影，实际意义并不显著。

　　电影市场的第二次革命是由成都5元票价而引起的。但此举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非长久之计。票价降了，观众虽多了，但影院的利润少了，这种做法谁干得长?所以，据我了解，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5元票价”的革命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接下来，邓建国说：“今天，我想借此机会宣布：巨星影业将进行中国电影第三次尝试性革命。即制作方不从影院拿一分钱发行费，把电影免费给影院去放映。利用电影加带广告的方式收回制作成本。不跟影院分一分钱票房，我就不信电影票价降不下来，电影票价降下来，我就不信观众不进电影院。如果从根本上把电影票价降下来，那么我想观众也会甘心接受影片中的广告。因为，是广告商在请观众看电影。”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其一，电影的发展需要发行方和制作方的密切合作，而目前电影制作方和发行方存在的矛盾很大，尤为突出的是虚报票房的问题。如果制作方不从影院分票房了，那就不会有虚报票房的问题。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电影市场恶性循环的症结，化解制作方与发行方的矛盾。其二，众所周知，电影无论从品质还是品味都要高于电视，具有良好品牌形象的广告商应该更愿意通过电影胶片的高清晰和高品质进行宣传。其三，我是乡村放映员出身，中国的人口主体是农民，农民们同样需要电影艺术。然而，走村串乡的流动放映队的背篓里大多都是过时的老片子。原因很简单，他们买不起新片子。通过票房分成转嫁广告的方式，那么中国的广大农民也能尽早地看到新影片，这对扩大中国电影市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巨星影业公司已与永乐影业公司签约，将正在制作当中的《正午的供词》、《刘三姐》等3部影片‘卖’给永乐，票房收入分文不取，只需在其发行的500家影院播放影片时播放3分钟广告。”最后，邓建国说：“以广告代替票房的尝试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是否成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但是中国电影太需要改革了。巨星影业愿为中国电影的发展身先士卒，为中国电影的发展尽己之力!”

　　邓建国结束演讲走下讲台后，立即被众人团团围住。一位与邓建国熟识的业内人士打趣地说：“真没想到你这个没文化的农民会有如此精彩的演讲!”邓建国幽默地说：“别瞧不起我们农民!”记者马健龙